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論｜| 汪寶榮 崔潔：英籍漢學家白亞仁的譯者慣習探析——以余華小說《第七天》英譯為中心

原載《外國語文研究》2019年第4期。

感謝汪寶榮教授賜稿。

轉自：國際漢學研究與資料庫建設

2019/10/8

摘要：本文從翻譯選材、翻譯觀、翻譯策略三方面入手，嘗試探討余華作品主要英譯者、英籍漢學家白亞仁的譯者慣習。白亞仁偏愛翻譯的中國當代作品具有以下特點：反映普通中國人生活或真實描寫或批判當代中國社會，人情味較濃，語言幽默生動，風格簡潔樸實；他主張譯作應忠於原作的內容和思想，儘量再現原作帶給其讀者的感受，但不宜過分拘泥於原作的形式和結構；他翻譯余華小說《第七天》時採用的翻譯策略傾向包括：刪繁就簡，將間接引語改為直接引語，在處理成語、俗語等中國文化專有詞的過程中，對歸化與異化進行適度平衡處理。以上翻譯策略彰顯了這位典型學者型譯者追求的余華作品翻譯目標，即「精確、流暢、簡潔」。

關鍵詞：白亞仁；譯者慣習；翻譯觀；《第七天》；翻譯策略

一、引言

余華是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中國當代作家之一，尤以《活著》《兄弟》等作品聞名。他的最新長篇小說《第七天》由英籍漢學家白亞仁（A. H. Barr）翻譯，2015年由美國蘭登書屋（Random House）旗下的萬神殿圖書公司（Pantheon Books）出版。這部作品以荒誕的筆觸和鬼魂敘事講述了一個普通人在去世後七天內的經歷，暴露了當今中國的諸多社會問題。作品一經出版即在國內引發爭議：黃江蘇（2016：79）認為，儘管這部作品在藝術探索、情感體驗、現實關懷方面都保持了很高水準，但在人物內在的豐富性、時代弊病的深刻透視上存在缺陷，未能寫出靈魂的深度和建構時代精神；吳樹橋（2013：111）認為，「第一人稱敘述者曖昧不明的立場讓那些新聞故事讀起來更像是一些荒誕的冷笑話，讓人覺得諷刺，卻缺少反省」；一篇網評指出，這本書「拿到手一看，遍地的現實碎片，想看的是中國的《百年孤獨》，眼前直播的卻是《新聞30分》。想像的眼前繁花似錦，腳下踏著的是黃葉滿地，這種被迫的失望讓人氣悶」。

這部在國內頗受爭議甚至差評的小說，其英文版出版後卻引起不小的轟動。我們找到英文版出版後兩年內英語國家刊發的書評28篇，其中影響力較高的普及性媒體有《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紐約客》《國際紐約時報》及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學術性刊物有美國的《科克斯評論》《紐約書評》《紐奧良評論》等；圖書行業雜誌有《出版人周刊》《圖書館雜誌》等。此外，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的全國性大報也登載了書評。幾位書評人對白譯的評價頗高：卡爾富斯（Kalfus，2015）在《紐約時報》指出，「白亞仁的翻譯技藝嫻熟但稍遜靈氣」；懷特（White，2015）在《華爾街日報》指出，「余華描寫了瀕臨精神破產的當代中國社會和一個腐敗成災的國度，由於白亞仁精彩的翻譯，這種感受清晰地再現在英譯本中」；羅傑斯（Rogers，2015）在《紐西蘭郵報》指出，「余華擅長運用新鮮、有效的隱喻，它們在白亞仁一流的譯文中得以保留」；英格蘭（England，2015）在澳大利亞《廣告人報》指出，「余華善於運用巧妙的寓言和討人喜歡的幽默，而白亞仁的翻譯有效地襯托出余華話中帶刺的幻想」。

《第七天》在英語世界獲得好評，白亞仁無疑功不可沒，但目前對其人其譯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借用布迪厄（P. Bourdieu）的場域理論和西梅奧尼（D. Simeoni）的「譯者慣習」（translator’s habitus）概念，考察白亞仁的職業發展軌及譯者慣習，並著重分析《第七天》英譯本中的某些翻譯策略。

二、場域理論與「譯者慣習」概念

「場域」「資本」「慣習」是布迪厄場域理論的三大基石。該理論博大精深，這三個核心概念本身也頗為複雜，可參見以下釋解：王悅晨（2011）、汪寶榮（2014：21）。本文重點論述譯者慣習，因而須對「慣習」的特性稍作說明。布迪厄認為，慣習具有主體性和能動性（即能生成行動策略），也具有開放性和不斷累積的特點。「開放性」是指慣習的結構會隨著個體經歷而改變，「持久穩定」並不意味著慣習是永遠不變的（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133）。行為者在某個時期循著其社會軌跡養成的慣習既構成後來養成的慣習的基礎，也會被後者重新結構（Bourdieu, 1977：86-87），也即慣習與資本一樣是不斷積累的。個體慣習之所以互不相同，是因為「個體的社會運行軌跡具有獨特性」（Bourdieu, 1990：59）。故此可通過追溯其職業發展軌跡分析一位譯者的個人慣習。

「場域」「資本」「慣習」相互建構，體現在以下公式中：[（慣習）（資本）]+場域=實踐（Bourdieu, 1984：101）。該實踐模式是指：個體在社會化即家庭薰陶、教育、職業培訓等過程中養成個人慣習，同時通過教育和培訓獲取學歷、職稱、職位等文化資本，通過社交活動或加入某個機構團體獲得社會資本，然後帶著慣習和初始文化資本及社會資本進入某個場域，參與該場域的實踐。換言之，「當行為者的個人慣習與他在場域占據的位置即擁有的資本相遇，也即其心理結構與社會結構相對應的時候，實踐就發生了」（Wacquant, 2006：269）。而參與場域實踐又會不斷形塑行為者的慣習，使其慣習根據場域自身邏輯、規律和規則做出自我調整，以便在場域爭鬥中獲取特定利益，進而不斷積累符號資本。

西梅奧尼假設「有一種特定的翻譯慣習」，即「在翻譯轉換過程中居間促成文化產品生產、既被預先結構又具有結構功能的行為者的性情傾向系統」（Simeoni, 1998：1）。他指出我們都有一種「社會慣習」，但並非所有人都有一種「專門的職業慣習」，「一個人成為譯者需要將其社會慣習細化為一種專門慣習，而前提是把翻譯場域視為一個專業場域」；「翻譯產品無非就是分布不同的社會慣習或專門慣習的產物，而譯者慣習被翻譯場域的規則所支配」（同上，18-19）。換言之，譯者慣習在場域中生成翻譯實踐和翻譯產品，而場域規則或結構又會制約或形塑譯者慣習。西梅奧尼還指出，主動或被動順從於現行社會規範是譯者慣習的基本特徵（同上，7-8），但這一假說既被證實，也受質疑（汪寶榮，2018：82）。「譯者慣習」概念可用於解釋翻譯實踐的生成、譯者行為和決策及其對譯本面貌及風格的影響，但西梅奧尼沒有闡明譯者慣習體現在哪些方面。目前一般認為，譯者慣習主要體現在個體化的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觀（或思想）等方面（邢傑，2007：13）。

三、白亞仁的譯者慣習：翻譯選材與翻譯觀

白亞仁1954年生於加拿大，在英國長大，1977年畢業於劍橋大學中文系。1977—1978年在復旦大學修習中國古典文學。返回英國後入劍橋大學讀研究生，隨後入牛津大學，以研究蒲松齡《聊齋志異》的論文獲博士學位（羅丹，2017：65-66）。目前任教於美國加州波摩納學院（Pomona College）亞洲語言文學系，專攻明清文言小說。在其職業生涯前20年，白亞仁基本上都是「老老實實地從事古典文學研究」，「偶爾才讀一些當代文學作品」。2000年初，他讀到余華的《黃昏里的男孩》，為其所吸引，決心將其譯成英語（白亞仁，2011：31-32）。這是他主動介入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場域的起點。白亞仁最初試譯當代作品，一方面是想「換換口味，獲得片刻輕鬆」，因為研究明清文學「相當辛苦」，而翻譯中國當代文學省事得多；另一方面，他對某些中國當代作品英譯本不很滿意，覺得他能譯得更好。總之，用他自己的話說，「偷懶和不自量力相結合」促使他走上翻譯之路（同上，31-32）。不過，在2018年11月13 日回復筆者的郵件中，白亞仁指出，他之所以「喜歡做翻譯」，是因為翻譯帶給他「一種不同於學術研究的滿足感」。

白亞仁在上述郵件中還透露，除了《黃昏里的男孩》，他翻譯的余華作品都由余華和他商議，在確定選題後向出版社提議翻譯出版計劃，出版社同意並簽約後即由他著手翻譯。迄今，余華作品英文版幾乎全由蘭登書屋出版。白亞仁翻譯的《在細雨中呼喊》《十個詞彙里的中國》分別於2007、2011年出版，而《黃昏里的男孩》直到2014年才得以出版，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美國，「短篇小說集的市場前景遠不如長篇小說」（高方、余華，2014：61）。隨後，蘭登書屋又推出《第七天》（2015）和《四月三日事件》。隨著這些譯作先後出版，尤其《十個詞彙里的中國》《第七天》較受評論界的關注和好評，白亞仁確立了在翻譯場域的聲譽，其譯者慣習也基本上形塑完成。

白亞仁在翻譯選材方面的慣習主要體現為：如原作是小說，偏愛反映普通中國人生活、情節悲慘、人情味較濃、能打動美國讀者的作品；如原作是非虛構作品（如《十個詞彙里的中國》），則偏愛真實描寫或批判當代中國社會和政治的、能讓美國讀者看到一個真實中國的作品（白亞仁，2012：44-45）；喜歡語言幽默生動、簡潔樸實、可讀性強的作品。余華的中後期作品大多屬於「溫情寫作」或「強攻現實寫作」（黃江蘇，2016：79），且語言風格上具有以上特點，這正是白亞仁自主選擇或樂意翻譯余華作品的原因。例如，《黃昏里的男孩》吸引了他，是因為它「可讀性很強」、「語言生動簡潔幽默」、「反映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人情味較濃」、「美國讀者會感到新鮮」（白亞仁，2011：32）。應余華的約請而翻譯的《第七天》同樣符合其翻譯選材慣習：一是該作品充盈著志怪因素（包括鬼魂敘事），與他長期研究《聊齋志異》形塑的學者慣習相吻合；二是真切反映了普通中國人的生活，揭露了當代中國存在的貧富分化、司法不公、暴力拆遷等社會問題；三是以父子情深為主線，講述了一個苦難與溫情的、很有人情味的故事（吳樹橋，2013：110）。

白亞仁的翻譯觀或奉行的翻譯原則可歸納為：譯作應忠於原作的內容和思想，儘量再現原作帶給其讀者的感受，但不宜過分拘泥於原作的形式和結構，也即在追求充分性的同時，也應注重譯文的可讀性、可接受性及目標讀者的反應。朱振武、羅丹（2015：58）指出，作為學者型譯者的白亞仁高度忠實於原作，同時有著強烈的文化自覺，因而能恰當把握中西方文化之間的巨大鴻溝和閱讀差異，「在傳神與達意之間掌控著平衡點」。事實上，主張協調處理忠實與通順或充分性與可接受性之間的衝突，是很多西方學者型譯者堅持的翻譯原則。汪寶榮（2019:4）即指出：「西方漢學家一般走學術性翻譯的路子，譯文忠實、流暢兼顧。」白亞仁指出：譯者必須是一個「敏感和警覺的聆聽者」，那樣「才不會將原文直接、機械地翻譯出來，而能發掘對象（出發）語言的內涵，以充分表達原著的意思，重新創造原著帶給它的讀者的種種感受」；譯者應堅持「忠於原著的原則」，但不宜過分拘泥於原作的內容和形式，那樣就不能翻譯成與原文同樣自然、通順的英語；有的譯文看似十分忠實，卻是非常不成功的（即可讀性很差），這是因為譯者「過於尊重原文，而不顧及英文的敘述方式」（白亞仁，2011：32-34）。由於中文小說語言、形式上的差異往往對西方讀者構成更大的挑戰，加之西方讀者「接受品味的差異」，有時譯者需要適當改變原文的本來面貌（白亞仁，2014），如插入原文中沒有的一個小細節，以達到譯者認為必要的藝術效果；這種譯文字面上遠離了原文，「但它的精神反而離原文最近」（白亞仁，2011：35-36）。白亞仁認為，文學作品翻譯不是學術著作翻譯，為了不影響譯作的可讀性，不宜「頻繁地加註釋」，而應儘量用其他方法為讀者提供必要的背景知識（白亞仁，2012：43）。例如，針對韓寒雜文中常見的諧音雙關，白亞仁指出，「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對應的句子，我寧可捨棄（雙關），因為我不想在後邊加個註解：『這個在中文裡是很好笑的』」（於麗麗，2012）。

2019年11月6日，白亞仁在浙江大學做了題為《余華作品在美國的翻譯與傳播》的講座，明確指出他翻譯余華作品的目標是：「簡潔，精確、優美，流暢、生動。」因講座時間所限，白亞仁未能展開論述，但筆者基於對他及其翻譯的《第七天》的初步研究，大膽推斷對他來說，「精確」（即忠實、準確再現原作內容和思想）是第一位目標，「流暢」的翻譯語言（以確保譯文高度可讀性）是第二位的，而「簡潔」的譯文風格是第三位的，因為這個目標的確立取決於原作風格，即如果原作風格是簡潔的，譯作也應儘量簡潔。顯然，白亞仁為他翻譯余華作品自行訂立的目標，與上文分析的他的翻譯觀或他奉行的翻譯原則是一致的，是這位典型學者型譯者的慣習的具體體現。

四、白亞仁的譯者慣習：《第七天》的翻譯策略

除了翻譯選材與翻譯觀，譯者慣習還體現在翻譯策略的運用上。本節分析《第七天》英譯本的某些翻譯策略，由此可窺見白亞仁在翻譯策略運用方面的慣習。

4.1 刪繁就簡

刪繁就簡指把原作中的某些次要內容刪去不譯或將繁複難懂的內容簡化的翻譯策略，使譯文讀來更簡潔順暢。白亞仁指出，出版社編輯審讀譯稿後，常常發回修改意見，「這些修改意見或許可以歸納為『請你少告訴我一些事情』。余華的寫作風格十分簡潔，而不止一個英文編輯曾建議中國作者刪除他們認為不必要的內容」，這是因為中文小說往往過度依賴「告訴」，而不夠重視「顯示」，而這不符合西方讀者的閱讀期待（白亞仁，2014）。在追求簡潔文風的大環境下，白亞仁主動適應當前美國的出版慣例，逐步養成了改繁複為簡潔的譯者慣習，進而把「簡潔」確立為自己翻譯余華作品的目標之一。顯然，這種譯文更容易被出版社編輯接受，譯本才能較順利出版。《第七天》本身十分精簡，因此白亞仁基本上照實翻譯，但在某些地方仍採用了刪繁就簡的策略，例如：

（1）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經完畢，

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

安息了。——《舊約•創世記》（余華，2013：《第七天》扉頁）

英譯：無

關於上例中原文刪去不譯的原因，白亞仁在回復筆者的郵件中如是解釋：「余華在《第七天》出版前發給我的書稿電子版中並沒有這個題記；原作出版後，我覺得西方讀者對《聖經》的開首瞭然於胸，也沒有必要將此題記譯出來，以免影響讀者的閱讀興趣。」

（2）然後他感嘆起來，真是人靠衣裝佛靠金裝。（第83頁）

英譯：「Its』 true what they say,」 he added. 「Clothes make the man.」（Yu，2015：78）

原文描寫主人公楊飛的父親帶他去買衣服，試完裝後楊飛立馬變得帥氣，於是他的父親說出了「人靠衣裝佛靠金裝」這句俗語。白亞仁僅譯出「人靠衣裝」，省譯了「佛靠金裝」，顯然是為了避免重複冗餘（因為此處並不涉及「佛」），同時可以迴避棘手的「佛」字，以免給西方讀者造成不必要的困惑。

4.2 改間接引語為直接引語

余華在《第七天》中描寫人物對話時習慣於用間接引語，而充分「顧及英文的敘述方式」的白亞仁傾向於將其譯成直接引語，以使譯文符合目標讀者的閱讀習慣，從而為實現「流暢」這一翻譯目標服務。例如：

（3）兩個歹徒光天化日之下走到他面前，問他附近有警察嗎？他說沒有。歹徒再問他，真的沒有？他說，肯定沒有。（第36頁）

英譯：Two strangers approached him in broad daylight and asked, 「Have you seen any police around?」

「No, I haven』t,」 he said.

「Are you sure?」 they pressed him.

「Absolutely,」 he replied.（p. 34）

原文從全知視角描寫一個小人物被歹徒搶劫時雙方的對話，但採用了間接引語。白亞仁將其譯成直接引語，譯文不僅更為直接生動，而且避免了人稱混亂，區分了三人的對話。又如：

（4）我生母絮絮叨叨說了很久，抱怨自己的家是一個爛攤子，說操持這樣的一個家太累了。（第90頁）

英譯：She babbled on and on. 「What a mess this family is!」 she said, 「It’s so exhausting, managing this kind of household!」（p. 85）

原文描寫楊飛的生母哭訴這個家「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白亞仁改用直接引語翻譯原文的間接引語，使目標讀者有一種親臨現場的感覺，更能體會人物的心理，增進閱讀體驗。

4.3 成語、俗語翻譯策略：歸化異化的適度平衡

在郵件訪談中，筆者問：「《第七天》中出現了不少中國成語、俗語，您在翻譯這些成語、俗語時是如何考慮的？哪一種翻譯策略用得較多，歸化還是異化？」白亞仁答覆：「關於用什麼方法翻譯這些短語，我沒有始終如一的立場。我通常會考慮可選的不同譯法，然後選用在特定語境中似乎效果最佳的一種譯法。有時我更傾向於用直譯，有時用更地道的英語表達法翻譯似乎更合適。」

經筆者的不完全統計，《第七天》至少出現68個成語、25個俗語（因譯者對重複出現的成語或俗語採用了不同譯法，下表中予以重複統計）。白亞仁對成語、俗語採用的翻譯策略分別統計如下：

表1 《第七天》68個成語翻譯策略統計

表1顯示，白亞仁傾向於用歸化法翻譯成語，以異化法為輔。以下是一個歸化譯例：

（5）他囊中羞澀，木然地站在那裡。（第82頁）

英譯：Suddenly aware of the limits to his budget, he stood there dumbly. (p. 77）

原文描寫楊飛和其養父在商場買衣物，老人由於沒錢給孩子買高檔衣物而感到窘迫。成語「囊中羞澀」是經濟不寬裕或沒錢的一種委婉說法，白亞仁沒有將其直譯，而是譯成「預算有限」，這一地道的英語表達法更利於英文讀者輕鬆理解作者的原意。又如，「水到渠成」譯作「proceed smoothly」，「叫苦不迭」譯作「at its wits』 end」，走的都是明顯歸化的路子。另一方面，白亞仁有時也會設法保留漢語成語的文化異質性，如將「狼心狗肺」譯成「wolves』 hearts and dogs』 lungs」，為英文讀者提供了領略漢語成語之美、之異的機會。

表1 《第七天》68個成語翻譯策略統計

表2顯示，白亞仁在處理俗語時更傾向於異化翻譯，而以歸化翻譯為輔。這可能是因為相較於中國文化異質性通常較高的成語，俗語一般更「接地氣」，因此異化翻譯被西方讀者理解和接受的可能性更大。例如：

（6）（李月珍）然後感嘆在這個笑貧不笑娼的社會裡，勢利的女人越來越多。（第48頁）

英譯：And she bemoaned the fact that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such women in this society where you get more respect if you』re a whore than if you』re poor. (p. 46）

余華借用這句俗語旨在暴露、抨擊當今中國社會盛行的不顧禮義廉恥的拜金主義。這裡的「娼」不一定專指娼婦，也泛指為了謀取富貴生活而不擇手段的人。白亞仁沒有進行意譯，而是將「笑貧不笑娼」直譯為「you get more respect if you』re a whore than if you』re poor」。顯然，該異化譯文忠實保留了中文俗語的原汁原味，其理由應該是譯者推斷英文讀者不難理解這句譯文的意思。以下是一個俗語歸化翻譯的實例：

（7）她心酸地說：「他一直在做縮頭烏龜。」（第123頁）

英譯：「He kept his head down the whole time, the little creep,」 she said bitterly. (p. 118）

原文描寫鼠妹在陰間遇到楊飛，向他抱怨自己的男朋友是「縮頭烏龜」。這個俗語指某人遇到棘手的問題躲起來，而不出面解決，就像一隻把頭縮進去的烏龜。白亞仁可能考慮到如將「縮頭烏龜」直譯為「a tortoise retracting its head into its shell」，不能使英語讀者獲得相同的聯想意義，因而選用「little creep」對其進行歸化處理。「little creep」為非正式英語表達法，指「讓人討厭或感到不快的人」（an annoying or unpleasant person），譯文既能大致上表達鼠妹對其男友的怨恨，也避免了直譯加註的繁瑣，使閱讀更輕鬆順暢。

最後，整體考量白亞仁對成語和俗語採用的翻譯策略，不難發現以下兩點：（1）他並不限於在歸化異化之間做出選擇，而是根據特定語境、本著其敏銳的譯者直覺、基於對英語讀者閱讀期待和接受能力的評估，靈活採用其他譯法，包括意譯、自由翻譯、部分刪除等、可見其翻譯手段是變通多樣的；（2）從成語與俗語歸化、異化翻譯各自占比看（歸化翻譯合計占比為70%，異化翻譯合計占比為64%），白亞仁對歸化與異化做了適度平衡處理，也即兼顧了譯文的忠實與流暢，這與他的翻譯觀以及他在郵件中所稱的成語、俗語翻譯處理方法大體上是吻合的。

五、結論

白亞仁從專注於學術研究轉向業餘翻譯中國當代文學尤其餘華作品，可用場域理論和譯者慣習概念做出解釋：他研究文言小說的學者慣習及其偶爾讀當代文學的業餘愛好和對中國當代文學英譯本的不滿，使他萌發了翻譯當代小說的想法，即當其職業慣習與其初始資本相遇，白亞仁順理成章地介入中國當代小說翻譯場域。隨著由他翻譯的幾部余華作品在美國先後出版，並獲得廣泛關注和好評，白亞仁確立了在翻譯場域的聲譽，積累了不少符號資本，同時其譯者慣習也基本上形塑完成。在翻譯選材方面，白亞仁偏愛反映普通中國人生活或真實描寫或批判當代中國社會和政治、人情味較濃、語言幽默生動、簡潔樸實、可讀性較強的作品。余華的中後期作品大多有著以上題材或主題，且語言風格上具有以上特點，這正是白亞仁自主選擇或樂意翻譯余華作品的原因所在。白亞仁的翻譯觀可以歸納為：譯作應忠於原作的內容和思想，儘量再現原作帶給其讀者的感受，但不宜過分拘泥於原作的形式和結構，也即在追求充分性的同時，也應注重譯文的可讀性、可接受性及讀者反應。他在翻譯《第七天》時採用的個性化翻譯策略包括：刪繁就簡，將間接引語改為直接引語，針對成語、俗語等中國文化專有詞，採取了適度平衡處理歸化與異化的翻譯策略。

迄今翻譯出版了5本余華作品的白亞仁是余華在英語世界的首席「代言人」，為余華贏得國際聲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目前對他的研究相當有限。本文是白亞仁譯者慣習研究的初步嘗試，希望能引發更多更深入的研究。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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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4540864/。

筆者最近由其講座獲悉，白亞仁更喜歡的是《許三觀賣血記》，但在了解到這部小說已有他人準備翻譯後，打消了翻譯它的念頭。

Yu, Hua. The April 3rd Incident: Stories. Trans. Allan H. Bar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2018.

歸化翻譯指「在翻譯中採用透明、流暢的風格以便最大限度地淡化原文陌生感的翻譯策略」；異化翻譯指「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文的異域性、故意打破目標語言常規的翻譯策略」（Shuttleworth and Cowie, 1997：43-44,59）。白亞仁所說的「直譯」和「用更地道的英語表達法翻譯」大體上分別相當於「異化翻譯」和「歸化翻譯」。

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american/creep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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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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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寶榮，香港大學翻譯學哲學博士，杭州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文學及典籍譯介與傳播、社會翻譯學理論建構與應用、中國翻譯史等。目前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翻譯社會學視閾下中國現當代小說譯介模式研究」（15BYY034）。崔潔，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

白亞仁、林巍與本文作者合影（攝於浙大 20191106）

白亞仁（攝於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