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南青：我們已經生活在氣候變化之中

蔣南青 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惠普專委會秘書長

50歲的蔣南青博士，加入了「綠普惠」，重新創業，希望將個人的碳減排進行標準量化，讓其在未來可以像貨幣一樣進行交易。

這是一個每天都有新技術誕生的時代，

對於科技，我們因什麼興奮，

又因為什麼焦慮。

蔣南青：我們已經生活在氣候變化之中

「有溫度的科技」Ep02，對話中華環保聯合會綠色循環惠普專委會秘書長蔣南青。「有溫度的科技」，將聚焦先進科技話題，從人文視角看科技與生活的關係，用科技關照現實，本欄目由Lens與雷克薩斯聯合呈現。

以下是本次對話的摘錄：

Lens：普通人的減碳行為會對社會產生多大影響？

蔣南青： 目前中國一年的碳排放總量大約為100億噸，其中包括衣食住行在內的第三產業比重大約占到53%，用這個數值除以中國的人口數，會發現中國居民在消費端的人均碳排放量在每年4至5噸之間。

也有研究報告表示，每人每年有1噸的碳減排潛力，1噸這個數值對於個人而言比例非常大，如果每個人每年都能減排1噸碳，全中國每年就可以減少14億噸碳排放，這個數值是十分可觀的。

無論是多麼微小的行為，都會產生二氧化碳的排放。 二氧化碳是一種長期的溫室氣體，在100年之內都不會衰減。現在的大氣里存在的二氧化碳，可能還是100年前第一次工業革命時候歐美國家排放的。在二氧化碳之外，還有一些短壽命周期污染物，比如甲烷、氟化氫、氫氟、氯這些氣體，即使它們消失了，對氣候環境的影響也會繼續存在，而氣溫上升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是不可逆轉的。

Lens：個人的碳減排可以測量嗎？

蔣南青：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會用到手機，每天會帶著手機出門，坐地鐵掃碼，騎車掃碼，購物的時候也是通過數字手段支付。通過手機，每個人每天都會產生很多個人行為的數據，在這些行為中，有些是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綠色行為，我們現在在做的事就是幫助用戶知道哪些是綠色行為。

我工作的綠普惠是一個數字化互聯平台，目前在研究個人碳減排行為的量化。每個人都可以有個帳本，上面會記錄個人的數字化碳減排量，當你做了一些綠色行為時，會獲得相應的減排量，而在未來，當碳排放量可以量化時，這些減排量還可以像貨幣一樣進行交易。

Lens：普通人需要關注氣候變化嗎？

蔣南青：去年格拉斯哥氣候大會上，197個國家經過激烈地討論後最終達成了《格拉斯哥氣候公約》，其中就包括了將把全球變暖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1.5攝氏度看似不多，但其實全球不同的生態系統對氣候變化的敏感程度都是不一樣的。

兩極對於氣候變化是最敏感的，可能只升高1攝氏度就會給當地帶來3攝氏度的影響。而在中國境內，青藏高原也是一個氣候變化敏感區，我們的水資源大部分是來自於青藏高原的冰川，如果那裡的冰川全部消融，不僅會帶來洪水災害，未來人類的生存都是個問題。

我加入聯合國環境署的時候正趕上哥本哈根氣候變化談判，當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好像還只是科學家在研究的課題，對普通人來說非常遙遠，但就在十多年後，我們越來越能感受到氣候變化了，包括澳洲的大火，南方開始有冰雪災害，熱帶地區的熱浪問題，氣候變化帶來的問題離我們越來越近。

我們的城市會發生洪水，一場暴雨就可以讓整座城市癱瘓，這樣的極端天氣事件頻率在增加，以前可能是百年一遇，慢慢地變成了十年一遇，現在可能會變成兩、三年就一遇的事了。氣候變化再也不是一個遙遠的話題，每個人都感受到了氣候變化，每個人也都生活在氣候變化之中。

Lens：可持續發展與雙碳目標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蔣南青：之前也有人問過我，這兩者之間有什麼關係，可持續發展為全人類發展提供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框架，它的核心原則就是不讓任何一個人掉隊，leave no one behind。

農業如何變得「零碳」，建築可以怎麼做到「碳減排」，如何保護自然生態系統，這些目標都是相互關聯的，在這個基本邏輯中，也包括了零碳經濟的發展，我們在做「零碳」規劃時也是按照這樣的邏輯來做的。

Lens：日常生活中，普通人可以做到哪些減碳行動？

蔣南青：我做環境工作二十多年，也儘量將自己的生活方式「綠色化」。儘量都乘坐公共運輸出行，因為工作常常需要出差，我一般會選擇高鐵——比起飛機，高鐵的碳排放相對少一些。住酒店的時候，我也會自備拖鞋和洗漱用品，不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用品。

有時候我也會去學校里講課，或者是做一些教育講座，我會跟學生講一些衣食住行中產生的資源問題。比如 坐飛機的時候，如果被問到是要雞肉飯還是牛肉飯，一定要選雞肉，因為牛是反芻動物，會排放大量的甲烷，牛的生長周期也比雞的長，相對而言，雞肉的碳排放比牛肉小。還有咖啡和茶的選擇，雖然現在咖啡文化盛行，但我還是鼓勵大家儘量喝茶，因為咖啡種植對土地的使用、當地生物多樣性的影響比茶要來得大，而且咖啡的種植時間更長，碳排放量也會比茶更多。

30歲之前我一直在讀書，當時的理想是做一個科學家，後來發現自己不太適合學術，機緣巧合去了聯合國環境署，在那裡開始跟各個國家的人打交道。我去過很貧困的地區，也看到特別富裕的地區，也是這段經歷讓我真正地感受到「人類共同體」。

在環境署的工作也給了我一個全球的視野，尤其是全球環境問題，地球生病了肯定是有原因的，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環境署要推動可持續消費和綠色經濟，因為他們看到了一個根本性問題：生產消費端是帶來這些環境變化的主要原因。

Lens：如何減少消費端的浪費？

蔣南青： 在做減排的時候，一半是關於能源的減排，另一半是關於物質材料的減排。如果只靠能源轉型是無法達到碳中和目標的，還是需要儘量讓資源物盡其用。

我們現有的經濟模式是線性經濟，是「從搖籃到墳墓」，生產、製造到消費是一條線，不論是生產者還是消費者，都不會考慮消費後物品的「命運」，而現在很大一部分消耗是在產品的使用階段。我們都希望生活可以更舒適、更便捷，現在也有大量的快遞、外賣可以直接把需要的用品送到家裡，但這也會產生大量的物品被棄置的問題。

而在這樣的經濟模式下，最終造成了環境問題與資源消耗，被棄置的物品最終都只能被焚燒或者被填埋，在這過程中都會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而很多產品都是人工合成的材料，無法在自然里降解，這又會帶來環境上的問題。

循環經濟是改變這個問題的一個解決方法，它的邏輯是要把所有人都納入經濟體系中，消費者必須在產品使用的末端將它送去回收再利用。

與線性經濟相比，循環經濟是「從搖籃到搖籃」，原先的廢棄物可以重新變成原材料，回到生產線上，物盡其用，儘量不被棄置。在循環經濟中，從設計開始設計師們就要考慮到這件產品在未來是可以被回收再生的，要儘量減少材料的使用，讓它更易於回收再利用，同時現在也有很多技術是可以修復物品的，延長它們的使用壽命。

循環是一個很理想的方法，在這種新的經濟模式下，每個消費者、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我們要對自己使用的產品負責，在「使用完畢」之後，有義務把它送回搖籃里去。

「抱朴再生BOTTLOOP」是一個環保品牌，擁有完整的飲料瓶回收及再生全流程產業鏈，用戶通回收飲料瓶後，經過一系列工序後分解成塑料微粒，經過加工後製成環保面料

構建這樣的系統已經超越純粹的回收再生問題，它需要多部門協同，也需要依靠數字化技術，將每個人聯繫在一起，把碳排放變得可追溯、可量化，在未來可以進行交易，綠色企業可以從中獲得收益，以此降低成本，這樣才能獲得資本的青睞，循環經濟的閉環就可以實現。

Lens：汽車行業如何踐行「可持續」？

蔣南青：汽車工業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部門，目前中國政府的目標是在2025年將電動車的比例提升至25%。與標準的燃油汽車相比，電動汽車的減排率超過50%。而在能源減排上，主要是靠提高能效，電氣化是主要的技術之一，汽車的電氣化也是未來發展的總體趨勢。

但目前 電動車還處在發展初期，需要一定的時間，這也和中國的能源結構有關。電氣化的要求首先是電網的綠色成分。現在中國內陸地區還是以煤炭發電為主，電網中的可持續能源比較少，即使開的是電動車，但充電的電網依然使用的是煤炭發電，這個過程中並沒有形成減排效應。

其實，我們現在最重要的目的是碳減排，在目前的條件下，如果燃油汽車非常節油，依然是可以使用的。在達到百分之百的電動之前，中間是需要過渡的，沒有一個技術一出現就可以百分百成熟，油電混合車為當下提供了一種可行的解決方案。

然而無論是混合動力、純電動、氫能源，乃至未來仍有可能被不斷發掘的更加創新的能源驅動形式，著眼未來也不忘關照當下，以人類切實需求和保護環境為出發點的思考和努力，才是實現碳中和的有效舉措。 一如雷克薩斯堅持踐行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電氣化戰略，對可持續發展及更好的出行體驗的執著探索，始終踐行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和使命，致力於為碳中和持續做出貢獻。

世界本質上是多元的，無論是飛速疊代的前沿科技，還是致力於地球與人類福祉的環保減排，不同方式和路徑，傳遞的是對自然與生命相同的關愛。未來並不宏大遙遠，世界動搖個體，個體影響世界。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每個企業與個人，都有能力與責任，尋求永續發展之路，為人類的未來儲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