2007年，原重慶慶江機器廠生活區。該廠始建於1966年，位於距離市區約25公里的魚洞鎮。廠區於1999年被廢棄
多年以後，羅塵帶著紀錄片團隊重回三線時，想起的是父親將他扛在肩膀上走在剛竣工的湖南省煤炭機械廠的那個傍晚。當時夕陽西下霞光滿天，工廠里四處紅彤彤的，廠區後面的家屬區還在建設中，熱火朝天，人聲鼎沸。
父親也還年輕，一路走得鬥志昂揚，他指著四處，對5歲的兒子說，你看，這路，那電線桿，還有學校，都是他們一手搞出來的。
這是一塊新開闢的天地。
羅塵1979年出生在湘中腹地的三線工廠，16歲時離開，先去長沙，然後是北京，當時他年輕氣盛，只覺得窩在山溝的工廠缺乏希望。他先寫小說，後來拍紀錄片，成為大城市裡的文藝男。一次拍電影選景，他重回工廠舊址，才第一次知道，那麼一大片區域，有一個統一的稱謂：三線地區。
「作為三線的後人，我一直並不清楚那段歷史。」羅塵說。他發現，原來熟悉的東西其實很陌生。
羅塵決心要「尋找失落的世界」，用兩個月時間拍攝，又花了一個月剪輯，最後完成了一部10集紀錄片——《三線往事》。
一場神秘的報效祖國運動
幼年呆過的工廠，荒草瘋長，沒什麼人，但凡有一些路子的人，都離開了。廠房成了村民的豬圈，非常破敗。他又到貴州一帶看景，那裡的三線工廠也很淒涼，紅磚瓦房，五角星，領袖像，標語，都在，但物是人非，「我親身經歷過曾經的繁榮的熱氣騰騰的場面，怎麼現在就變得如此冷清淒涼？」
當年的工人都已風燭殘年，並已經隨著工廠的衰落離開了當地。然而他們到哪兒都感到有些格格不入，為了記憶能有所依託，他們自發組建了許多聯誼會，找到一個就會找到一群。
羅塵說，「他們特別願意傾訴，因為好多年沒人關注他們曾經的輝煌年代了，那時一個八級鉗工是很牛的，有種自豪感，『我有技術』。」
那也是一場運動。它不同於知識青年下鄉，也不同於文革串聯，它是一場「報效祖國」的運動。
1960年代，國際局勢緊張，中國周邊戰火不斷。當時中國主要的工業70%分布在沿海大中城市。為了備戰備荒，國家在第三個五年計劃里提出全面重點抓好三線建設。
所謂三線，是從地理上劃分的，沿海地區是一線，中部地區是二線，西部縱深地帶是三線，涉及13個省和自治區。三線建設從1964年至1980年，共投入2052.68億元，幾百萬工人、幹部、知識分子、解放軍官兵和上千萬的民工建設者，就像羅塵父親那樣，從各自的故鄉出發，來到西南三線地區。
當時有一句口號：「備戰備荒為人民，好人好馬上三線」。
倪同正當年就是這「好人好馬」中的一員，他從上海出發，奔赴四川彭州山區，在那裡參與建設了錦江油泵油嘴廠。
如今已是花甲老者的他，回到上海，創建了「三線錦江人」博客，這成為他們三線人的一個聯誼窗口，除了當年的錦江廠的同事，別的工廠的三線人也慕名而來，尋找共同的回憶。
倪同正很喜歡電視劇《三國演義》的片尾曲：「湮沒了黃塵古道，荒蕪了烽火邊城，歲月啊，你帶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姓名……」
按照當年的習慣，倪同正稱自己是「支內」，支援內地建設之意。三線在當年是一個隱秘的詞兒，從未出現在公開的報道中，甚至連具體的通信地址都沒有，對外，每個工廠只有一個經過編號的信箱作為代表。
多年後，賈樟柯拍攝了一部關於三線的電影——《24城》，講述一個編號為402的成都三線老工廠，專事生產飛機發動機，如何變成了商業樓盤24城。他去成都取景，想看看工廠的全貌，就爬上附近的制高點——一座立交橋，但只看到一片濃密的樹林，隱約有廠房的影子，但是什麼都看不見。
「三線」這個詞真正出現在《人民日報》上時，已經是1980年代以後。然而30多年過去，這段歷史始終徘徊在主流之外。
今年76歲的國家計委原三線建設調整辦公室主任王春才，退休後一直致力於記錄三線，他曾寫過一本書，題目是《彭德懷在三線》。他說，北京一家媒體在發表他的《蒼涼記彭總》時，將文中幾次提到的「彭德懷在三線」——那時，彭德懷元帥在「大三線」任第三副主任，分管電力、石油、天然氣和煤炭——都改成了「彭德懷在三八線」。
編輯事後來找王春才道歉，他笑了笑說，沒什麼，都怪我們宣傳三線太少了。
上世紀60 年代末的四川大三線工廠聯合運動會上，手持衝鋒鎗參加入場儀式的工人們
「除了火葬場沒有，該有的都有了」
劉光武31歲那年，從無錫油罐廠調到四川彭州地區支援三線建設，他們廠子是當時全國僅有的一家油罐廠，很多人起初並不願意離開無錫這個「魚米之鄉」。當時廠子裡召開2500人的全體職工大會，黨委書記會上宣布：「這是政治任務，不管你願不願意，都必須主動報名，接受黨組織的挑選。」
羅塵找到他時，他說當年沒覺得太苦：「知識分子過田園生活，想想其實也還比較愜意。」那是三線建設高潮期，全國人民生活也普遍簡單，工廠自己開發了豆腐房、煤房，還修了郵局，辦了商店，「除了火葬場沒有，該有的都有了」。
又封閉，又完備，是所有三線廠的共同特徵。羅塵的幼兒園、小學、中學、技校都是在工廠內部讀完，不出意外的話，很多人之後進入車間，所有看到的人都是熟人，你的妻子可能和你在幼兒園的時候就認識。
所幸這個大部分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小社會，經常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娛休閒活動，隔三差五賽場籃球，或看場電影（附近山上的猴子們也一起看），連技術大比武這樣的競賽，也顯得趣味橫生，總能讓工人們感到某種愜意。
直到改革開放後，外面的世界開始「搞活」並豐富起來，三線廠區才顯得乏味起來，但在最初一段時間，昂揚的鬥志和年輕人的激情，使得一切都顯得生機勃勃。
當時，整個三線建設，從全國各地抽調400萬知識分子和技術骨幹，幾乎是當時國內大部分的精英，如此規模龐大的人口遷移，原本是一項極為複雜的工程，但在那個特殊年代，一切變得簡單。
1960年代，上海光學儀器廠受命在貴陽創建一家新的光學儀器廠：新天光學儀器廠。800多名內遷職工、復退軍人、新分配進廠的大中專畢業生，以及1050名家屬，從上海遷出戶口，把家中所有物件打包裝箱，乘上了遠赴貴陽的火車，從動員到出發，僅用了10天時間。
羅塵在拍攝中發現，當時的三線人的行李中，有三樣東西堪稱標配：一是《語錄》，一個是四卷本《選集》，然後才是與生活相關的物件，一個木製箱子。
羅塵的父親就是帶著這老三樣，和他母親一起「支內」的。父親是一名車工，母親則是家屬加工廠流水線上的一個女工。「家屬加工廠」也是三線特殊產物，為了解決隨之而來的工人的家屬就業，大多是做鐵釘之類沒有太多技術含量的工作。
那時候，羅塵還是小孩子，父母期望他將來也能當工人，那才是最穩妥的鐵飯碗。
王小帥和羅塵一樣，也是第二代三線人，14歲前，他一直在三線廠里生活，後來為了祭奠那個年月，他拍了電影《青紅》。
「六七十年代，工人在當地非常厲害，一個月能夠領到五六十塊錢的工資，日子很好過的。到趕集的時候，去寨子買雞買魚，附近山民覺得工人都太有錢了。」王小帥說，工人都很有優越感，接父母的班，做個工人，是三線當時的不二法則，進工廠，就端上了鐵飯碗，有福利，有勞保。「我們少年時期穿的褲子鞋子，都是工廠發的勞保用品，那種翻毛皮鞋，農民提著一籃子雞蛋來換，挺貴的。」
一陣風一樣，什麼都過去了
1978年後，中國改革開放，戰爭的陰霾漸漸遠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了過去的政治口號，為戰爭而準備的三線建設，慢慢失去了它原本的作用，崇山峻岭中的三線人，忽然發現自己曾無比自豪的優越感消失了。
一陣風一樣，什麼都過去了。
王小帥的父親所在的新天光學儀器廠從1990年起連續12年虧損，企業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職工有8年沒加過工資。人們在失望中動搖，有的內退回上海，有人去深圳、四川謀生，或與人合股開廠，幾年中流失的本科大學生將近400人。他記得，工人們幾個月沒發工資，而附近山民卻慢慢富起來，工人們趕集時都變得低三下四。
進入90年代後，情況愈發糟糕，市場經濟深入發展，而大多數三線企業缺乏地利、資源優勢和市場意識，效益急劇下滑，工廠停產或半停產，職工大批下崗，女四十、男五十「一刀切」。然而，這些在這裡耗費了大半人生的人們，對於外面的一切，都感到無法適應。
1995年羅塵離開三線時，第一次坐計程車都覺得有些惶恐，朋友帶著他去擦皮鞋，他簡直不能接受，「怎麼能讓一個人蹲在你面前，為你擦皮鞋？」
他說，在三線廠區，大家都是平等的，不論誰的父母當什麼級別的領導，大家都是熟人。互相之間唯一攀比的是：你是第幾批來的？來得早，資格就老，就能多獲得一些尊重，勞保福利也多一些，但不會出現讓誰低聲下氣為誰服務這回事。
這種隔膜，也經常發生在羅塵如今和父母聊天時。三線作風成為一種印記，刻在父母日常生活的一切細節中，但在這個飛速變化的社會，很多事情他們早已經無法理解。
送兒子上火車遠行時，他們掛在嘴邊的話是，好好工作，聽組織的話，聽領導安排；看到大兒子經商中的很多操作，他們膽戰心驚，不停地勸說：怎麼能這麼干，怎麼敢這麼干？
兒子解釋，我們現在沒有領導了啊，都是打工，這家不要，就去那家干，可以雙向選擇。父親卻覺得，這怎麼可以呢？
在海口，有七八家三線子弟，於是，逢年過節，父母就張羅著大家一起吃飯，然後坐下來一起聊天，當年一起修水庫的誰誰誰又死了，當年成品車間的某某又如何了。這些當年因宏大理想背井離鄉的人，現在卻從不談論宏大的東西，回憶的，只是人。
他們聊得興高采烈，作為旁觀者的羅塵，卻有些傷感。羅塵說，他30歲以後開始逐漸理解父母，他們需要這些回憶，當一個人最好的青年時光奉獻給工廠，卻在後來得不到認可，他的存在感就沒有了。這些曾經的同事，擁有曾經綁在一起的時光，看到你就看到我自己。
但曾經的一切是否有價值？沒人討論這些。曾經的三線工人不討論，社會也不討論。事實上，幾乎沒人記得他們，四十多年來的任何一個周年紀念日，沒有任何人想起這件事。
父親現在說的最多的一句是：「搞不懂了。」還有一句是，我們那一代的榮譽感，都是被忽悠出來的。
但羅塵也不想下什麼結論，「我不想去評論他們，只是做一個陳述者。」
父親看完片子，給羅塵打來電話：「做得不錯，是這意思。」
「想當年戶口遷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鐘」
三線廠子衰落後，那些曾經支內的三線人，開始試圖返回原鄉，他們戲稱這是「一江春水向東流」。
新天光學儀器廠的上海工人，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上海奉賢西渡一帶的小區樓盤廣告：「三萬元申報上海戶口。」這裡遠離上海市區，是房價窪地，這讓他們看到希望，很多人拼拼湊湊，買下一間小戶型，前後不過一二年，西渡一帶小區里就聚起了一個小新天。
400多名回滬定居的「小新天」，每月退休金都要從遙遠的貴州寄來，為了節省寄費，老工人們在西渡一家門檻較低的銀行開了一個集體戶頭。
這些久別故鄉的老上海人，買下房子想遷回戶口時，卻發現困難重重，為證明自己曾經是「三線」人，需要各種文件各種手續，一位工人幾經周折還是因為缺少某份文書，無法落戶，他不僅悲從中來：「我是響應黨和國家號召支援三線去的，為國家建設拼死拼活，現在服務期滿，回家鄉過退休生活，報個戶口這麼困難？想當年我戶口遷出上海，才用了不到十分鐘。」
他們的上海話已不純正，辦證人員向他們投來「外來人員」的冰冷眼光，使人莫名生出一種「矮人一截」的感覺。
倪同正說，2006年5月，按照上海市府的統一規定，須將原來辦理的臨時戶口換成暫住證。他的一位朋友帶上備齊的資料證件去街道「外來務工人員暫住戶口申報」點辦理時，心頭很是不快：我當年是響應黨的號召，肩負上海人民的重託支援內地建設的，現在完成任務回家，倒成了外來務工人員。
暫住證另附一張登記卡，要求每月到所在居委會報到蓋章，每半年再到街道外來人員辦理處劃卡驗證。「這怎麼有點像勞改犯監外執行了呢？」但想要三年後申報上海戶口，這是必須的條件之一。
當年，上海是「支內」重鎮。倪同正說，那時上海火車站的月台上，有兩類人，一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二就是準備支援三線的技術工人和知識分子。他們胸口戴著大紅花，風光無限，車站廣播里不停傳出激動的聲音：到哪兒都是上海人，故鄉等你歸來。
這樣的表態也發生在動員大會上。很多人記得，當年開動員大會時，時任上海市總工會副主席的周炳坤親臨會場，說：「你們永遠是上海的兒女！」
羅塵說，對於這些三線人來說，故鄉就是詩人余光中說的「回不去的地方」，無論到哪裡，他們都是「他者」，以至於王小帥這樣感慨，「我羨慕有祖墳的人。」
作者：劉炎迅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1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