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劉邦的侄子劉濞，人家吳國盛產銅，可以自己發行貨幣，又靠海煮鹽，做的是一本萬利的生意，活得比皇帝都瀟洒。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種情況下無非就兩種結果，一是藩國逐漸脫離中央，二是摩擦之下藩國作亂。

所以，從劉邦分封的那一天起，就決定了朝廷與藩王之間必然會有撕破臉的那一刻！

可是，漢景帝把「七國之亂」的責任全部推給劉邦也有失公允。

劉邦建國時也遇上了跟秦始皇一樣的煩惱——國家究竟採用分封制還是郡縣制？

秦統一六國後，一群鴻儒學士為郡縣和分封的優劣吵得面紅耳赤，最後秦始皇總結陳詞：周王室的衰敗根源就在分封制，我大秦決不能重走老路，所以必須以郡縣制代替分封。

誰知郡縣制也不完美，秦帝國二世而亡，有人尖銳地指出：秦之所以二世而亡就是因為國家缺少藩王勢力的支撐，所以還是分封制更香。

分封制真的香嗎？起碼劉邦不這麼認為，當初項羽分封了十八路諸侯，可是哪個諸侯王是他的忠誠馬仔？就連英布都反水了。

採取分封制，劉邦對諸侯的忠誠度不放心；採取郡縣制，劉邦為缺少支撐勢力而擔憂，怎麼辦？

混拌唄，採用「混合所有制」，郡縣與分封並行，各取所長。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證安全性，劉邦還打了個補丁：「消滅異姓諸侯王，從此天下非劉不王。」

這就完美了，天下的諸侯王都是劉家子孫，郡縣由皇帝直管，藩地由劉家子孫管理，肥水不流外人田，還能形成眾星拱月的結構，秒！

從這個過程可見，其實分封和郡縣各有優劣，長遠來看郡縣更好，但考慮到漢朝剛剛建立，分封更利於新生的漢帝國的穩定，它未嘗不是權宜之計，因此粗暴地不能說劉邦分封就犯了大錯。

02.漢文帝劉恆鈍刀割肉的遺禍

漢文帝在位期間就已經意識到了諸侯國對中央的威脅，也做了一些相應對策，只是他未能斬草除根，而是鈍刀割肉，結果遺禍於漢景帝了。

當初包括賈誼、晁錯等有識之士在內，都提出了《削藩策》。漢文帝卻沒有採取快刀斬亂麻的削藩，而是接受了賈誼的「眾建諸侯少其力」。

什麼叫「眾建諸侯少其力」呢？簡單來說就是把大諸侯割裂成小諸侯，在封地不增加的情況下大量擴充諸侯的數量，如此一來，諸侯們被越割越小，最後誰也沒有實力對抗朝廷。

漢武帝時期的「推恩令」，就是從賈誼的「眾建諸侯少其力」發展而來的。

應該說賈誼的「陽謀」看起來很精妙，它在不知不覺中讓諸侯王們安樂死了，可問題是，諸侯王們不是傻子，看得懂朝廷的「險惡用心」，反抗也是必然的。

既然如此，漢文帝為何非要用賈誼的鈍刀割肉，而不是晁錯的斬草除根呢？原因是漢文帝有兩個苦衷，讓他不得不縮手縮腳。

• 其一，漢文帝即位時漢帝國的國力還不夠強，不足以對抗諸侯。

呂后在位期間雖然漢帝國的經濟恢復狀況良好，但楚漢戰爭的創傷不是那麼容易修補的，中央政府的財力對抗吳國都費勁，萬一諸侯們集體反抗怎麼辦？

所以，漢文帝必須把重心放在國力的提升上，對諸侯們只能採取相對溫和的壓制政策，底線就是要保證不起戰亂。

• 其二，漢文帝由庶系「轉正」，在法理上引起了諸侯王們的對立。

如果不是「平定諸呂」的軍事行動中，漢惠帝的兒子們都被殺光，漢文帝這個庶子是沒資格即位的，更何況他在行動中寸功未立，摘了齊王系的桃子。

這其中尤其以齊王系最不服，齊王劉襄到手的皇位飛了，劉章也由承諾的趙王變成了城陽王，還是從大哥身上割下來的肉。後來漢文帝又將齊國一分為八，極大地削弱了齊國的實力。

就連淮南王劉長也藐視「大兄」，後來乾脆起兵造反了。

這種狀況下，如果漢文帝把矛頭對準所有諸侯王，那就是找死，他只能採取更溫和的舉措。

03.漢景帝劉啟操作不當的激化

有人說漢景帝才是「七國之亂」的第一責任人，首先當年他玩得太過火，因為遊戲中的爭執竟然打死了吳國太子，這是吳王劉濞謀反的誘因。其次，他不顧竇嬰的反對，接受了晁錯的削藩策，從而激化了矛盾。

這兩條理由都有道理，不過也未免太過偏激了。

個人恩怨對局勢的影響其實微乎其微，就連劉濞自己也不敢拿這個當理由。漢景帝為了取悅諸侯而殺害晁錯，並不意味著他真的認為晁錯的削藩策有問題，只不過是方寸大亂之下的一時糊塗而已。

晁錯說得很清楚：「削藩諸侯們會反，不削藩諸侯們也會反，早晚都要反，與其如此還不如早點動手。」

可見，晁錯對削藩可能引發的惡果還是比較清醒的，也說到了根子上。在整個事件中漢景帝的錯不在於削藩，而是在明知惡果的情況下，沒有做好足夠的準備，存在僥倖心理，這就是叛亂發生後他顯得手足無措的原因。

04.七國之亂的本質：都是「月亮」惹的禍

如此一來，高祖劉邦不會對「七國之亂」承擔責任，漢文帝劉恆也不肯承擔責任，即便連當事人的晁錯、漢景帝也似乎沒有大錯，那麼究竟誰該承擔責任呢？

我個人認為，惹禍的「月亮」是歷史，那是一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弊端，是歷史人物無法逃脫的歷史宿命。

此話怎講呢？我們來仔細辨析一下「郡縣制」和「分封制」的本質特徵。

郡縣制和分封制說的其實就是一件事：帝國的權力和利益如何分配？分封制是皇權與諸侯王共享天下，諸侯王既是股東，又是皇權的支持者和掣肘者；郡縣制是皇權獨享天下，所有人都是他的打工仔。

郡縣制下沒人分皇帝的權力，不代表皇權不需要擁護勢力，要是那樣的話龍椅豈不等於架在沙灘上？

所以，當皇權拒絕了危險分子諸侯王之後，必須還要找到自己的擁躉。從西漢中後期開始，這股力量才顯現，並且逐漸壯大，這股力量就是士族階級。

西漢中期之前呢？很抱歉，歷史還沒有締造出士族階級，或者說士族階級尚處於萌芽階段。

當年秦帝國為何亡了？不是什麼暴政，而是缺少政治勢力的擁護。劉邦不傻，他也需要擁躉，他能找誰呢？沒有合適的！

於是他只好用劉姓諸侯王替代異姓諸侯王，又培植呂氏外戚，再加上功臣勢力構成相互平衡的三角。

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隨著士族階級的崛起，諸侯、外戚才慢慢地走向沒落再也沒有出頭之日，蹊蹺就在這裡。

所以，七國之亂不是劉邦的錯，也不是漢文帝的錯，更不是漢景帝和晁錯的錯，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