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絲話語系統不可以「瘋狂」一言以蔽之 | 社會科學報

最後，我對韓、日、美和英等國家的文化如何融入中國的文化經濟感興趣，比如我們可以觀察上海的Pop Mart和各類動漫主題商店出售哪些國外的文化產品，哪些外國傳媒公司開設了以其影視動漫人物為主題的咖啡館以及粉絲活動中心，粉絲們在角色扮演活動中穿什麼衣服，《灌籃高手》上海粉絲專場的活動，等等。在這裡所觀察到的，我視之為一種世界主義粉絲文化的表現，是中國粉絲從他們自己的文化視角向外看世界，並在全球影響和地方影響之間架起橋樑。

粉絲話語系統差異的背後是文化背景

唐青葉（上海大學外語學院教授）

在中國的粉絲群體中有著獨屬於群體且基於本土文化語境的指代方式，而且圈層中具有嚴格的社會結構。在美國語境下的話語體系中，語言的指代是否有所不同？

亨利·詹金斯

我想這是個好問題。首先，亞文化由伯明罕學派為始，在其中，粉絲群體從母文化中提取符號，並根據自己的目的重新表達，以此創造了一種表達文化，將粉絲與純粹的消費文化區分開來。中國粉絲在表達的過程中會依據社會現實創造含有等級的表述，但同時也產生了像「媽媽粉」「姐姐粉」「女友粉」這樣的反等級的關係描述，例如「媽媽粉」代表的就是一種養育、關懷的關係。但中國文化無疑更為注重等級差序，這也體現在中國粉絲的話語中。美國粉絲的語言更傾向於強調粉絲的日常化實踐、規範、粉絲如何塑造自己的身份以及粉絲之間的關係，而不是粉絲與名人之間的等級關係。因此，美國粉絲的話語系統更為扁平化，等級並不明顯。二者有所區分的背後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異。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很多粉絲研究喜歡使用「社會」一詞是存在問題的，因為它只強調了想像中的關係，即粉絲-名人，而不是名人作為一種社交貨幣將粉絲聯繫在一起的方式。

屬於禮物經濟的範圍，而不是商業文化

李耘耕（上海交通大學媒體與傳播學院副教授）

平台用戶拒絕被標籤化並嘗試與資本保持距離，然而平台自身的運營邏輯與其想法背道而馳，平台算法在某種程度上展示了政治導向、商業需求等，是當代年輕人關注的重點。平台需要在運營設計的過程中協調和結合其標籤、定位和商業利益、政治導向的內容，以提升傳播廣度。在我的研究中，確定了至少三個策略以供平台融合運用：首先是文化互動，即創造文化產品並放在網絡上，為受眾提供參與的空間；其次是融合傳統元素，新舊結合的敘事模式能夠提高受眾的接受程度；最後則是傳播者在粉絲群體中的聲譽，平台與傳播者綁定結合，才能增加受眾並打破圈層限制、擴大影響力，但如何同時滿足圈內人和圈外人則需要進一步思考。

亨利·詹金斯

參與式文化運作的模式是受眾利用商業文化所提供的資源來積極創造並傳播新文化，李耘耕教授將其融入中國文化的傳播之中，是十分令人欣喜的。我認為，定位在文化關係中發揮了作用，但平台的商業承諾，以及不斷地過度推廣複雜的文化，是我們需要重點關注的。即使積極的文化有時也會招致批評。

首先，在提到粉絲情感時，李耘耕老師指出在其運作過程中「無形」的獎勵，我認為「無形」這個詞很重要，因為這種獎勵是無形的、文化的、勇氣的。粉絲的知識、技能以及情感獎勵以深刻的方式塑造了文化，但不一定要參與到經濟體系中。若是將其放入文化研究而非商業經濟中，我們發現，粉絲在進行文化活動時追求的是精神上的聯繫，是處於社區之中的歸屬感、相互支持感和信任感，是在文化和社區中認知自我的方式。這些都是無形的，但卻是至關重要的、能夠使其變得更優秀的方式。很多人談到信任，表示不信任自己社區的人，也不信任當地社區的人，卻信任自己的粉絲。所以信任是一種無形的獎勵，是給我們回報的東西。社會網絡是人與人之間的互相支持，鄰居挨餓的時候給他們帶來食物，當孩子們生病的時候，幫忙照顧孩子，等等。

其次，我認為粉絲勞動是一個很好的術語，但這個術語也帶著像異化、剝削這樣的消極維度。文化產業存在剝削粉絲的現象，但他們的關係不是純粹的勞資關係，不能簡化為剝削。粉絲有自己的管理，他們抵制文化產業將粉絲活動所產生的文化成果納入商品邏輯的企圖。我經常舉例，你和你選擇的愛人激情之後，當第二天早上醒來你發現你的衣服上放著鈔票，這會讓關係變得更好還是更糟？我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會說這是一種侮辱，因為這種把社會關係變成商業關係的獎勵是對每個人的侮辱。作為亞文化的粉絲所進行的創造性活動屬於禮物經濟的範圍，而不是商業文化。

最後，「上癮」作為一種隱喻，是幾乎所有關於粉絲的討論都會用到的標籤。粉絲們經常使用誇張的詞語來表達自己的慾望、狂熱以及與其他粉絲的團結，常常故意顛覆已經被污名化的稱呼。這在全球範圍內代表了另一種文化。對我來說，粉絲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亞文化身份，它建立在激情之上。其次，粉絲與創造性緊密相關。粉絲與文本之間是一種批判性的介入關係。最後，粉絲與社會聯繫相關。當我說我是一個粉絲時，我生活在與文化的關係中，這種關係是由我與流行文化的聯繫決定的，但也是由文化習俗和社區聯繫共同驅動的，是一種批判性和創造性的融合。把所有這些整合在一起，就是作為一個粉絲的意義。如果人們認為那是一種癮，或者認為那是狂熱，或者認為那是一種新的宗教或者社交孤立，那我認為這些判斷都是有缺失的。這些比喻雖然困擾著我，但我認為它們恰恰是激勵粉絲們找到自己身份的真實方式，也是讓自己變得更好、更優秀的方式。

一種不被異化也不被剝削的勞動形式

姚建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

從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我有兩個問題。首先，許多藝術家利用流行文化來探討社會問題，比如性別不平等，以及環境控制等。當我們認為流行文化可以承擔更嚴肅的公共責任時，流行文化如何以及如何可能將社會利益置於商業利益之上？創作者、粉絲、消費者或評論家將如何充分積極地參與討論，並在流行文化中促進負責任和包容性的表現？其次，在粉絲和流行文化的語境中，粉絲是如何像《文本盜獵者》中所描述的一般，僅沉迷於自身喜歡的東西，而不是成為密集且免費的、被剝削的勞動力商品？

亨利·詹金斯

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是互補而並非對立的，雙方都關注傳媒產業的運作機制以及基本狀況，都對其進行批判性的解析，只是雙方的進路不同而已。學術工作一般有四個環節：記錄/分析、批判、倡導與介入。傳播政治經濟學派所提供的高質量批判有利於揭示現實社會制度的問題和矛盾，但我有時候不太清楚其真正倡導所要實現的究竟是什麼。此外，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強調社會結構的框定力量，而粉絲研究則注重粉絲群體的自主性。我認為這兩個維度都很重要，並且這兩條進路確實存在溝通互聯的空間。

回到社會責任這個問題上來。美國流行文化目前正在關注的是種族和種族包容的問題，流行文化所凝聚的社區正在創造更具包容性和多樣性的文化環境，以促進社會和諧，如在AO3中，粉絲們正在生產成千上萬個與種族相關的作品。粉絲們傳播文本、互相批評、糾正和教育，從而以一種更負責的態度批判種族主義，這足以顯示出流行文化的力量和其所承擔的社會責任。

在某種程度上，粉絲們不可避免地與創意產業聯繫在一起，但他們正在尋求避免成為商品的出路，在創作的過程中尋找有利於社會需求而非有利於企業的模式。粉絲群體事實上一直在審視和批判數字勞動，並倡導不同於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文化創造進路。在世界許多國家中，粉絲群體的這種抗爭都取得了成果。AO3平台的運作就是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該平台具有基於社區而不是基於企業的結構化特徵，這使我們回到了一種不被異化也不被剝削的勞動形式。我想到了理察·賽內特在談到工匠的工作時所指出的，工匠的工作除了經濟上的回報，還有無形的回報——工作出色的自豪感，這是一種抵制勞動被商品化的力量。馬克思認為，在從工匠創造模式轉向工業模式之後，我們被隔絕和疏離在生產對象之外了。我想說的是，粉絲文化把我們帶回了以工匠為基礎的文化生產模式，我們為出色的工作感到自豪，我們為向社區中的其他人贈送我們的文化成果感到高興，我們關心我們的成員。所有這些都是在回應馬克思主義對工業化生產模式的批評，並指向了創意社區應該如何運作的不同模式。

（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尤傑/編校，本文大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72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宋獻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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