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河流相比，衛河除了需要保證沿岸農田灌溉用水之外，更需要保證漕運，而明清時期一年中漕運系統運行就在秋天、冬天。

衛河主要是河南八府所繳納上來的漕糧入京通道，每年9月就會有督糧道的道台督促各府將需要繳納的漕糧運輸至河南衛輝、直隸元城小灘鎮、山東館陶等地進行交兌（不同的歷史時期，交兌地各不相同），然後於第二年3月底前必須運到京城。

衛河流域圖

由於糧食是大宗物資，無論是各府到交兌地，還是將其運輸到京，水路是唯一和必然的選擇，保證漕路水量是關鍵。

但是作為衛河來講，其上游沒有大河，水量並不算大，而且沿途經過的豫北、直南、魯西均是糧食主產區，灌溉用水需求極大，農業與漕運爭水嚴重，有時候為了保證漕運需要，實行「官三民一」的用水分配製度，即「令三日放水濟漕，一日塞口灌田」，有的年份甚至達到「官二民一」。不但漕運艱難、沿岸百姓也是怨聲載道。

尤其為衛河補水的措施，引漳河之水「全漳入衛」，是在清朝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才得以實現的，在那之前雖然也有引漳河水入衛濟運之舉，但並不是常態。而董上新、鄭先民所在的時期，「全漳入衛」還未實現，灌溉、漕運方面的用水全靠衛河「自產」，所以秋天的衛河漲水，對於館陶縣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能夠解決兩方面問題：

其一，衛河秋漲可以緩解秋收秋種的灌溉用水，以及漕船運輸用水的矛盾；

其二，衛河秋漲減少人力、物力開支，減輕縣裡官、民負擔。

以上兩點，第一條很好理解，第二條有必要解釋一下。

1855年《四省運河水利泉源河道全圖》中的館陶與臨清一帶

明清為了保證漕運的順利進行，可不是簡單弄幾條船運輸糧食這麼簡單，而是有著一整套運行體系來保證運輸的。

乾隆《東昌府志·漕渠》記載：

館陶縣，主簿一員，該管衛河西南自直隸元城縣界遷堤起，東北至尖冢鋪臨清州界止，計長一百二十里。

淺鋪，額設淺夫三十名五分。

而《大明會典·卷之一百九十八·河渠·夫役》則有：

館陶縣尖冢兒等淺鋪十二。老人十二名。夫九十六名。

在清朝，管理館陶境內衛河的官員為「主簿」，由於其專管河道，也稱管河主簿，是一名相當於今天正科級的官員。

而明朝史書記載的老人、夫，以及清朝的淺夫，《漕河圖志》中有載：

在淺鋪者，曰淺夫，以巡視堤岸、樹木，招呼運船，使不膠於灘沙，或遇修堤浚河，聚而役之，又禁捕盜賊。

館陶縣在明清沿衛河有遷堤、稱勾灣、小馬頭、南館陶、安靜、黃花頭、冀家河、窩兒頭、北馬頭、灘上、馬攔廠、尖冢十二個淺鋪，這些淺鋪擁有的淺夫人數在明清並不相等，可能是根據衛河水情與漕糧運輸不同的情況而設。

1937年《館陶政區圖》

這些淺夫的作用，就是巡視堤岸和樹木，避免發生險情；提醒、拖拽來往船隻，避免擱淺；修理河堤；在水淺的年份要疏浚河道；捕捉盜賊等。

一般來說，這些淺夫在漕運水流不足時，或挖泥、或拖船，基本上就可以應付了，無非是工作量大小與多少的區別。

但是到了特殊年份，需要大規模疏浚河道、整治堤壩，就需要大量徵發民夫來進行。《大明會典》記載：

凡超取夫役，洪武元年定役法，每田一頃出丁夫一人。

縣裡每一頃田就出一人丁，明朝萬曆年間館陶縣有田一萬二千餘頃，就需要出人丁12000餘人。

在農耕文明的時代，人力是一切的基礎，如果因為衛河水淺而需要徵發民夫，對一個縣的經濟來說就是一個沉重打擊了，否則也不會有像《大明會典》中所記載的：「凡在京城垣河道，每歲應合修繕，須於農隙之時，於近京免糧」，就連京城在進行城垣建設、疏浚護城河時所需要的民夫，也要在「農隙」時也就是農閒的時候，就是避免過於損傷民力。

因此，衛河秋漲之後，灌溉用水和漕運用水都可以得到圓滿解決，對於「全漳入衛」之前的館陶縣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喜訊，值得詩人及縣官去寫詩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