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燦然 × 廖偉棠：詩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種藝術

「詩是我們通向這個社會時令人保持清醒的試紙」

廖偉棠：黃燦然當時在香港提出一個半開玩笑的概念，叫「後青年」，他們不肯說自己是中年。等他們再大一點，我們去接上了「後青年」的旗幟。後來發現「後青年」也不行了，我們又發明了一個「前中年」。後來「前中年」都有點繃不住了，我又發明了一個叫詞叫「微中年」。我們現在就是「微中年」，還好，就是還沒有到中年。

黃燦然：我們必須得認清現實，今年我已經 60 歲了。

廖偉棠：你已經是很快要變成老人家了。

黃燦然：反正我就是已經 60 歲了。你看 60 歲是個什麼概念？好可怕，難想像。今天我們要聊「青年」，這個題目比較有意思，就是說我們可以聊中年，因為青年們也會有中年、老年。廖偉棠當時就是一個年輕人。

廖偉棠：認識你的時候，我 21歲。

黃燦然：比我想像的老了。我原來感覺到你就是更像個十八九歲的樣子。他在香港也沒朋友，就給我打了個電話說，黃燦然，我來你家了，我已經在樓下了。

廖偉棠：其實有一個關鍵人物，就是陳侗老師。我很早就認識他，陳侗老師在那廣州美院開博爾赫斯書店的時候，我已經是他的常客。他知道我要去香港，就手寫了一個電話號碼給我，他說你有事就可以找他，這個是黃燦然的電話。

那一年真的就是對我來說很重要。我一直都當他是老師，因為這一年我的很多觀念，對詩歌的觀念、對人生的觀念都受到了燦然的啟發。那時候我還是個少年，他是個青年，也不是故意扣題，我覺得燦然的詩直到現在也還有很多青年的氣質。 他的銳氣和倔強，與世界表面上好像很和諧，實際上卻充滿了較勁的地方。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因為二十年前跟你同齡的人都在說「中年寫作」嘛，但是其實他們當時也就三十出頭而已對不對？其實現在看回來這個中年寫作也就是一個說法而已。

黃燦然：你說的這個就是迴避中年。

廖偉棠：不是迴避，我覺得我們可以直接跳過中年進入老年是最好的。其實我很嚮往老年，因為我對中年的個刻板印象太強了，覺得中年就是油膩，所以總是覺得能跳過就跳過。

黃燦然：相反我覺得中年還是更好。當你真正的到 60 歲，你的想法可能就不一樣了。剛才想到，廖偉棠說的影響，把我當成前輩，我倒是有個想法。我特別想講廖偉棠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包括今天這個場合，強調這一點，但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我跟廖偉棠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人，這才有意思。

說實話，如果是對你，我也只算是小前輩而已，我們差了 12 歲。就是說有這些年輕人，如果一個青年跟上一輩，無論是小前輩還是老前輩，去模仿他，或者說向他學習，結果學成和他差不多的樣子，這是完全沒價值的。我跟廖偉棠是兩個無論在生活、行動各方面都完全不一樣的人。這點是我覺得所謂的前輩跟後輩的關係，而不是說一個拷貝另外一個，形成一個團體或者說一個流派。

廖偉棠：對，那種最可怕。

黃燦然：我是最反對這種的。我現在還有時候看到一些年輕人，他們說「喜歡某某」，好像很崇拜。但問題是你寫出的東西跟人家一樣，又學不到家。模仿人家，但問題是你有什麼價值？還有比如說我強調過「喜歡某某」，就變成好像我喜歡這個某某，這個人可能比較晦澀、比較先鋒，好像我自己就有價值一樣。就像我們追求時裝，時裝又不是你的，你只是消費而已。我很喜歡、崇拜這個人，就寫的跟他差不多，行為方式也跟他差不多，這樣就沒有價值。

如果你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你喜歡這個某某，事實上前面還有個三十來歲也喜歡這個某某。而且如果有一個，就會有第二個，甚至十來個，但問題是你沒有去看看前面這些喜歡某某的人有沒有任何成就。

廖偉棠：這就是中國詩歌。有一點我是很警惕，或者說白了很不喜歡的，就是中國詩歌的江湖味很重，有江湖就會有論資排輩，還有一點就是師門傳承。這種是很可笑的，你在別的領域，就算你在學術界，你去講什麼師門都已經夠令人尷尬的了。但你要文學創作，還是一個最自由的文體——詩歌是最反叛的文體。如果某個詩人的風格形成一個派系、一個詩門，其實往往就證明了這個詩人本身的詩歌寫作有問題、很脆弱。因為真正好的都是「學我者死」，你要學我你就完蛋了，那種詩歌才是真正立得住腳的詩歌。

黃燦然：所以有人問應該怎麼讀詩，我都會說，年輕人，你就去讀，選一兩個、兩三個前輩來好好地尊敬，好好研讀。 你可以去讀外國詩人，讀我們古典詩人，但你在面對這些的時候應該有一種反叛精神。剛才廖偉棠提到這點，他受過我一些啟發，但這些可能只是在一個人生階段的剛好碰巧的啟發。就像我們認識是偶然的一樣，但我們又是兩個完全相反的人，要互相衝突、可能還要吵架。

我就覺得這種關係是我比較喜歡和欣慰的。最重要的是，在我們這個社會、這個時代，無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我們都會被別的東西左右。但我們要追求精神上的獨立是有可能的。偏偏這點又非常困難，代價也會很大，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尤其在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或是某種思想其實是最容易影響一代人的東西，但文學、詩歌卻是最不容易被洗腦的。

詩人是一個孤獨的個體，你讀詩人就是在讀另外一個孤獨的個體。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它不是一種潮流，它就不會給你帶來損害，也不會把你引上歧路，也不會給你引上什麼正途。因為文學就是你想尋求的某種自由、某種獨立的東西。它不會像玄學，容易讓人成為追隨者。

詩歌無疑能夠給我們的，就是它不容易被洗腦，讀詩的人或是詩人很重要的是單獨的個體，那麼一點點精神上的獨立也是有可能的。

廖偉棠：諸位應該都比我們年輕，大多數人青春所處的世界都比我們青春的世界要艱難很多。並不是說我們那時候——他的青春 80 年代、我的青春 90 年代——看起來平凡，獲得資源也很難，但是我覺得都沒有比你們更難。

你們可能會獲得很多資源，但資源反而起反作用力。詩能給予你一種清醒。 因為詩是最不可能被利用的一種藝術。我們可以看到用電影、用詩來為意識形態宣傳，但是詩只要一沾染這種功利性目的的話，就會有一種惡臭出現，我們都能聞到：這個詩人是在用他的詩去輸出，或者用他的詩來捍衛某種東西，但他的心卻不是詩，他不是想跟我們分享這一首詩，而是想分享這首詩背後的有些東西。

所以詩，就像pH 試紙一樣，一被污染，馬上就會呈現出來。就像帕斯捷爾納克說詩是一種護身符、一種通行證，因為它有一些很敏感的東西。而這種敏感來自於詩人的敏感，他把敏感加到詩裡邊，我們獲得詩。 詩是我們通向這個社會時令人保持清醒的試紙。

「從古典的東西裡面

能收穫一些深遠的影響」

黃燦然：聊起青年，我不是要說會有某種反叛精神，實際上這個東西也不用強調，每一個人都會有的。當我回顧起我自己的青年時代時，我倒是有另外一種有意思的東西： 我覺得老人家說話好像就是無心的，他們可能給過你一句話，你之後再仔細想想，說不定不久之後就會給你帶來某種很有意思的啟示。

拿我自己來說，最重要的事就是我的命運被一個老人家，被我的大舅改變了。

我當時十四五歲就去了香港，不懂廣東話，也不懂英文，去工廠當了童工。大概這樣做了幾年，快 20 歲的時候，我回老家泉州。大舅就來看我們，他說：「燦 然，既然你這麼喜歡讀書，你應該去念大學。」那個時候我在工廠上班，但還是很喜歡讀書。我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讀書、買書。司馬長風寫了三卷本《中國新文學史》，我就按這裡面的書單來買書。大舅要我去上學，但我當時完全沒有想到，在工廠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因為在那裡沒有任何一個工友會讀書，我讀書會被別人笑。

他說我應該去讀書，讀大學。他告訴我，廣州有個暨南大學，而且他們的主要招生對象就是海外港澳這些僑胞。我覺得我舅舅本身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現象，因為他在一個很偏僻的農村，但他得到的信息卻非常準確。就好像他有這樣一個信息，就是要為了傳給一個人，也就是傳給我，不然他的信息有什麼用呢？就比如我們寫了一首詩，這首詩到底有什麼用？根本沒用。但對某些來人說可能是一條很重要的信息。這條信息他給任何人說都沒用，但剛好就可以用在我身上，這太神奇了。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我要念大學，但英語一個字都不懂，我的英文很差， 二十六個字母都寫不完，因為我從初一念到高二，之後就去香港了，高二沒念完。大舅跟我說，去念大學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學英語。就這樣我白天工作，晚上學習。那時候我住在 九龍官塘，那邊有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學校叫 重生英文夜校。我就從 ABC 開始學，學了兩年，我就去考。

廖偉棠：這個名字很有意義，你有寫進詩里嗎？

黃燦然：它叫重生英文夜校，我逢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去學習。白天在工廠工作，晚上八點半就去學英語了。一旦有目標，我就沒問題並且喜歡上英語了，而且我考試每次都是 100 分。

也有很多工友在那裡。我們是三個月一期，三個月就把香港的小學一年級讀完了。當我到第二期的時候，第一期里的大部分人就不見了，我也被劃到另外的班裡，能堅持下來的人很少，但我一直就在這裡。我在那裡學了兩年，第一年也就是國際電影節那一年，我剛學了幾個月， 學會 1000 多個英文單詞，很喜歡看電影，於是就去看了國際電影節。

廖偉棠：對，那個時候香港國際電影節還沒有字幕。

黃燦然：全是英文字幕。我最多一天能看五部電影就已經不得了了。我從大會堂跑到太空館，跑來跑去，請了半個月的假去看，用那1000 多個英語單詞的詞彙量把電影全看完了。

那個時候開始，我已經在看課外書，也包括張道真的《英語語法》。我是八二年開始學的，學了兩年，八四年春天我就去 廣州華僑學生補習學校學習。因為我還沒有資格考大學，實際上我只讀到高一，那我就需要取得資格，只要我能上這個學校，我就可以直接報考暨南大學。

廖偉棠：你是到了廣州之後開始寫詩還是在香港就已經在寫？

黃燦然：上了大學之後開始寫的。

廖偉棠：打工的時候沒有寫，否則你就是第一代打工詩人。

黃燦然：我那個時候讀的新詩是非常多了，但是我只喜歡新詩，外國詩還不懂。外國詩唯一能懂能讀的就是余光中翻譯的幾首葉芝的詩，他有個《英美現代詩選》。我讀的都是新文學裡面的，還有一些台灣的詩人，如鄭愁予、方思、楊喚、瘂弦之類的。

廖偉棠：對，這些當時在你的同代人裡面可能就讀不到了。

黃燦然：其實我那個時候接觸的那些新文學作品，大陸都還沒有，好像在八十年代中期才比較大量地出版。

廖偉棠：而且造成一個錯覺，就是說國內寫詩的很多詩人，是非常否定五四新詩的，當然也就很瞧不上台灣詩歌了。但我們在香港就沒有太多這種門戶的問題。

黃燦然：這是一個好大的問題。

廖偉棠：五四新詩裡面有很多很好的東西，有很多沒被污染的東西。

黃燦然：比如說何其芳當時那些詩里的節奏，還有意象。

廖偉棠：對，還有李廣田和卞之琳。

黃燦然：卞之琳的詩是比較口語化的，很考驗人的能力，因為它的跳躍比較大。但像聞一多就很公整，又押韻又有力量。後來讀到穆旦，爆炸力就更強了。當時台灣那一代又很喜歡瘂弦。

廖偉棠：感覺他是這一百多年裡面最重要的新詩詩人之一。

黃燦然：還有方思。

廖偉棠：對，方思翻譯了里爾克。詩很奇怪，沒有進化論一說的。我們經常說要進化，好像我們的小說是在進化，我們別的科學也在進化。你不一定說一九二零年、三零年的新詩運動，才十年的詩人不一定就寫不出好詩來，因為 詩是一種超越程序漸進的東西。

同時詩也不是必然的，不是說這個地方或這個地域，有什麼深厚的文化，就會孕育出特彆強的詩。也許在一個邊緣的地方，也有可能比如香港一個工廠之類的，出現一個詩人。因為詩是一種與你的個人命運跟這個時代有一些微妙的擦邊，一碰撞，出來的東西完全是不按主流發展的。 所以我們經常要把眼睛移開一點，從主流，從聲音最響亮的詩歌那裡移開一點，去看看那些比較微弱和幽暗的聲音。

剛才燦然講到老人的啟發，我就一直在想，其實他有給我一些啟發，當然不是他作為老人給我啟發：黃燦然徹底扭轉了我對這兩個很重要的人的偏見。

一個是歌德，我記得你當時推薦我看《歌德談話錄》，那時我沉迷里爾克。大家覺得狂飆突進的那個浪漫主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就覺得歌德是一個很中庸的人，他又在主流文學史裡面占有很重的地位，我就沒有去注意他。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就是杜甫。教科書裡邊，包括現在被惡搞的杜甫，都給大家一種不好的印象，覺得教科書選的人肯定不會好到哪裡去，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想的。但燦然一來，就給我講杜甫的好處，另外他讓我去通過漢學家的角度——比如宇文所安——通過外國人的眼光去看唐詩。後來我有長達二十年的時間去學古詩，開頭就是燦然推薦我讀馮至的《杜甫傳》，還有宇文所安的《初唐詩》和《盛唐詩》。 也是在那個時候，我開始有了不一樣的眼光去看待傳統，發現傳統里有非常新銳的東西。現在我還覺得杜甫是一個前衛詩人，是個實驗詩人。

黃燦然：我剛才說青年和上一輩，青年和老年，還有一個是青年和傳統。五四青年是反傳統，但我們也要知道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厲害學術都是從那裡來的。

我受到馮至的影響很大，後來我又在舊書店裡面撿到兩三本，其中有一本我送給廖偉棠。不過這也許也不算是影響，而像是詩友之間互相推薦一本書，可能他感到我知道的比較多，又有說服力。就像我們喜歡某個作家，我們相信他，他向我們推薦喜歡某個作家，比如說奧登、洛夫斯基，他們每個人後面都有家族樹，一個人引向另外一個人。我覺得這種就很像朋友之間的一種互相推薦的效果。

傳統的東西，我知道廖偉棠一直都在讀陳與義，宋朝的詩。知道他的人不多。對我來說，我讀古典詩給自己的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點就是，我們可能會想如果我們讀傳統的古典的，好像自己就會變得更傳統更古典。

其實對我來說完全不是。我是閱讀古典的，比如《詩經》《楚辭》，以及早期唐以前的《古詩十九首》。我在比較大面積寫香港的那些詩時，其實我當時在讀的都是古典詩。而且我不僅讀的是中國的古典詩，我是從荷馬一直讀下來。我讀詩歌的時候主要關心語系，比如俄羅斯浪漫主義的普希金，是我第一個系統地把作品讀完的作家。其他讀得多的德語、法語、希臘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我同時也讀了好多國外民間裡比較古老的詩集。

我對於古老的比較傳統的東西，就像對老人的話那樣比較重視。我從這種古典的東西裡面能收穫一些深遠的影響。

廖偉棠：我們讀得越多，我們的觸手伸得越遠。我很早就讀曼德爾施塔姆，但最初讀的時候，那是一種純粹的語言魅力的影響。當我讀了更多曼德爾施塔姆也讀的詩，像曼德爾施塔姆面對西方傳統，我面對我們東方傳統，慢慢讀得越多，就越明白曼德爾施塔姆那句名言是什麼意思。

他說 詩是對世界文明的眷戀。眷戀是什麼？是非常親密的， 因為眷戀，你跟世界文明、跟傳統是平等的。就比如剛才提到的歌德，甚至更早的薩福、品達，他們跟我們變成了平等的人。我們是在一個時代里的，像我跟黃燦然就會我們之間會泯滅掉那十二年的差距，那是當然的。但我們可能真的會跟曼德斯塔姆泯滅掉一百年的差距，跟哥德泯滅掉兩三百年的差距，跟杜甫泯滅到一千多年的差距，按這樣組成了世界的詩。按博爾赫斯的說法這是一首大詩，我們都在寫這首詩。

這時候我才明白曼德爾施塔姆說的「眷戀」。 他的眷戀不只是對於他的過去，還包括他的同代人，甚至還有他對未來的想像，也在詩歌里。我們把未來的領域都拉進來了，這詩歌很奇妙，有神秘主義的因素，因為我們的共鳴完全超越了時空的限制。我想趁這個機會，穿插一首詩，與我和黃燦然有關的一首詩。這是燦然的詩。剛才我們都說用「朋友」「老師」來稱呼都不對，其實用「兄長」「兄弟」會比較接近。

這首詩很有意思，有一些很微妙的東西。這是 2011 年，當時我去了北京又回來。那天去看他，其實應該是小狗快要走了，有十四歲，那條狗很小的時候我就跟它很熟。我回來後去看他，當天寫的這首詩。

門外山已行遍，

海也鎖在十年前的游泳池了。

「我們都是夕陽工業。」

他對我說，又像是對十四歲的老狗說。

他指的是報刊業，又像指詩歌。

只有香煙還維持著十年前的吞吐量，

吝嗇咽下每一粒文字的能量。

在他面前我藏起我的布萊希特，

在我面前他藏起他的白居易，

然後互相贈送一支杜甫的松枝。

十年前的我們在攀援，

如三月的花骨朵。

在空中我欣慰於仍認得這街道

這門。有人在按鈴，

我們一起去開門吧。

（ 《一位詩歌兄長》，黃燦然）

廖偉棠：我覺得最微妙就是那兩句，因為布萊希特是他給我的，那時候黃燦然譯很多文本，最迷的應該是卡瓦菲斯。他翻譯的那本最有名的布萊希特很多人都讀過，當時我是一個憤青，憤青會喜歡布萊希特，因為布萊希特諷刺很有力度。

黃燦然：最近搬家，看到我的書架。你當時是不是跟林業他們有個報刊？

廖偉棠：《新詩》。

黃燦然：對，布萊希特的詩有一首就登在上面。

廖偉棠：應該是 1998 年。

黃燦然：第一期還是第二期。

廖偉棠：《回憶瑪麗·安》，我很喜歡那首。最後我們一起來交換杜甫，因為杜甫是一個很龐雜的詩人，所以我們在杜甫這支樹枝上攀登的時候，每個人都會在杜甫這根樹枝上嫁接自己的花朵。還有一點，這是當時真實發生的情況，我們在家聊天的時候，突然有人按鈴，我們就出去開門，這個象徵性就好像我們要傳一些什麼東西給那個按鈴的人，因為那個按鈴的人就是 10 年前的我。但現在去看又好像並不是這樣。那個按鈴的人可能是要來教一些東西給我們。剛才我說詩歌里的平等性與自由很微妙，大家可能真的要投身進去才能感受得到是多麼的神秘神奇。

黃燦然：我是覺得不一定說詩歌，讀書也是一樣的。 我覺得讀書，尤其是讀剛才我們說的經典，達到某種程度，那麼讀書就變成了一個靈魂跟另外一個靈魂的交流。當你在看某個詩人或作家的時候，他在書上寫任何過去時代的人，都是在用靈魂激活另外一個靈魂來跟你在交流的。當我們去看經典的話，基本上都是能夠經過時間的淘汰留存下來的。

我們可以想像這種情況，一個讀者的周圍，無論這些人有多厲害，是有聰明才智還是擁有財富或地位，你與你那個時代最有象徵性的人交往，但你卻達不到那個層面，他們可能如過眼雲煙，轉眼就消失不見。

可能你所處的一整個時代，世上都沒有一個人是你值得與之靈魂交談的。當你讀了很多經典之後，你才會發現和可能幾百年才出現的一個靈魂在交流。

剛才廖偉棠說的平等，實際上它是一個現象級的平等。因為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人值得跟你平等地交流。 你能夠接觸到的一個詩人，還是說一個小說家，一個哲學家也好，他是穿越幾百年的能被留下來的東西。這也是我剛才說的，是一種獨立的個體產生出來的精神著作。這種交流是什麼東西都不能比的。

廖偉棠：可能更像戀愛。就如《論語》里說的那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但這種東西本質上還是互相的。當然也是一種神秘主義。未來有人來讀我們的詩的時候，等於把我們的靈魂招魂出來。就比如說廣東的「碟仙「，我不知道北方有沒有。其實我們寫詩就像那個樣子，把那個他的鬼魂叫起來，有時候我們寧願把自己變成橋樑，讓杜甫來面對現在的中國，想像他會說什麼。有時候我們真的就在做這個事情，但這沒有關係，因為我們都在寫一首詩。

「地方詩的代價，可能要幾十年後由寫詩的人重新認領，才能被看到」

廖偉棠：接著我再分享一首跟黃燦然有關的詩，也是很唏噓的，因為當時我知道黃燦然要離開香港去深圳居住。

黃燦然：我六月份就要搬走了。

廖偉棠：對，我就馬上給他打電話。電話打完我心裡還沒什麼感覺，他搬走之後，我路過他原來的舊居，寫了一首詩，叫《過黃燦然舊居》。

從鰂魚涌地鐵站 A 出口

漫長地向上走的時候

我想起我曾有過的煉獄篇的想像。

我們不可能是維吉爾和但丁

但她們和他們可能是

與神曲里鬼魂同樣懷抱希望的人。

這些你還沒來得及一一讚美的

春秧街走來的豐乳肥臀，你的福建同鄉

或太古坊的洋人，或者更可能已被你記下的

和你我一樣小心釀 造生活之蜜的男子。

你曾經一會兒從小山坡上俯視、

一會兒在凌晨小巴上窺視、

也常常在地鐵上浮想聯翩的另一些可能的命運。

我並沒有特殊的朗誦技巧去再吟哦一番。

但我時常想起你離開香港之前最後一通電話，

你說也許將要寫深圳的山水詩，

我想說的是鰂魚涌的山水也還在生長明滅中，

我仿佛看到一個中年男人在其間行走、攀緣。

有時停下來抽一顆煙。

他懷揣著我們尚未寫出的詩篇，

有別於這城那城所有這些懷抱希望的鬼魂。

（ 《過黃燦然舊居》，廖偉棠）

黃燦然：我真的就是寫了深圳的山水詩。廖偉棠讀的這首詩，事實上他要讀什麼詩，我們是沒有互通的。

我要稍微介紹一下「鰂魚涌」。一看到香港的詩，你首先會發現發音的不一樣，「涌」這個是真的沒有字，要造出來的，不讀「yong」讀「cong」。我原來去寫山水詩的那個地方，叫洞背村，所屬的那個鎮叫葵涌鎮，跟香港的一樣。在鎮以下的一個小社區叫做溪涌，念成「溪 yong」「溪cong」的人都有。當我們來到比較具體的香港或者廣東時，我們面對的是跟本土發音相關的，更生僻的（地名）。包括春秧街，在北角，代表的是福建人，它原本是一條全員福建人買賣東西的街，哪怕你是廣東人，到那邊都要學一點福建話，不然你的生意可能就會受影響。北角幾乎就是福建人的天下。

像太古坊就在 鰂魚涌，我住在太古坊附近。順便說一下，我離開香港前寫的那本書叫《發現集》，這本書有九個部分。而我在寫《奇蹟集》的時候，是在灣仔那邊寫的，當時我的公司還在灣仔，後來搬到了北角，科大大廈那邊，距離我居住的地方，大概需要步行八分鐘左右。

我的五十首詩就是在集中描寫這個地方，集中在鰂魚涌，大概走七八分鐘就走完了。我寫了四百首詩，但其實最後選出來的只有兩百多首。

廖偉棠：他的那四百首詩，我想已經可以把洞背村填滿了，但實際這是一個傳統。杜甫有一句詩叫「春來花鳥莫深愁「。杜甫是一個很幽默、很有活力的人，他的語言活力就來源於這種幽默感。而幽默感向來都是中國人所缺乏的東西，但是古代有三個人都很有幽默感，一個是孔子，一個是陶淵明，一個是杜甫。這三個人都非常有意思，幽默感給予詩歌活力。黃燦然的詩也很有幽默感，我比較遺憾，詩的幽默感還不夠，可能是因為我的詩句里憤怒和痛苦更多一些。

剛才燦然說到地方詩，你就會發現其實在香港也很有意思。當你想書寫空間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在書寫時間。我就突然想起了我有一本詩集，是非常香港的一本詩集，可能你們也不一定能見得到，已經賣得差不多了，沒有再版了。我當時寫了一本詩集，叫做《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

那本詩集就是本來是想以地理的移動來書寫整個香港，但慢慢就變成了「 幽靈比香港更重要」，就像我剛才說的「 鬼魂比但丁更重要」一樣。 幽靈把我拉到了香港的各個時空里。我在選擇這本詩集的第一首詩的時候，選了一首很有意味的詩， 叫做「 聽得白駒榮《客途秋恨》」。

我曾經在北京生活了四五年，這首詩是我還在北京的時候寫的。但那一年我有回香港的時候，買到一張香港粵劇老倌唱的《客途秋恨》。《客途秋恨》是南音，跟福建南音不一樣，是廣東特有的，就廣州、澳門、香港主要這三個地方。

我在聽到這首歌的時候就想，中國大陸，尤其北京，北方對於到底我意味著什麼？我要怎樣連接我當時生活的北京和香港。我在回香港之後，開始寫這本詩集。這首詩用粵語讀很好聽。

那美老年長腔長是不斷，似是夜也不斷，

那桐葉似也相繼敗落我那風塵腳邊。

從晚清到新中國，他一直是舊的、沉醉的，在好風光里傷心；

而我硬是想從窮途拉出荒腔，伴奏日少，一筆壞山水，

成了債帳，傷心成鐵心。

我的那個中國在上面磨只剩得一些枯筆墨，你又怎堪敷色？

費十餘年在塵世，拋纏頭、擲花為那時尚工廠隆隆，看秋葉行囊，一具美嬌軀還在消防塔里拴著輾轉。

我那一個中國已經註定賣作戲劇中那一個中國。

若聞道是涼風有訊，我便抖開一身舊路來接納。

他近乎微笑，搖扇獨白：

「無奈見得楓林月色昏」在我昂首闊步的好世界，

化白狐燦舌，靚鬼成仙。

（ 聽得白駒榮《客途秋恨》，廖偉棠）

黃燦然：我這首也是年輕的東西，如果你們有人在寫東西，就不要把它們丟掉。

廖偉棠：這是你最開始寫的詩嗎？

黃燦然：我八五年開始寫，這是我八六年的作品，一直沒有正式公開過。

泉州是一個小城

四條潔凈的街道

東西南北

從鐘樓交叉而過

此外，很多曲折的小巷

我都沒走過

因為我住在這兒的時間不長

每年來兩次，看我的情人

請你來泉州玩玩

請沿著九一路走一陣子

你會望見一塊招牌

黑底白字寫著地區計量所

你就進去

對著三樓大喊兩聲

首先會是我的情人

跟著是我

出現在陽台

等你上來

（《 泉州》，黃燦然）

這首詩也並不是藏著，我一直都記得它的存在，它有一個很平靜的音調，但是後來我再也沒有辦法達到這個高度。80 年代我寫這樣一首詩，只寫了一個真實的地址。當時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住在這裡，我讀大學的時候就回到那邊去。而我這樣的詩，也找不到地方發表。

廖偉棠：而且八十年代的詩，就像群魔亂舞、天馬行空那樣。但也很快就會被埋沒。

黃燦然：對，根本找不到地方發表，你也拿不出來。它是一個沒有人知道的小地方，但放到現在就還可能變成一個泉州宣傳旅遊點的地方，因為泉州是一個旅遊城市。放在那個時候，一個沒人知道的小地方和沒人知道的小詩，只會有被埋沒的命運。而現在就更像我來重新認領它的命運。我會把它放進明年即將要發布的一本詩集中。

而且這個涉及到一點，特殊的地方性，它和我接下來要說的一首廣州的詩不一樣。因為我們大部分人寫東西都是寫的一個大的語境，用普通話來寫詩。我們的另外一個意象都是很普遍的，我們都沒有個具體的地名和地點，比如說地區計量所。那個時候寫詩就是說你在海南寫的，在西藏、在新疆或者北京。這首詩就很簡單，把你釘在那個位置。 這就是一種地方詩的差別，代價就是可能要幾十年後由我這個寫詩的人重新把它認領了，它才能被大家看到。

下面是另外一首詩。我們寫詩的時候有很多的普遍性，我們有古典的意象或者普遍的意象，在經典化的意象中詩人能夠在裡面別開生面。但問題是一旦我們落到一個叫做「建設二馬路」的意象，這就有困難了，因為突然間就從風花雪夜突然跌到陰溝裡面了。

一個當代詩人，一個在南方的詩人，還有地方性的詩人。 如果他要非常忠實地寫自己當地的風土、風物，而且這個東西來自於他的生命、他的生活的話，他們要面對的是能不能把這些東西寫下來，又或者是該在哪裡 把這些東西發布出來。

這是我 1996 年寫的詩，十年後我寫廣州，寫了一個地方性的東西，不過這個地方性它有一點點普遍性。它是從一個香港人的角度來寫廣州，廣州本身是一個大都市，香港也是一個大都市，所以事實上它比《泉州》這首詩的版圖更大。但是對於說經典話的詩人來說，讀者也需要有一定的感覺去閱讀這些文字，尤其當你去讀顧城、北島的時候。

廖偉棠：那個時候」詩與遠方「這句陳套的話已經深入人心了。

黃燦然：那時候所有人都在寫草原，因為海子的關係。他們是用比較普遍性的語言在記敘。但我一旦落到「建設二馬路」，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這個是需要你有一定的自信心，才能做到的。一個多月前我整理這首詩的時候，有個朋友看到，因為他就是九十年代住在建設二馬路旁邊，對他來說那種特殊的那種興奮和熟悉感就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擬的。

每隔兩個月，我總要穿過

有三株彼此互不理睬的

紅棉樹的建設二馬路，尋訪

我朋友的家

每一次

的士都要多兜幾個圈，不知道

是司機有意坑我這外地人，還是真的

因為這一帶太雜、太亂、太令人

失去方向感，尤其是在

沒有街燈的夜晚。

我慢慢喜歡上

一直不太喜歡的廣州，

說起來與這裡有關：

酒樓、排檔、雜貨店，

菜市場、藥房、地攤，

它們都近在咫尺，

方便我這個貪方便的人。

朋友從珠江對岸騎車來訪，或從外省

乘火車抵達，建設二馬路便成為

他們眼裡或囗中堅固的標誌。

有時候他們比我先到一步，

在我朋友五樓家的客廳里

泡好一壺茶迎接我，

讓我賓至如歸。

湖水般的女主人

和海綿般的男主人容納我們

和我們明確而又大膽的理想

粗心，是因為太專注；

疲累，是因為太熱烈；

窗簾下露出一角黎明，

是因為胸中星光遮掩了鐘面。

（《 建設二馬路》，黃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