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論文衡史
湯紅紱譯〈無人島大王〉，《民呼日報圖畫》第30號（1909年6月13日）
四、文類形態的重構：以晚清冒險家傳記與女豪傑傳記為模範
如前所述，湯紅紱從事翻譯，動機在於倡導愛國。在此視野下，也就不難理解她為何完全無視原著文類形態，將三篇作品改造為體式一致的「短篇小說」[101]。對於她而言，翻譯小說的使命在於發揮意識形態功能，軍事冒險譚、家庭講談與童話的文類分別並無意義。問題在於，湯紅紱重塑譯文體式必須有所依傍，那麼她向何處尋求原型？
在晚清的語境下，可供譯者藉以翻譯域外小說的本土文類主要有兩種：一是以林紓為代表的「古文」翻譯，承襲自《史記》、《漢書》的敘事傳統。另一類則是白話章回體，延續《水滸傳》、《紅樓夢》等小說的典範[102]。取湯譯小說與兩者相對照，卻會發現其體式另有所本，參考的乃是晚清冒險家傳記與女豪傑傳記。眾所周知，晚清中西英雄傳記風靡一時，其中尤以梁啟超開創的新體評傳最受矚目。此一新文類長於記錄英雄事跡，倡導英雄崇拜，宣揚愛國精神，梁啟超著譯的《（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1902)之類女傑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1902)之類愛國英雄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1903)之類冒險家傳記皆是典範。其體式取法明治日本，最突出的特點是夾敘夾議，開篇有緒論，收尾有結論，敘事過程中也隨處評論時事與人物，而國族論述與女權論述恰恰是此類議論的主要思想資源[103]。
湯紅紱化用傳記體式譯寫「短篇小說」，明顯是有意為之。一方面，湯譯小說與晚清傳記頗為相似。就故事來源而言，湯紅紱深知戰爭文學具有傳記性，將〈旅順土牢之勇士〉與〈女露兵〉合稱作《旅順雙傑傳》，即可顯現她的用心。就主題而言，湯紅紱著力展示日本兒女英雄、俄國女英雄以及英國航海家的勇氣與熱情，塑造國民典範，與晚清英雄傳記異曲同工。另一方面，雖然小說被梁啟超推上「文學之最上乘」的寶座，但是從傳統角度來看，傳記文類的地位依然高高在上。引評傳入小說，不僅能夠強化譯作的傳記色彩與意識形態功能，更足以提升其格調。不過，湯紅紱絕非將小說徹底改造為傳記，她主要是在開篇與結尾處用力。
在小說開篇，湯紅紱的譯寫方式為添加論述文字，以引出小說敘事。此一體式的來源即是評傳的緒論，功能在於論述傳主展現何種道德精神[104]。湯譯小說亦步亦趨仿效之，開宗明義建構了小說文本與國族論述、女權論述的關聯。筆者發現三部譯作的開篇各有所本，其中〈無人島大王〉模仿一九三年《大陸報》刊載的冒險家傳記〈支那航海家鄭和傳〉。此傳緒論以中西歷史文化比較為視野，將鄭和(1371-1433)與歐洲探險家相提並論：
今試問世界各國，其最有功於世界之文明者，何國乎？則鮮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國是已。又試問古今豪傑，其最有功於今世之文明者，何人乎？則鮮不曰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險家是已。故西班牙、葡萄牙、和蘭、英吉利諸國，其領土皆露布於全球。哥侖布、汲頓曲諸賢，其聲名皆洋溢乎後世，此高加索人種之所以自豪於天下者也。[105]
事實上，這段緒論又源出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梁啟超以設問句開篇：「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辟新地之豪傑是已。」[106]強調探險家是推動世界文明進步的功臣，隨後以開闢美洲的哥倫布士（今譯哥倫布），發現澳洲的伋頓曲（今譯庫克船長,CaptainJamesCook,1728-1779），以及探險非洲的立溫斯敦（今譯利文斯頓,DavidLivingstone,1813-1873）為代表。如前所述，梁啟超早就提倡「冒險精神」與冒險小說，他撰寫冒險家傳記，動機亦在於此。
順著此一思路，湯譯〈無人島大王〉開篇即論述魯濱孫如何承載「冒險精神」：
波濤數千萬頃，握坤樞而旋轉之，而灌輸五洲之文明，是何耶？曰海，海。岸然挺身出與波濤戰，與颶飈戰，與暗礁戰，與蠻族戰，與嚴寒酷暑、毒蛇猛獸、煙瘴疫癘戰，戰而勝則生，不勝則葬波濤，餌魚鱉。是何耶？曰航海。吾於是披西籍，更仆數航海大家，而哥崙波，而伋頓曲，而阿麥，而瑪可波羅。彼其攜羅盤，冒百險，精神事業，燦燦焉垂史宬，赫赫然掛後儒齒頰者，曰此航海家，航海家。讀者諸君，得無傾慕是而遐想是乎？試與諸君詳克祿蘇軼事。[107]
顯而易見，自問自答的設問句與梁啟超的筆墨一脈相承，只是更為繁複。前文已經論及，開篇的排比亦化用梁啟超〈論進取冒險〉之字句，旨在凸顯航海家的「冒險精神」。湯紅紱翻譯〈無人島大王〉時，雖然將譯作定位為「冒險小說」，卻未與家喻戶曉的《魯濱孫飄流記》相聯繫。她將主人公譯作「克祿蘇」，與哥倫布等歷史人物相提並論，彰顯的是中西冒險家傳記的影響。經過此番改造，〈無人島大王〉幾乎等於一部〈克祿蘇傳〉。
〈旅順土牢之勇士〉主人公雖非航海家，但湯紅紱大體沿用了〈無人島大王〉緒論的結構，只是以「尚武精神」替代了「冒險」：
自日俄戰事開，而忠勇義士麇聚蜂起，拼性命，薄血肉，出入硝煙彈雨中，以博一死。死之烈者，不于海則於陸，墮危崖，葬絕壑，斷頭折臂，剜腹流腸。故自旅順包圍以來，以戰鬥死，以偵探死，以疾疫死者，不勝僂指數。而獨有一奇偉之日本男兒，拼萬死，留一生，日錮於懸崖絕壁、腥風血雨中，與嚴塞戰，與穢氣戰，與毒蛇猛獸戰，閱數月而志氣不稍挫，又復雄心勃勃，靜睨戰機，曾不旋踵，而大功立，而盛名傳，吾故移譯之，而欲使頑夫廉，懦夫立，舉天下而聞風興起也。翳何人？翳何人？則吾所崇拜之土牢勇士是。[108]
日文原著開頭簡單介紹寫作小說的緣起，即日俄戰爭期間愛國勇士事跡提供了大量素材。譯者則添加緒論，論述主人公展現的道德意義，引出下文。湯紅紱點出「忠勇義士」，不過主要還是就「勇」立論。在她看來，佐賀大尉與哥倫布、魯濱孫之類航海家並無不同，航海家因其「冒險精神」而征服變化莫測的大海，軍人則憑藉「尚武精神」迎擊戰場上的敵人。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她再度套用梁啟超的排比句式，「與嚴塞戰，與穢氣戰，與毒蛇猛獸戰」，闡釋「尚武精神」。雖然湯紅紱頗為重視女英雄凜子，但是〈旅順土牢之勇士〉緒論僅就男勇士立論。這一遺憾在〈女露兵〉的開篇得到彌補。她將哈拉冬與花木蘭相提並論，應該是受到〈記俄女恰勒吞事〉啟發。不過該傳並非評傳體，就體式而言，〈女露兵〉緒論乃是受到《女子世界》所刊女豪傑評傳的影響。此處不妨以柳亞子的〈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作為參照：
長宵載夢，歷太平洋而西，神遊於文明之歐美，放眼其莊嚴燦爛之國土，有物焉。胚胎於風俗，字育於政教，發達於歷史，近之不可得而即，遠之不可得而避。而矗然植然，與百丈之國旗、千丈之紀念塔，掩映於無形之間。曰民族主義焉，曰尚武精神焉，曰軍國民資格焉，吾腦筋為之震動，吾靈魂為之搖盪，吾感情為之影響而激昂。茫乎！微乎！不知身之何在。鶡旦一鳴，好夢初覺。起視祖國，沈沈若死。讀杜老兵車之行，吟王瀚涼州之曲，黷武窮兵，訾為失德，擐甲御戎，引為（寄）〔奇〕痛。蓋車鈴駟鐵之風，淪胥也久矣。鬚眉如此，遑論巾幗。嗚呼！弱蟲弱蟲！[109]
《女子世界》推崇女豪傑，刊載了大量相關傳記，既是對梁啟超翻譯外國女傑傳的繼承與回應，也是重新闡釋傳統資源的嘗試。柳亞子此傳旨在以花木蘭為模範，重振女子的「尚武精神」、「軍國民資格」。正是在此思路下，唐詩中批判窮兵黷武的詩作被視為中國文弱的根源。
《女子世界》刊載的傳記《記俄女恰勒吞事》
揆之以〈旅順雙傑傳序〉，我們會發現湯紅紱對翻譯小說的定位與柳亞子對傳記功能的設定完全相同。所以在〈女露兵〉開篇，譯者借鑑了柳亞子所作緒論的思路：
吾讀李華〈弔古戰場文〉而悄然悲，吾讀〈木蘭從軍歌〉而奮然壯。李華之文，悲矣！麗矣！然而一披讀，則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勢必率全國人而流於文弱驕奢之一途。若夫木蘭，一女子耳，目不識鋒鏑，耳不聞鼙鼓，身不習矛戟，獨能以躬代父，萬里從戎，買馬配鞍，釋笄而弁，閱幾許之艱難辛苦，而同伴不及察，七尺鬚眉，得無愧煞？此所謂巾幗中之錚錚者耶？至若梁夫人親執桴鼓，秦良玉躬冒矢石，亦足為深閨吐氣，而俱不如木蘭之悲壯之雄奇。不謂事閱數千載，竟有以閨閣之深情，效孟堅之投筆，其悲壯雄奇，若與我國木蘭相頡頏，而捐軀之烈，從戎之苦，且或過之。斯何人耶？則吾所崇拜所移譯之女露兵是。[110]
湯紅紱此處沒有直接引用國族論述，而是論述傳統詩文對於國民精神的影響，分別以〈弔古戰場文〉與〈木蘭辭〉作為正反面例子，將花木蘭與俄國女英雄相提並論。湯紅紱隨後提及了梁紅玉、秦良玉等女軍人，她們的傳記也在《女子世界》等期刊上反覆出現，在金天翮(1874-1947)《女界鍾》(1903)、秋瑾(1875-1907)《精衛石》(1905)等著作中穿梭往來，與羅蘭夫人(MadameRoland,1754-1793)等西方女性一併成為晚清女權論述崇尚的女豪傑典範[111]。就旨趣而言，湯譯〈女露兵〉與晚清的女豪傑傳其實異曲同工。
除此之外，湯紅紱也為三篇小說添加了額外的結尾，記敘社會各界（尤其是新聞界）對於英雄功業的反響。這一寫法並無傳記體式上的來源，而是自出機杼地化用傳記的精神意涵，以強化小說的傳記性質與新聞價值。〈旅順土牢之勇士〉原著以佐賀大尉、凜子回歸日軍軍營結束，湯紅紱則虛構了兩人返國後萬眾歡迎的情節：
於是攻陷旅順之捷書達東京，自朝廷以至庶民，莫不懸燈慶祝，如痴如狂。閱數日，梶川少佐又送大尉等回日本，軍樂震天，傳為盛事。及至東京，而萬民之來瞻大尉、凜子者，莫不花圈以迎之，揮巾以送之，開會以歡迎之，攝影以傳布之。而全國之新聞記者，亦復珥筆以詳其事實，載之報端。而一時上上下下、老老幼幼，莫不相率而高呼曰：「佐賀萬歲！梶川凜子萬歲！」[112]
日人舉國慶祝旅順大捷，歡迎勇士凱旋的場景，湯紅紱即使不曾親身目睹，也會經由《日露戰爭實記》等雜誌的報道有所耳聞。此結尾自然是譯者虛構，卻藉此坐實大尉與凜子的事跡有據可循。
湯譯〈女露兵〉的結尾大同小異。譯者運用想像力描摹哈拉冬盛大的葬禮與民眾的反應：「會葬之期，花圈以百計，送者以千計，沿途聚觀者以萬億計。」又參照歷史事實，記錄了新聞媒體的熱烈反響：「日俄兩國之報紙，競探得其生平之事跡，若何而尋夫，若何而改裝，若何而勇戰。報紙一載，莫不先睹為快。」[113]譯者屢次強調新聞媒體對於英雄事跡的宣傳，足見她對日俄戰爭時期的戰爭報導雜誌印象之深刻。
湯譯〈無人島大王〉不僅沿襲前述兩篇的譯寫手法，還宣稱小說源自魯濱孫自傳：
至翌日，倫敦喧傳克祿蘇事，親友來賀，鄰人來謁，報館訪事來晤談，采其事編為遊記，逐日登載。克復以親歷之跡，自著一書，上之文部。文部取其事，足為國民礪精神，振志氣，迺特廣為傳播於全國。而各國聞之，競相移譯。閱數百年，即東亞大陸，亦莫不稱頌克祿蘇之為大航海家雲。[114]
此處譯者對〈無人島大王〉成書經過的描述，完全與事實相背離。眾所周知，《魯濱孫漂流記》為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創作的小說，魯濱孫只是虛構的主人公，絕非小說作者。湯紅紱此處視之為自傳，很可能受到櫻井忠溫《肉彈》的影響。櫻井忠溫借自傳體小說宣揚「忠勇」精神，可謂「以親歷之跡，自著一書」。書稿完成後，軍政要人乃木希典(1849-1912)、大隈重信(1838-1922)、大山岩(1842-1916)都紛紛作序，該書甚至被送達明治天皇(1852-1912)手中，日本媒體也極力宣傳，官民配合默契，將其打造為宣傳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國民教科書」，可謂「廣為傳播於全國」。與此同時，該書被譯成英文等多種文字，正是「各國聞之，競相移譯」[115]。
值得注意的是，湯紅紱在〈女露兵〉結尾引入了另一種譯寫手法，添加了一段哈拉冬的「墓表之文」。事實上，這篇小傳也有模本，經筆者爬梳，發現其結構與措辭套用了徐自華(1873-1935)所撰〈鑑湖女俠秋君墓表〉(1908)：
君諱瑾，字璿卿，又字競雄，自號鑑湖女俠，越之山陰人也。家世仕宦。少長閩中，復隨父湖湘，適湘鄉王氏。生平忼爽明決，意氣自雄，讀書敏悟，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為人。豐貌英美，嫻於辭令；高譚雄辯，驚其座人。自以與時多迕，居常輒逃於酒。然沉酣以往，不覺悲歌擊節，拂劍起舞，氣復壯甚。⋯⋯故浙大吏謂君同黨，遽殺之，時六月六日也，年僅三十有三。烏虖慘已！跡其行事，不拘小節，放縱自豪，喜酒善劍，若不可繩以理法，然其本衷，殊甚端謹；在稠人廣座，論議鋒發，志節矯然，人輒畏重之，無有敢一毫犯其詞色者。雖愛自由，而範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逾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烏虖！此君之所以死歟？嘗生子女各一，今在湘中。後七閱月，石門徐自華，哀其獄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終，為約桐城吳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橋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後世，俾知莫須有事，固非徒南宋為然；而尚想其烈，或將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與岳王墳同不朽雲。謹表。[116]
秋瑾於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被害，她的死訊在晚清中國激發廣泛迴響，報章輿論、故友親朋與文人雅士合力展示了一位一心救國卻含冤而死的女傑形象[117]。徐自華為秋瑾摯友，她的〈鑑湖女俠秋君墓表〉著重刻畫秋瑾任俠尚氣的性格，感慨其含冤辭世，期待其聲名「不朽」。雖然此文延續了傳統墓表的體式，但就內容而言，亦可稱之為晚清女豪傑傳記。
徐自華《鑑湖女俠秋君墓表》
湯紅紱原籍杭州，一九七年秋由日本返國，正值各界人士悼念秋瑾之際。作為同樣熱心於救國的新女性，她關注著秋瑾之死。而借秋瑾的墓表演繹俄國女勇士的事跡，顯示譯者認為兩人愛國熱情足以等量齊觀：
君諱哈拉冬，俄之木司科窪人也。家世仕（官）〔宦〕，幼失怙恃，嘗依伯父某，肄業於俄京某女學校，畢業後，適同邑哈露氏。生平豪爽明決，顧盼自雄，尤好虛無黨，慕蘇非亞之為人。豐貌英美，工於詞令，處俄舊京時，常苦伯父壓制，與哈露氏東來哈爾賓，隱身商界，逑好甚敦。⋯⋯最後君以全力之防禦，受日軍猛烈之炮彈，絕世英雄，遂以長逝，時十二月廿九日也。嗚呼慘已！跡其行事，類多英敏勤懇，故雖託身商界，無不藹然與人以可親者。第性情貞烈，志節矯然，雖在軍中，人轍敬禮之，曾不旋踵，乃卒殞於無情之炮彈，誠可痛哉！為約旅順俄國軍人百餘人，卜地松樹山麓，葬焉。用表其墓，以告世界之軍人，並以告世界之女子，俾知捐軀報國之事。而尚想其烈，永垂不朽，且使奉為千古之儀型雲。謹表。[118]
徐自華筆下的秋瑾極具女俠氣概，哈拉冬小傳受制於範本，只得忽略對「良妻賢母」形象的描述，愈發突出其女豪傑的面向。較之秋瑾墓表，哈拉冬小傳的不同之處亦值得注意。一是「尤好劍俠傳，慕朱家、郭解為人」改為「尤好虛無黨，慕蘇非亞之為人」，譯者將晚清中國家喻戶曉的俄國女虛無黨人蘇菲亞(СóфьяЛьвóвнаПерóвская,1853-1881)塑造為哈拉冬的偶像[119]，在增加異國情調的同時，也試圖掩蓋仿寫的痕跡。另一處是「俾知莫須有事」改為「俾知捐軀報國之事」，徐自華懾於文網，未能明言秋瑾之死的意義，湯紅紱則藉稱頌哈拉冬，表達對秋瑾的敬意。
在湯紅紱筆下，無論大尉、凜子、哈拉冬、魯濱孫，其事跡均藉助新聞媒體廣為流傳，享有當下的聲名。然而她並不滿足，進而期待愛國英雄永垂不朽。譯者對哈拉冬墓表之文如是評論：「嗚呼！如是哈拉冬死猶不死矣。」[120]與此同時，她又讚嘆魯濱孫自傳流行數百年。可見在她心中，較之於小說，傳記才是令英雄之名傳之久遠的文類。譯者利用小說的虛構性，增加評傳緒論，又設計結尾，添加墓表，皆旨在強化小說的傳記性，如此孜孜以求，豈不正是為了令小說承擔傳記的功能？對照前節的分析，英雄為愛國而犧牲貞操、夫婦之情、父子之情，代價無以復加，那麼名垂史冊應該是對他／她們最大的補償。如此看來，在譯者思維深處，倡導不惜一切為國獻身的動力，其實源自傳統中國人名垂青史的願望。
五、結語
《愛國英雄小說》所收〈旅順土牢之勇士〉結尾附有吳綺緣一段評論，凸顯了湯紅紱翻譯小說的歷史意義：
清才博學，在吾國女子中亦復不鮮，然所習者多詞章藻繢之學耳。間治說部，亦多言情之作，徒令人盪氣迴腸，於世了無裨益。乃紅紱女士所譯述者，率為愛國之作，差能力反前弊。即文筆雖未盡純，亦頗整整可觀，聊志數語，以當欽佩。[121]
吳綺緣以後見之明，敏銳地觀察到從閨秀到女作家的轉型，湯紅紱適逢其會。可惜我們無法了解她是否長於詞章，但她曾於《民呼日報》刊登花鳥畫作，隱隱透出閨秀的素養。在吳綺緣看來，湯紅紱之所以重要，在於掙脫此一傳統，投身「小說界革命」，藉小說宣揚愛國精神。不過，吳綺緣對湯紅紱的生平一無所知，對譯作的來龍去脈缺乏了解，也就難以洞察翻譯小說背後的幽微曲折。
經由前文的分析，我們得以超越吳綺緣的視野，揭示湯紅紱翻譯小說文化譯寫的豐富內涵。首先，從跨文化翻譯的角度來看，湯紅紱遊走於中日文學文化之間，但每每以晚清的文化語境為依歸，體現了文化調和的立場。她投身小說翻譯事業，無論譯書的動機還是作品選擇，既由於日本戰爭文學熱潮的吸引，更受到晚清「小說界革命」與「女界革命」的引導。在譯寫並闡釋明治日本的「忠勇」精神時，無論梁啟超等人的國族論述，還是以《女子世界》為代表的女權論述，抑或是傳統文學與儒家思想，皆是她心心念念的對話對象。對於原著的文類形態，她明顯無心移植，而是受到傳記熱潮啟發，化用晚清冒險家傳記、女豪傑傳記重構小說體式，強化其傳記性與意識形態功能，提升其文類地位。湯譯小說雖未開拓出原創性思想與文學技法，但融會了明治日本與晚清中國的諸多文學、思想、文化潮流，展現了它們的內在關聯。
其次，具體審視湯譯小說的國族思想，我們發現身處過渡時代的譯者依違於傳統與新潮之間，又往往藉助傳統思維，促成傳統的改造。她在小說中闡發「尚武精神」、「冒險精神」與愛國思想時，屢屢參考儒家道德觀念，與之對話。她極力推崇愛國，不惜以貞操、夫婦之情、父子之情為代價，但是突出此類原作並未凸顯的倫理矛盾來塑造英雄形象，恰恰反映譯者內心中對傳統道德夙夜難忘。而譯者筆下的英雄既然對於儒家道德難以割捨，他們主動犧牲、去私就公的行為，也就更具道義性。至於她屢屢突出小說的傳記色彩，強調筆下男英雄、女豪傑因愛國之思而名垂青史，既是對他／她們承受犧牲的補償，也流露出譯者對於留名的執念。由此可見，儒家道德與傳統思維經由轉化，足以成為愛國的動力。
最後，從性別的角度思考湯譯小說，我們觀察到女權論述與國族論述之間的張力。湯紅紱在日本接受女子師範教育，卻並不完全認同「良妻賢母」的論述，而是更青睞流行於晚清中國的女豪傑典範。為此，她著力重塑凜子、哈拉冬的女傑形象，倡導不惜代價為國犧牲，兩人或是捨棄貞操，或是付出生命，因而留名青史。雖然身為新女性或是女軍人，可是她們依然保留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凜子藉色誘建功，哈拉冬履行良妻的義務。由此看來，國族主義的興起為女子提供了名垂史冊，與男性比肩的契機，但相對於男子，愛國女性義務更繁重，犧牲更沉痛。她們必須承擔文化傳統、國民義務加諸身上的重重艱難。一言以蔽之，湯紅紱不僅渲染了永垂不朽的誘惑，也暗示了此一誘惑的代價；湯譯小說不僅呈現了女性與國族、愛情與救國、貞操與愛國的糾葛，也參與開啟了此類文學書寫的潮流。
注釋：
[101]有趣的是，湯紅紱宣稱自己的翻譯原則是「依樣葫蘆，不敢增減一字」。湯紅紱：〈旅順雙傑傳序〉，頁2。湯紅紱在翻譯時也改變了原著的敘事模式。譬如〈旅順土牢之勇士〉頗多插敘成分，本來的次序是描述旅順土牢的歷史，再敘述大尉被捕情景，補敘其潛入俄營的緣由，到譯著則是先敘述大尉應徵偷襲俄營，斬殺數人，酣睡時被捕。〈女露兵〉是按部就班的第三人稱順敘，不過「講談」中大量對話多被譯者轉化為敘事。不過，此類敘事模式的改編在晚清司空見慣，難以斷定此改動與借鑑評傳體式有無必然連繫。參見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頁35-136。
[102]張麗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的興起：以文類形構為視角》（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99-108。
[103]夏曉虹：《覺世與傳世—梁啟超的文學道路》，頁129-142。
[104]新體評傳的另一特色是敘事過程中的評論，湯譯三小說中以〈旅順土牢之勇士〉最為亦步亦趨，不斷添加感嘆與評論，〈女露兵〉次之，〈無人島大王〉則偶一為之。至於結論，湯譯三小說均未作為參照。
[105]佚名：〈支那航海家鄭和傳〉，《大陸報》第11期（1903年9月），頁15。
[106]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收入梁啟超：《飲冰室專集之五》（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頁1。
[107]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214。
[108]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1-2。
[109]亞廬（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3期（1904年3月），
頁25。
[110]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1-2。
[111]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73、136、167-168；《晚清女子國民常識的建構》，頁54-58；JoanJudge,ThePreciousRaftofHistory,pp.151-162。
[112]仁和湯女士紱譯：〈旅順土牢之勇士〉，頁29。
[113]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31。
[114]黃季陸主編：《中華民國史料叢編．民呼日報》，第1冊，頁308。
[115]關於明治日本打造《肉彈》經典地位的描述，參見董炳月：《「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係研究》，頁79-84。
[116]郭延禮編校：《徐自華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4-16。
[117]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286-325。
[118]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31-33。
[119]YingHu,TalesofTranslation:ComposingtheNewWomaninChina,1899-1918(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pp.106-152.
[120]仁和湯女士紱譯：〈女露兵〉，頁33。
[121]王瀛洲編輯，吳綺緣評點：《愛國英雄小史》，下編，頁70。
（作者單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圖片為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