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房租可以調控嗎
在前面的文章我們寫到：
一個城市房價可以高，但房租往往不能太高。只要城市的產業在，就永遠能吸引相應的產業人口流入。而如果相對於收入，連租房的成本都無法承擔的時候，城市的大門，才意味著最終被關上了。
進入2019年以來，伴隨著房價的暴漲，還有房租的整體提升。蘇州的房租再也不像2年前那樣溫柔可親。而樂伽公寓的暴雷，房東與租客的互相傷害，又給很多年輕人上了初入社會的殘酷一課。
自今年五月新政以來，政策不斷加碼，終於讓蘇州火熱的樓市走向了穩定，原來拋高的價格也開始走向回落。從九月份的成交情況來看，交易量就走向了腰斬，高企的二手房成交乏善可陳。
9月17日蘇州二手房簽約數據
7月18日蘇州二手房簽約數據
那麼，可不可能有類似樓市新政一樣的強力政策，讓租房的租金也保持穩定呢？
02
以史為鑑
近期在閒翻史料的時候，赫然發現，原來在中國近代史上，1910，1927年爆發過兩場要求房東減租的運動，史稱「房租減半運動」。而這場群體運動的發生地，正是在居不易的上海。
當時的上海，租金是一個什麼情況呢？
1920年代的上海，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資，大概在20大洋上下（以下簡稱元），當時的物價水平，十斤大米一元錢，普通人的工資水平差不多相當於買到200斤大米。當時的上海家庭，如果月收入超過50元，就屬於小康水平；家庭月收入如果超過一兩百元，就屬於中產階層了。
但此時上海，房租已經很貴了。1921年，失去軍職的張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個小房間，月租就要16元，相當於當時上海普通工人近一個月的工資。
為了節約房租，當時，屌絲郭沫若就和上海絕大多數的租客們一樣，租住一種名為「亭子間」的小房間。
亭子間實景圖
與郭若沫相比，徐志摩則實在是要爽歪歪了。當時在上海三所大學任教，一家大學平均給他200大洋的工資，徐老師一個月收入能達到600大洋，基本上屬於現金流爆炸的富豪了。所以徐志摩可以住著大洋房，雇著幾個女傭，和自己的新婚妻子陸小曼一起過著不羨鴛鴦不羨仙的日子，時不時還能開個上海高端交際圈的趴體。
但上海的大多數人，是遠遠達不到徐志摩和郭若沫的居住水平的。更多的人連亭子間也租不起。
為了節省房租，無數的新上海和老上海人，紛紛選擇了在臭水溝旁、垃圾場上，自己用茅草、蘆席、竹竿、木棍、黃泥等「建築材料」搭起了「有礙觀瞻」的棚屋。
於是，在1927年4月3日，3000多位來自上海各地的租客，聚集在上海公共體育場（今上海滬南體育活動中心），集體要求「上海房租減半」運動，隨後，他們成立了一個團體叫做「上海房租減半運動會」（後於當年4月30日改名為「上海房客聯合會」）。
除了「上海房租減半運動會」，租客們還成立了例如「淞滬房客總聯合會」、「上海房客減租總聯合會」、「漢口路房客減租聯合會」等租客組織，他們的目標都很明確，就是要求「減房租」，為此，他們還聯合出錢登報呼籲。
轟轟烈烈的房租減半運動，開始了。
03
房東和租戶的對決
《申報》在1927年4月刊登《淞滬房客減租運動大會通告》。核心訴求如下：
1）話說資產階級們，坐擁眾多房產，而我等平頭百姓，只能寄人籬下，租住陋室，聊以遮風蔽雨。結果資產階級們還貪得不厭，不斷漲房租，搞得老百姓們每月收入幾乎五、六成都要交給房東。日子越過越苦。
2）我們現在不求打倒資產階級，只求房租打個對摺。房東們你們都是有錢人，打個對摺，毛毛雨啦！對我們小老百姓可是解了燃眉之急啊。
3）我們組織這個「房租減半運動會」，就是希望能夠為全上海市民說句公道話，並向房東、向上海特別市黨部及市政府請願，表達我們的訴求。
看到這種情況，上海的房東們也緊張了。
在上海灘，1927年4月上旬，以虞洽卿、陳炳謙等為首的房東大佬們也迅速聯合起來，成立了「閘北產業工會」，隨後，上海南北市房地產業主聯合會也正式成立，當年4月12日，上海的房東們，針鋒相對在《申報》上發表了一份《產權聯合會宣言》，房東們的觀點如下：
1、房東、房客，相互之間根本就是對等的雙方。有些人說房東是資產階級、房客就是勞動人民，這純粹是扯淡，挑撥離間之計好不好！
2、房客當中，不乏身家頗豐，富有田產的人，房東裡面，也有很多原本靠著辛苦打拚才有了如今這番產業的勞動群眾。說到底，房東房客一家親啦。
3、覺得房租太貴，大家都是文明人，可以坐下來談的嘛！幹嘛動不動就扣帽子、打棍子，罵房東是軍閥、走狗、帝國主義的奴才。難道做房東的就有原罪，就應該給房客宰割嗎？
大家各執一詞，鬧的不可開交，淞滬警察廳必須出面了，到最後發布公告，就減租一事發表最終裁決意見：
1、近來房客、房東就房租減租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更有房客不付房租、房東斷水斷電的事情發生，這很不好！
2、對於房租問題，我們也做了研究，價格的確不低，但要說直接打對摺，也不太現實，具體數額還得酌情考慮。房東嘛，也應該考慮降一點。這樣吧，就以去年（丙寅年）六月的房價作為上限，不能再漲了；
3、包括小租在內的種種陋習一併禁止；
4、本廳長有維護社會治安的責任，自本布告發布之後，再有敢鬧事，一律追究嚴辦！
面對此種不痛不癢和稀泥的政策作風，文豪魯迅也無可奈何，1932年3月2日，魯迅跟朋友許壽裳說，他在上海都不敢輕易換房子了，因為每次換房子，就得交一筆巨額頂手費，連他這種月入四五百大洋的「文豪」都覺得受不了了，魯迅抱怨說，上海房租實在太貴：
「屋少費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
04
歷史的餘波
在這種難以承受的壓力下，南京、北平（北京）、成都、武漢等城市的租客們，仿效此前上海的「榜樣」，紛紛發起了要求房租「減租運動」，到1934年，作為房租「減租運動」先驅城市的上海，又再次爆發了要求減租運動。
為了安撫民心，1935年，閻錫山正式下達限租令，規定太原城內的空置房必須一律出售或出租，並給每條街巷的房屋租金設定了一個上限，只要超過上限，房客可以檢舉揭發。
1949年4月25日上午，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最後一次登上了故鄉溪口鎮的飛鳳山，並在山頂眺望故鄉。後來，蔣經國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
「天氣陰沉，益增傷痛，大好河山，幾至無立錐之地。」
此時，由於經濟崩潰、房租暴漲，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也幾乎無立錐之地。而國民黨政權，也進入了風雨飄搖崩潰的前夜。
溫故而知新，從晚清到現在，住房問題一直困擾著每一代人，居大不易，或者，真正能解決住房問題的就靠這句話：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