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成門外】梅新育:美國再工業化為何「起大早,趕晚集」?

2024-05-19     中新經緯

作者 梅新育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

近日,美方發布對華加征301關稅四年期複審結果,宣布在原有對華301關稅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對自華進口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光伏電池、關鍵礦產、半導體以及鋼鋁、港口起重機、個人防護裝備等產品的加征關稅。從長期來看,拜登政府這次對中國商品進一步額外加征關稅對美國經濟的最大影響不是當前的通貨膨脹壓力,而是標誌著次貸危機以來美國「再工業化」目標的落空。

從2008—2009年次貸危機刺激美國決策層熱議「再工業化」和招商引資;到2011年歐巴馬提出五年吸引1萬億美元以上海外新投資計劃,並發布總統令建立橫跨23部委的招商引資工作組——「選擇美國」(SelectUSA)辦公室;到2021年以來「拜登經濟學」的實踐……美國「再工業化」一路走來,宣稱的目標一再落空,這次對華額外加征關稅實質上體現了10餘年來歐巴馬-拜登經濟社會政策實踐失敗的一面。

貨幣霸權構成了美國再工業化的障礙

作為一個盤踞國際貨幣體系核心已近八十年之久的霸權國家,貨幣霸權本身就構成了美國再工業化的障礙,看看所謂「荷蘭病」的原理,便可明白這一點。歷史上,凡是大規模開發新發現自然資源的國家,幾乎都出現過製造業衰退的情況,石油天然氣等資源產業一枝獨秀而非石油產業(特別是製造業)欠發達,從1970年代以來從北海油氣田取得巨額收入的英國、挪威、荷蘭等已開發國家都曾深陷此種窘境。之所以如此,源於市場體制下的客觀經濟規律:石油收入將通過匯率機制打擊非石油產業;石油業將使非石油產業在爭奪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的競爭中落入下風。

同樣的機制也作用於美國這個貨幣霸權國家的金融服務業虛擬經濟部門和製造業實體經濟部門之間。只要美國依然維持著其寄生性的貨幣霸權,那麼其金融部門就永遠能夠比實體經濟部門提供更高的薪酬和投資回報,在競爭人才和資本投入時永遠占據相對優勢,在代議制民主政體和市場經濟體制結合的環境中又永遠能夠獲得政府更多的政策法規傾斜。在這種機制下,美國人如何能夠指望本國「再工業化」取得可持續的重大成就?

而且,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固然使得美元徹底擺脫黃金約束而成為十足的信用貨幣,從而得以攫取更多的「鑄幣稅」和不受黃金供給約束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決策選擇空間。2020年疫情發生以來,美國能夠大手筆揮霍財政支出,把美國財政赤字和公債規模推上史無前例的天文數字,卻至少在一定時期內無需擔憂遭遇新興市場經濟體這樣操作後註定爆發的全方位貨幣金融危機,原因就在於此。但金本位下的貨幣霸權空前加劇了上述「金融荷蘭病」的烈度,令美國「再工業化」難度也進一步大大升級。也正因為如此,美國政府現在不斷拋出巨額補貼吸引西方陣營經濟體赴美投資製造業,有望在一定時期內推動形成一些新的產能,卻只會使得這些新產能投產後越發難以實現足夠的國際競爭力。

「我要求便利、無限量的電力供應,但不准電廠建在我家後院」——在此基礎上,美國的工會、土地私有制、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和司法制度原本就會抬升基礎設施和製造業建設、運營的成本與不確定性,19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許多消費者的私心和維權運動興起,又放大了美國基礎設施、製造業等實體經濟部門投資運行的政治性風險。

在此基礎上,歐巴馬和拜登政府在種種「政治正確」旗號下增加的許多管制,進一步大幅度抬升了美國製造業、基礎設施等實體經濟部門投資、運營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就連美國稱雄世界近百年的影視產業也因此顯現頹勢。看看這些年來愈演愈烈的DEIDEI(英文Diversity、Equity、Inclusion的縮寫,即「多元、公平和包容」)要求對波音等大公司的影響,看看好萊塢這些年來從「黑雪公主」「黑小美人魚」「黑羅密歐」到「黑埃及豔后」之類層出不窮的「政治正確」「么蛾子」,以及同時發生的好萊塢全球票房份額下滑,我們就不難理解這一點。

美國一再重演「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多年來,美國港口技術裝備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極為低下,其最主要港口勞動生產率甚至低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一些港口。世界銀行(下稱「世行」)全球貨櫃港口績效指數(CPPI)被視為權威的貨櫃港口效率指標與排行榜。該指數計算基於每艘船舶停靠港口的所有時間,從船舶到達港口開始,至完成貨物交換後離開泊位為止,在包括全球351個貨櫃港口的2020年CPPI指數排行中,全美僅有4家港口進入前百名,依次為費城港(第83位)、維吉尼亞港(第85位)、紐約和新澤西港(第89位)、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港(第95位)。承擔了全美貨櫃裝卸量40%的洛杉磯、長灘兩港排名分別為第328位、第333位,洛杉磯港排在坦尚尼亞三蘭港港之後,長灘港落後於土耳其內姆魯特灣和肯亞蒙巴薩港。根據世行CPPI指數報告,洛杉磯港將貨櫃從一艘大船上搬運離開所需時間是在亞洲港口的兩倍之多。

美國港口如此低效,其複雜的碼頭工會體系和低下的自動化水平難辭其咎;但美國政府、美國政治的發展趨勢,不但沒有促進美國港口的自動化更新改造,反而趨向加強複雜的碼頭工會勢力,消除美國港口至少在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引進自動化技術的希望。

2021年11月15日正式簽署的1萬億美元(折人民幣約6.38萬億元)的兩黨基礎設施建設法案是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計劃投資額最大的基礎設施建設法案,被宣傳為歷史性改進,但審視該法案有關條款,即可判斷這項法案對改進美國港口作業效率問題促進甚微。

該法案規定的對港口基礎設施投資額僅有170億美元(折人民幣約1085億元),僅相當於對機場投資額250億美元(折人民幣約1596億元)的約2/3,而空運在貨物運輸中所占份額遠遠低于海運。而且該法案規定的對港口、機場等基礎設施的投資並非用於提高交通設施的運輸能力和作業效率。

最為荒謬的是,民主黨在這項法案中明文禁止將這些資金用於投資自動化港口設施。按照這一法案採用舊技術更新改造美國港口之後,即使未來美國港口能夠突破重重法律障礙而開始引進港口自動化技術,與現在的陳舊設施相比,要更新改造,必然也要付出更高成本,遭遇更多的法律、行政等扯皮障礙。

在此基礎上,這次拜登政府宣布把中國港口起重機進口關稅從0提升到25%,其效果只能是讓美國港口作業成本更貴、效率更低。

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美國「再工業化」如何能夠依靠自身內在動力狂飆突進?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eb3ba0e42a6d64d7ad63e3f07648f15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