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朱鎔基在上海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鄭重告訴與會代表：浦東是上海未來希望，那邊要建設一個「新上海」。
彼時的上海，流傳一句話：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
浩浩蕩蕩的黃浦江，將東西分隔成兩個世界。西邊是大都市，東邊則被上海人視之為「鄉下」。
80年代老上海圖
東西發展的嚴重不均衡，讓「東方明珠」光輝不再：當時，上海有五個全國倒數第一，建築之密、廠房之擠、道路之狹、綠化之少、人均居住面積之小、缺房戶比重之大，為我國大城市之最。
某種意義上來說，「開發浦東」，緩解舊城壓力，既是這座城市的「自救」，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在傳統工業強市的探路。
時光荏苒。
30年後，上海GDP突破3萬億，超出第二名北京2000億，是1988年GDP的46倍。當年的「鄉下」浦東，用上海市1/12的面積，1/10的人口，創造了全市1/3的GDP，成為拉動上海崛起的火車頭。
某種程度上，上海就像濃縮的中國。
推動東西均衡發展、縮小差距，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後40年的重任所在，也是生機所在。
值此之時，作為西北唯一的中國國際化大都市西安，也站上了歷史節點。
機遇與挑戰，仿佛30年前的上海「舊日重現」。當西咸新區被列為大西安「新中心」，西安人，當如何建設一座「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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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西安面前的挑戰，已不同上海當年。
開發浦東之初，全中國僅有四個經濟特區：深圳、珠海、汕頭、廈門。
而今，西安面臨的，是全國設立11座國家中心城市，將興建19個城市群。
這些中心城市、城市群之間，也在進行一場激烈的「內部角逐」。
那些更能吸引資源的「樞紐」，將在這一輪競爭中勝出，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執牛耳者」。人口紅利消失背景下的「搶人大戰」，即反映出未來競爭的殘酷性。
視野決定命運。通過和周圍城市的「一體化」，來實現快速「增肌」，成為諸多核心城市的統一選項。
打個比方，這樣做，就像上市公司兼并小公司，當其「體量」發展到業界龍頭，勢必得到資本青睞，是顯著提升競爭力的發展思路。
當西部的成都，通過兼并簡陽、溫江地區，成就「大成都」；東部的萊蕪和濟南也完成「合體」，成就「大濟南」；與此同時，中部的鄭汴一體化（鄭州-開封）、漢孝一體化（武漢-孝感）也在緊密推進。各區域中心城市都在快馬加鞭，這逼迫西北板塊西安咸陽的一體化刻不容緩。
西北和關中平原城市群，亟需「大西安」。
如果考慮到它在向西開放中的龍頭作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重要支點功能，「大西安」還需要成為事實上的「國際化」之都，需要從一眾新一線城市中脫穎而出，成就資本、人口、流量匯聚的「國際巨星」。
值此之時，作為西安、咸陽兩座城市串聯軸，「西咸新區」的關鍵性就不言而喻了。
2014年「西咸新區」獲批全國首個創新城市發展方式為主題的國家級新區，2017年成為陝西自貿區重要承載地，同年交由西安代管，並定位「大西安新中心」，對標浦東——一系列動作，反映出從中央到地方對這座新城的期許。
這裡發展如何，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大西安」明天的高度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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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肖雲儒認為，大西安的全面崛起，準確含義是復興唐長安，崛起新西安——前者是歷史文化層面，後者是現代城市建設範疇。
就城市建設來說，西安的病症類似當年上海，飽受規劃薄弱、政府部門官本位意識濃重、產業老舊的困擾。
如何崛起新城？浦東經驗就是要創新。
當時上海政府大膽汲取國外先進經驗，成立「上交所」就是其中石破天驚之舉。
銳意創新，使浦東快速發展的同時，也成為激活整座上海的 「鲶魚」。
這些經驗，對於建設新西安是有啟示的。
譬如，抱定規劃立區的科學思維。
自一開始，「新加坡之父」劉太格參與西咸新區規劃，比對巴黎、華盛頓、北京等城市，確定「一軸、三區、五星連珠』的空間格局」。國際視野下的藍圖，相當於為西咸新區打下一個很優質的地基。
而在產業創新方面，「新中心」鎖定先進位造、電子信息、航空服務、科技研發、文化旅遊及總部經濟六大千億級產業集群。五大新城各擅其長，秦漢新城的動漫和「新能源汽車」、灃東灃西的「硬科技」、空港新城的「臨空物流」、涇河新城的茯茶產業等，正讓大西安產業布局日趨多元化。
空港新城鳥瞰效果圖
茯茶產業園
西部雲谷
秦漢新城鳥瞰圖
本屆絲博會上，西咸新區的簽約再度體現新興產業的熱力。其中不乏西咸半導體科創園、西安臨空產業港這樣的重磅之作。
而「三個新」中，最關鍵的當屬「制度新」。
其要義是不斷提升行政效能，打造優質營商環境，打造能夠容納資金、人才流入的軟體 「池」。
硬體「池」我們很好理解：城市擴容，能夠增加容納產業、人口的物理空間。
但軟體「池」往往被忽略。事實上，當城市「硬體」增強到一定階段，取決定性作用的就是軟體了。這意味城市需要有極佳的產業、生活環境，才能吸引資金、人才願意來，留得住。
一個顯著例子是哈爾濱與成都。前者面積是後者近4倍，但已多年遭受人口流失的困擾，GDP僅有後者一半不到。
當下 「制度新」的標準，相比30年前，已經攀升一個新的台階。
今年5月11日，曾見證浦東奇蹟的黃奇帆，在北京提到一個概念：營商環境 「國際化」。
他說：「營商環境國際化要求按照WTO改革的要求，FTA發展的要求，我們應該一步到位低吧。這個標準引過來，整個中國不能一下子，實現就先讓自貿區（試行），（自貿區）理所應當就該以國際的營商環境為標準。」
這意味著我們對「制度新」的理解，已經不能再著眼國內，而應該以國際上營商環境最優的城市看齊，如倫敦、東京等。而中國最強兩座城市，北京和上海目前分居全球榜單的41和48名。
差距還是很大的。
為此，上海今年2月已推出營商環境改革2.0版，提出：上海必須與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進行對標，找到差距、補齊短板。
這種現實壓力，意味著追趕中的西安，也必然要大力創新，打造最一流環境。這個「一流」，不僅是省內，是西北，未來更高標準應是全國，全球。唯有在「軟體層面」顯著超出競爭對手，後進者才有「超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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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證明，唯有「新」，唯有不斷打造優質服務「軟體」，才有發展的增量、才有蓬勃的生機。
今年一季度，西咸新區GDP增長10.1%，財政收入增長54.2%，兩項數據再次位於全省各地市第一。
這樣的「第一」，在近年統計中，已經屢見不鮮。
而收穫「新中心」的大西安，去年GDP首次突破8000億元，重返全國20強。西安還首次上榜中國大陸十佳商業城市。
儘管，「新中心」GDP總量還處於低位，但這種較快增速加以保持，對大西安的助力將日趨分明。
而「新中心」的日新月異，也證明陝西人不缺創新精神。歷史上諸多「變法」自關中改變中國，秦漢唐時的光輝即可明證。
城市的創新發展，最終有賴政府部門自我革新，有賴官員們的頭腦風暴。有目共睹的是，自2017年以來，大西安在招商引資方面成績斐然，正是「行政效能革命、營商環境提振」的結晶。
前段時間，一直有各類文章，包括民間感慨：西安亟需「南方官」。其實，準確的說，西安需要的不是「南方官」，而是南方官員身上那種銳意進取、開放創新的實幹觀念和做派。如西咸新區一位幹部所言，「政府就是提供服務的，就是給企業家提供掙錢機會的平台，就是要全心全意做好這方面工作。」
人們對政府部門的期許，正是一座城市覺醒的信號。一如30年前未曾開發浦東之時，上海人看待深圳、珠海所心懷的那種焦迫感。
當下的西安，仍處於2017年以來的快速上升階段。考慮到貿易戰因素，國家層面仍在加大向西開放力度，持續向西部政策傾斜。
可供參考的是，2019《政府工作報告》，很多人忽視一個細節。
在「優化區域發展格局」一項中，第一條是：「制定西部開發開放新的政策措施」。就「制定」新政策而言，這是京津冀、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等區域都沒有的。
西安不能再錯過這個機會。不能再重蹈2006-2016年被耽擱的「黃金十年」。
當此之時，需要西咸新區「大西安新中心」及西高新、國際港務區這樣承載著創新寄託的板塊站出來，持續打造「營商環境」的尖刀，將創新經驗反哺西咸一體化、反哺全陝西和西北。
對古都西安來說，這是時代賦予的歷史機遇，更是一條克艱攻難的荊棘之路。需要政府帶動全社會，像30年前的上海那樣奔跑起來。
若如此，崛起的新西安，方能與復興的唐長安交相輝映，成就絲綢之路上新的世界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