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1月18日電 (薛宇飛)18日下午，在中國新聞社舉辦的「國是論壇：2024年會」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楊偉民以「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為主題作出發言。他稱，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是黨的二十大以及近年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反覆強調的一個重大課題，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應有之義，也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運行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
楊偉民認為，2023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社會預期偏弱」，說明了當前存在一些困難，也與經濟治理中時、度、效把握不無關係。因此，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方針——先立後破。
他說：「『先立後破』不是針對企業，不是針對消費者，也不是針對市場的，而是對政府的經濟治理而言。經濟發展中的立新與破舊是永恆的，經濟發展過程就是新興產業與傳統產業、新動能與舊動能、新技術與成熟技術、新產品與老產品、新發展模式與傳統發展模式等動態平衡的過程。如果在新的還沒有成長起來的時候就淘汰舊的，會帶來經濟減速。」
楊偉民稱，先立後破，要求各地區、各部門在經濟治理中遵循規律，尊重市場，處理好新與舊、立與破的關係，不能依賴本部門、本地區的認識而盲動。總之，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不僅具有長遠意義，也對當前鞏固經濟回升向好態勢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緊迫性。
對於如何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他提出，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各項目標任務，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也就是說，不僅經濟發展要靠市場配置資源來實現，生態保護、共同富裕、雙碳目標等也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政府主要是通過法制進行規範，並輔之以經濟政策引導市場的資源配置。
二是，堅持推動經濟發展在法治軌道上運行。三是，堅持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宏觀經濟治理中要把握好各項目標、政策、手段之間的平衡，要把握好治理的時機、力度、效果，防止用力不均，方向相扭，顧此失彼、合成謬誤、下猛藥或者強刺激。
多目標平衡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增長、就業、物價、國際收支四大宏觀調控目標之間的平衡；二是在經濟發展、生態環保、生產安全、共同富裕、雙碳目標等之間的平衡；三是把握好目標之間的主次。多目標並不是一樣高，總是有首要和次要。對高質量發展也要全面認識，高質量發展是質量與數量的統一，只有數量沒有質量，不是高質量發展。同樣，沒有數量也談不上高質量發展，因為高質量發展首先還是要有發展，也就是有GDP的增量。
四是，堅持政策取向一致性。宏觀經濟治理的政策是多樣化的，但各項政策必須保持一致性，增強協同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五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儘可能減少指標，不應通過設置指標的名義干預市場和市場主體的行為。要區分指標的屬性，國家「十一五」規劃首次區分了預期性指標和約束性指標，並明確預期性指標是國家期望的發展目標，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預期性指標是不能夠層層分解的，因為它是預期的，只是一種引導，不是約束。約束性指標是在預期性基礎之上進一步明確並強化了政府職責的指標，政府要通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和有效運用行政力量，確保實現。約束性指標是用來約束政府行為，不是約束企業行為和消費者行為的，不應該隨意擴大約束性指標的範圍，並壓給各地方、層層分解。
六是，堅持精準問責。實踐證明，有些目標或指標不易通過分解到各地區、再層層分解的方式來落實，而且不是任何任務都能夠精準責任到人。工作要落實，但抓落實並不等於抓問責。比如，一個行政區能源消費總量的增減很難精確責任到人，如果非要找出一個責任人，並規定若完不成就要問責，那他就會面臨經濟學意義上的權衡取捨問題，很容易只顧一點，不顧其餘。如果他有權分解，就會把責任推給下一級政府，最終就會落到沒有權力再分配的最基層，最基層就是企業，最終很可能會出現一個小小的蝴蝶帶來宏觀經濟運行的波動，或者說不穩定性。
楊偉民最後稱，完善宏觀經濟治理、提高經濟治理效能，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當中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需要在實踐當中不斷總結提高，在理論上不斷研究提煉。
(更多報道線索，請聯繫本文作者薛宇飛：[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