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80後作家中的叛逆符號，如今年入不惑

這背後當然有著與創作本身相關的原因。從賴以成名的處女作《北京娃娃》起，春樹的小說總是被稱為自傳體，她的「自我」始終醒目地存在著，無論故事和人物如何改換，都不妨礙一股獨白的氣息撲面而來。「我對這個世界的興趣或者對別人的興趣，好像沒有對自己的興趣大。」春樹很清楚自己的這種偏重與慣性，所以她渴望突破，試圖學習如何使用虛構。可不管怎麼努力，結果都好像是徒勞的，對經歷和體驗的依賴仿若天性一般緊緊跟隨著她，就是擺脫不掉。

走不出敘述路徑的圍城，書寫的空間也便難以擴展。跨過以文字抒一時憂傷的階段，她已不願再做零敲碎打的表達，她想去觸碰更具意義的命題：「它要在文學上立得住，尤其在這個作品是自己為自己負責的狀態下。」

除了創作的謎局，困境的根須還深深扎在生活的泥淖之中。「一個人如果很難搞定自己，真的是會反映到寫作上的。」這十年里，春樹結婚、出國、生育、離婚，雖然過程並非全然的兵荒馬亂，曲曲折折中卻有太多滿目狼藉的時刻：她德語學得斷斷續續，在柏林認識的人也不多，疏離和孤獨常常冒出頭來；好多次想過回國，孩子又牽絆住了腳步；育兒實在費時費力，不僅身心疲憊，中間還一度抑鬱……一切就像肚子上那幾條惱人的妊娠紋，即使塗抹過了各種祛痕油，還是醜陋、頑強地存在著。

「20歲左右的時候，我對人生非常篤定，起碼我信賴我所信賴的，那麼我的寫作就可以底氣很足。後來半信半疑的時候就很麻煩，完全沒法寫了。（而且）青少年時期，人生有很多支撐點，當年齡變大，這些支撐點會有變化，有的就沒有了，這個時候人生想法就沒有原來那麼樂觀了。」春樹說。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這條生活的軌跡也從一開始就推翻了那個以青春搭建起來的文學幻象。當人們還期待著她會像《時代》周刊寫的一樣，「打破既有的程式和規則，尋求自我的個性解放」，卻轉眼發現她倒向了看似傳統而又尋常的人生。她用詩句記下了隨之而來譁然和失望：「記得我剛結婚那會兒/有些讀者如喪考妣/你為什麼要結婚呢……我生了孩子以後/他們又說/太不可思議了/你居然有了自己的孩子」。對此，她起初還會予以回擊、爭辯，後來她想明白了：「我與我的讀者，共同創造了一個虛幻的世界，像神話一樣，神話是肯定要破滅的。」

有時候春樹也會想起從前的時光，但也僅限於想起而已，因為沒有人可以一直活在21歲，而且她絲毫沒動過停留的念頭：「我是一個真實的人，我想繼續向前走。」她並不後悔所有做出過的選擇，就算這些選擇讓她狼狽不堪，她還是覺得自己足夠幸運了：「我一直希望自己避免被徹底地打擊、改變，我遭遇的時間已經比較晚了，我曾經的朋友們很多都早早地遭遇，告別了他們的理想。」

春樹作品系列。圖/受訪者提供

叛逆的青春無法持續

「我們80後是少有的一代，特別希望走一條新路。」對於自己這代人的本色，春樹至今仍然堅信不疑，就像她從來都不否認當初《時代》周刊給予自己的描述和評價，哪怕其中不免有著些許西方想像式的放大：「它雖然不是我的全部，但一定是我很重要的一部分特質，這不用懷疑，絕對是真的。」

2004年的那篇報道中，春樹和她的同輩們被冠以 「The New Radicals」（新激進分子）的定義，在美國記者眼裡，他們如同曾經的嬉皮士和垮掉的一代，展現出了另類的面目，並且正在迅速擴張著自己的群體規模。與此同時，文章也提出了另一個結論：在中國新興的消費文化中，這種另類已成為一大增長點。

之後的幾年，這個判斷得到了充分的印證。這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的確成長為耀眼的勢力，他們宛如偶像一般吸引著少男少女的瘋狂追隨，創造出一個又一個文化奇觀與商業神話。而在這過程中，除了媒體推波助瀾的關注與討論，出版商的運作也是保駕護航的一個重要角色。幾乎每一個文學少年的身後都站著精明的出版人，郭敬明有春風文藝的時祥選、長江文藝的金麗華，韓寒有路金波，春樹出第一本書時，磨鐵的沈浩波建議她穿著肚兜亮相簽售會。

只是不過十年光景，這幕光怪的盛景便徐徐落幕了。在春樹陷入創作低谷的前後，所有的變化都漸次浮出水面：建立起商業帝國的郭敬明開始將重心轉向影視，笛安成為作協研討會的主角，張悅然登上了高校的三尺講台……還有許多人悄悄地消隱，化為一道道轉瞬即逝的流星。一場青春文學的風暴就這樣匆匆刮過，似乎沒留下太多痕跡。

春樹覺得，這樣的結果並不算意外：「時代短暫地允許（我們）這樣的形象存在，但是這種叛逆的形象沒有辦法持續，因為（叛逆）如果往深里走，一定要涉及更多的東西。所以你必須變得暗淡，要麼走特別商業的路線，要麼進入文學體制，要麼被忽視。除此以外，我沒找到什麼更好的生存的辦法。」

在她看來，對生活的選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早期的價值觀，而他們這群人雖然被當作一個群體，卻從來都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她甚至理解那些徹底離開的人：「文學跟生活不是一個絕對牴觸的事情，只是年齡越大，生活壓力越大，你會越來越發現文學的純粹性需要花費好多時間。我們的寫作無法拯救我們的日常生活——曾經一度我以為是可以的，當他們發現寫作救不了生活時，如果想要過得好一點，只能拋棄寫作。」

她也沒有所謂「走散」的感覺，無論如何，總有人仍在寫著，而且還有80後在以新的方式登場。「比如東北的三個作家（雙雪濤、班宇、鄭執），我們之間隔了很長時間，但是其實年齡段是一樣的，我們當時喜歡寫青春校園，他們直接就寫社會，我們喜歡寫自己這代，他們寫上一代寫父輩，正好輪到80後開始懷舊，就有很多人愛看。」

當然，失落不是一點沒有。「我前幾年才發現過得特別好的幾個人居然都是『文二代』，我之前怎麼這麼幼稚，還以為他們是因為幸運，確實是因為幸運——另一方面的幸運。」在春樹那裡，這倒不是公平與否的問題，而是可笑又可悲。可笑的是，世界的邏輯仍舊沒有站在才華和意志一邊；可悲的是，這樣的世界不是他們以前想像的未來——「至少不是我小時候以為的未來」。

不過，就算見到了這些赤裸的真相，春樹也不打算再像從前那樣擺出一副劍拔弩張的架勢了，因為「這世界太荒誕，荒誕到根本不值得嚴肅地對待」。17歲的時候，她覺得「真正的人生應該是戰鬥，真正的活著就應該鋒芒畢露」；如今她只覺得，如果一個人太過認真地對待生活，遲早是會崩潰的。

春樹。圖/chunshu

給自己一個交代

儘管生活的狼藉和創作的困境依然沒有完全退散，春樹還是重新撿起了筆來。她慢慢地接受了一個現實，與其自我懷疑下去，不如先從廢墟裡邊找找，看還有什麼可以寫的，或者還有什麼是自己一直忽視而沒有寫過的。

2019年，她終於時隔九年交出長篇新作《乳牙》。這是她第一次沒能一氣呵成的作品，既是因為只能在孩子熟睡的深夜創作，也因為要處理的是從未書寫過的中年體驗。但她還是堅持完成了，她需要證明自己還能寫：「文學這個東西讓我快樂，如果沒有辦法再寫作了，會覺得很傷心。」

此前，春樹的每一本書幾乎都會在出版宣傳的包裝中被稱為轉型之作。然而對她自己而言，《乳牙》才是真正承上啟下的。雖然在這17萬字的講述中，往日的憂傷和憤懣仍有殘存，字句之間卻已顯露平和與釋然。它像是一塊鋪路石般連接著青春昨日與人生未來，並且依稀可見更多潛在的可能，正如小說中的一句話：「我像一個大病初癒或是重見光明的盲人，抑或是戰爭倖存者，看待周遭事物又有了新的視角。」

《乳牙》的最後，「我」聞著兒子身上的奶香味哄他睡覺，當所有的兒歌和流行歌曲都被唱完時，一首一首的老歌突然從嘴裡湧出，那些歌老得記不全歌詞了甚至它們原本就不屬於「我」這代人，卻又實實在在是童年裡熟悉的旋律。這是一個暗藏心思的設計，它不僅僅是結尾，同時也是未完待續的引子，因為下一部作品，春樹已決定要寫童年了，寫80年代到90年代山東老家的鄉村——「這對我自己是一個交代。」

她曾在很多地方，用幾乎一模一樣的話描述過那座村莊：「我老家的地形算是一半平原一半丘陵，起伏不平。三面環山，另外一面是馬路，走出去，走很遠，就是大海。小時候覺得很遠很遠，後來有了車了，修了路了，只要一個多小時，就能從村裡開到海邊了……」這些年的異國漂泊里，除了千禧年左右的北京，這片三面環山的土地也常常出現在春樹的鄉愁夢裡。而從更大的意義上，正在或者已經消失的鄉村生活，亦可以成為所有人共同的鄉愁，所以春樹希望，之後的這本書可以穿過潮流式的表面，寫得儘可能沉潛一些。

同時書寫的也將包括鄉村裡那些作為長輩的女人們，可能是媽媽、姥姥或者奶奶，可能是三姨或者小姨，也可能是三姑。她們曾帶給缺少父親陪伴的童年春樹以親情，也在春樹成為母親之後成為她探究女性身份與命運的窗口：「我以及我的朋友們還是太小眾了，她們才是那個最普通的大多數。」

也只有在這些女性長輩身上，春樹才確證活著是有可以信賴的真實狀態的。而更多時候，她覺得自己習慣時刻監控著別人的漏洞，從那些未經懷疑的生活里找出無法自洽的陷阱。這癖好看似奇特，卻未必是一件壞事，至少說明她還保持著一雙文學的眼睛，還遠遠沒有到一個創作者「最後的時刻」。

發於2023.12.11總第1120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春樹四十

記者：徐鵬遠

編輯：楊時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