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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擁有規模龐大的海外移民群體 (diaspora)，即華僑華人。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在2011年的研究顯示，海外華僑華人的總數約為5000萬人，其中大部分是歷史上的中國對外移民的後代。而改革開放以後的出國移民通常被稱為「新移民」，他們的數量約在800萬到1000萬之間（莊國土，2011）。「新移民」大致對應於聯合國人口司（McAuliffe and Ruhs, 2017）所採用的國際移民定義，即出生國和長期居住國不一致的人士。根據聯合國的定義，中國是世界上第四大移民輸出國，位列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之後，海外移民有將近一千萬人。未來中國對外移民還將保持增長嗎？本文試圖利用國際移民相關理論，簡要地分析中國對外移民的未來趨勢。
撰文 | 劉 岩（美國雪城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
責編 | 黃玉琴
經濟增長與對外移民峰值
國際移民總規模的長期增長是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全球跨國移民總數從1990年的約1.5億增長到2013年的2.32億，在可預期的將來仍將保持總體增長的趨勢（McAuliffe and Ruhs, 2017）。然而並不是所有的移民輸出國和移民接收國都遵從相似的增長趨勢。
一些移民研究學者提出「移民峰值」(migration hump) 理論 (Adam and Page, 2003)，這一理論認為，移民主要由收入差異驅動，某些移民輸出國經濟增長，導致國內外的收入差縮小，進一步導致對外移民數量會在達到峰值後降低。
事實上，歷史上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經歷了移民凈流向的轉變。歐洲的義大利、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及亞洲的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等都曾經大量輸出移民，隨著經濟的增長，它們陸續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間轉為移民凈接收國家和地區。丘立本（2004）指出，移民的頂點約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左右達到，在此之上的「富裕國家」已沒有大規模向外移民的必要。
例如，韓國在1980年代末期之前一直是移民輸出國。從十九世紀末起，就有大量的韓國人前往中國、俄羅斯和夏威夷等地尋求生計。在二戰以後，韓國對外移民的目的地有了變化。1960年代起，韓國向西德輸送了以男性礦工和女性護士為代表的大量的勞動力。在1970-1980年代中東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韓國又向這一地區大規模地輸入了作為短期移民的建築工人。此外，美國、加拿大等已開發國家也接納了大量的韓國移民。1980年代末期以來，隨著韓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國內收入提高，對外移民大幅減少，而進入韓國的外國移民則快速上升。韓國於1993年引入了技術培訓生制度，招收來自十五個亞洲國家的勞工移民。與此同時，婚姻移民的數量也持續增長。在2000年後，韓國開始有實力吸引一些高技能移民（IOM，2011:32-34）。
從韓國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經濟持續保持增長的發展中國家有潛力迎來國際移民轉型，從早期輸出高技能和勞工移民，到逐漸減少輸出移民，直至大量迎來勞工移民。當經濟達到更高階段時，將有可能吸引外國的高技術移民。韓國在199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000美元（世界銀行，2018），也大致與該國國際移民轉型時期相對應。
事實上，這一「移民峰」對應著發展經濟學中著名的「劉易斯拐點」。其區別是：劉易斯拐點關注的是發展中國家內部的農業和工業部門之間的人口轉移，而「移民峰」理論則將這個邏輯擴展到不同國家之間。
為什麼要關心中國對外移民的「拐點」問題？
很多移民輸出國（往往也是發展中國家）都有理由關注移民拐點。移民輸出國通常會擔心人才外流（brain drain）現象，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大量受過高等教育的、有專業技能的人士——如醫生、工程師、企業家等——流向已開發國家，不利於本國的長期經濟發展。如果移民峰值可以達到，就意味著人才外流趨勢將得到扭轉，甚至可以出現人才回流 (brain gain)。
另外一個理由是，對移民拐點的正確認識可以促進移民接收國的民意朝著更富包容性的方向發展。移民接收國的反移民人士往往認為外國移民湧入的自然趨勢是不可逆轉的，他們擔憂他們的生活水平受到長期、負面的影響。但是如果預期跨國移民將自然地達到峰值，將有效緩解社會上的排外情緒。
就中國而言，還涉及到海外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扮演的重要角色。「新」、「老」華僑華人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都是幫助當地居民了解中國與中華文化、接觸中國商品和服務的橋樑和紐帶。在歷史上，華人在很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扮演著「中間商少數族裔「(middleman minority) 的角色，其地位處於掌握政治權力的統治階層（在二戰結束以前，往往是歐洲殖民者）和當地的一般大眾之間，並在商業上取得成功（Bonacich, 1973）。華人移民史的早期，各地「排華」現象時有發生，但隨著移民的後代更加深入地融入當地社會，「老移民」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地的主流社會所接納。「新移民」的到來又一次改變了華僑華人與當地社會的關係。例如，改革開放以後有相當數量的中國新移民前往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以中小型批發零售和餐飲業等為生。我在加勒比地區所作的田野調查發現，由於語言和文化差異，當地民眾往往對於近三十年的中國新移民不夠了解，對他們的移民原因、經營模式、生活習慣等存在著諸多誤解。一些國家的某些政治黨派和媒體人士以中國移民大量湧入為藉口，攻擊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外交政策與實踐。對「移民拐點」的認識，影響著當地社會接納新移民的進程。
中國的對外移民「拐點」何時來到？
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對外移民已經達到了拐點。由於各國搜集移民數據的口徑、統計質量等存在差異，目前還無法從統計上進行全面的評估。然而已經有相當多的證據表明，隨著國內收入水平的提升、有吸引力的工作機會的湧現，近年來中國人遷居國外的趨勢正在放緩。
以已開發國家作為目的地的移民開始減少。全球化智庫發表的《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8）》顯示，中國獲得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等主要移民目的地國家的永久居留及公民身份的數量或占比下降。另外，出國留學人員的增速有所放緩，高學歷、高技能人才回流中國的趨勢更加明顯。
以發展中國家作為目的地的移民則更早出現了下降勢頭。早在2005年，Haugen 和 Carling對維德角（一個位於非洲西岸的大西洋島國）的華商的研究就指出，新華人移民相當快速地占據了較為有利的細分市場(niche)，後來的商戶已經很難盈利。我在加勒比的研究中也發現，當地新移民增長最快速的時期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早期，華人商戶快速湧入並逐漸多元化發展，開辦了超市、百貨店、餐館、建材商店和小型製造業企業等，自2005年、特別是2010年以後，新開辦的商業企業只能不斷向消費力較低的鄉村地區擴展，企業總數和移民增量都趨於停滯。
討論：結構型的移民拐點
由於篇幅所限，本文所作的分析是比較簡化的，將所有類型的移民合併分析。事實上，移民有多種類型，不同種類的移民群體可能遵循不同的邏輯，展現出不同的趨勢。與其他的主要以勞務輸出為主的移民輸出國，諸如菲律賓、墨西哥等國相比，中國對外移民更加多元化，且有地區差異。這就意味著現有的移民拐點理論可能不完全適用於解釋中國的情況。
一般認為，當代中國新移民可以分為四大類：商務移民（包括投資移民和商人等）、非熟練勞動力移民（或稱「低技能」移民）、高技能移民（包括未歸國就業的留學生等）和短期勞務外派移民（建築工人等合同期一般少於兩年的短期外派勞務人員）（莊國土，2011）。隨著中國國內平均收入的提高，非熟練勞動力移民很可能是最先開始下降的。例如，筆者在加勒比的調查發現，當地的華人商戶近年來越來越難以僱傭到願意遠涉重洋來打工的中國僱工。比如，他們所能夠提供的廚師工資約為每月1000美元，這已經不是一個足夠有吸引力的薪酬，因此一些華人餐廳開始培訓、僱傭菲律賓移民作為廚師。在高技能移民方面，許多研究已經指出隨著國內工作機會的提升和生活質量的提高，近年來留學歸國人員的比例持續提高，由2012年的72.38%增長到2016年的82.23%（胡建兵，2017）。與前兩類移民不同的是，投資、商務類移民較少以獲取更高收入作為目的，因此並不受國內外收入差距變動的影響。
最後，短期勞務輸出人員的數量何時面臨拐點不能簡單地用人均GDP的水平預測。因為外派勞務與中國企業「走出去」息息相關，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商務部（2019）統計顯示，近兩年對外勞務合作派出人員每年增加兩三萬人。到2018年末，我國在外勞務人員約99.7萬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7萬人。這可能意味著，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勞務外派人員依然有可能保持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