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10月9日經濟觀察報。
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美元短期內大幅加息，在當前非常複雜敏感的國際局勢下影響劇烈深刻。由於各國與美國基本條件相差巨大，完全跟隨美國加息，並不是合理選擇。中國有必要保持宏觀政策的獨立性針對性，把穩經濟促增長放在首位，配套採取措施維持匯率穩定。
當地時間9月21日美聯儲議息會議（FOMC）後宣布：再次加息75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升至3%-3.25%。這是美元年內第5次加息，也是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點，累計加息300個基點，創下美元1981年以來最快加息紀錄。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議息會議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美聯儲堅決致力於將通脹壓低至2%，並援引FOMC利率點陣圖分化稱，預計2022年還將加息100-125個基點，明年初加息25個基點。這樣，自今年3月啟動加息起的12個月內，美元可能累計加息450-475個基點，聯邦基金利率將從加息前的0-0.25%上漲至4.50%-4.75%，從美元歷史看，幅度是非常驚人的。
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美元短期內大幅加息，必然產生重大國際影響，在當前非常複雜敏感的國際局勢下影響更加劇烈深刻。
美元大幅調息具有重大國際影響
1944年布雷頓森林協議簽署並確立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後，美元在國際貿易與金融交易計價結算以及外匯儲備中的份額穩居世界第一，其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份額曾經高達70%以上，一些國家甚至直接將美元作為流通貨幣或綁定貨幣（保持聯繫匯率，使其貨幣很大程度上成為美元的代幣而喪失貨幣政策自主性）。現在雖然美元支付與儲備的國際份額有所下降，在國際外匯儲備中的份額不足60%，但仍具有強大的國際影響力，特別是考慮到全球金融自由化程度不斷提高，國際金融市場中以美元計價結算的金融資產占據絕大部分，美元全球流動規模和頻率不斷擴大，美元大幅加息或降息，必然對不同貨幣的匯率、不同金融產品的收益率乃至大宗商品的價格等產生重大而深刻影響，並引發美元在不同市場、不同產品、不同國家之間大規模轉移，對世界各國金融市場和經濟穩定帶來衝擊。
美元作為國際中心貨幣，美聯儲作為隱形世界中央銀行，其大幅加息或降息，作為貨幣政策重大調整的體現，產生重大國際影響是必然的。在2021年1-10月（美聯儲開始收縮每月購債規模之前），美元指數（歐元57.6%，日元13.6%，英鎊11.9%，加拿大元9.1%，瑞典克朗4.2%，瑞士法郎3.6%）基本上在90-94之間波動。11月（開始收縮購債規模）至2022年2月，美元指數主要在94-98之間波動。2022年3月美元加息25個基點後，美元指數不斷攀升，至4月突破100，並伴隨美元加息頻率和幅度的提高而不斷提升，9月中旬突破110，9月22日突破113且仍呈走高態勢。美元指數大幅上升，對應的就是籃子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9月22日歐元跌破0.98、日元跌破145、英鎊跌破1.11，均創下20多來年的新低。由此也帶動更多國家貨幣對美元大幅貶值，造成其進口成本大幅上漲，國內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重，迫使很多國家不得不跟隨美國推動加息，抑制貨幣過快貶值。其中，9月6日澳大利亞宣布第4次加息50個基點；9月7日加拿大宣布加息75個基點；9月8日歐央行宣布在7月21日加息50個基點基礎上再次加息75個基點；9月20日瑞典宣布加息100個基點；9月22日英國、挪威等多國宣布加息50個基點；瑞士、南非、卡達宣布加息75個基點；越南宣布加息100個基點等等。但大幅加息又可能對經濟增長造成很大壓力，對貨幣金融、經濟社會穩定產生很大衝擊。
當前美元大幅加息影響更加劇烈深刻
美國自2017年起高舉「美國優先」大旗，破壞其原本推動和主導的全球化發展以及國際組織與國際秩序，極力推動貿易保護甚至發起貿易戰爭，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到衝擊，不斷加大國際經貿往來的成本。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對絕大多數國家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嚴重衝擊，更使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深受影響，一度推動礦產、能源類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其中，美國4月份交易的西德克薩斯輕質原油（WTI）5月期貨價格甚至出現前所未有的每桶-40美元價格。很多國家經濟增速大幅下跌，普遍出現超預期負增長，由此不得不實施力度空前的社會救助與貨幣刺激，央行大量釋放流動性，美國更是力度超群，全球債務與貨幣規模大幅擴張。
進入2021年，隨著全球新冠疫情趨於緩和，越來越多的國家放鬆了因疫情對社會的管控，經濟運行得以復甦。由此造成很多商品的供應難以跟上投資與消費需求的反彈，特別是航運嚴重淤堵，成本大幅推升，使得全球範圍內物價逐步加快上漲。但由於上年通脹率基數太低，CPI兩年平均增速並未離譜，很多人都認為物價上漲屬於疫情特殊影響下供給側短缺的暫時性現象，在全球產能過剩情況下恢復供應並不難，當前經濟復甦和社會就業尚不穩定，不宜過早調整前期實施的刺激性政策。美聯儲直到11月才開始收縮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縮減每月購債規模，並預期到次年3月結束QE，但並未啟動加息。
進入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動了對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緊隨其後，美國聯合歐盟等國發表聲明，因俄發動侵略戰爭而對其實施嚴厲制裁，包括凍結俄在這些國家的官方儲備資產、將部分俄羅斯銀行從SWIFT剔除等。其後，美西方國家不斷加大對俄制裁力度，並大力支持烏克蘭，包括大量提供武器等軍事援助，使俄烏衝突演變成俄與美西方國家的直接對抗，由此造成石油、天然氣、糧食、化肥等價格大幅上漲，推動世介面臨嚴重分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構挑戰。到3月中旬，新冠疫情最早爆發但率先得到控制、保持大量進出口，對世界經濟穩定做出巨大貢獻的中國，再次遭遇新一輪大範圍衝擊，其生產經營和對外貿易成本大幅上升。這些超預期因素的出現，推動全球貿易成本大幅提升，導致美歐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通貨膨脹不斷攀升，通脹暫時性被證偽，美國因此大幅扭轉宏觀政策取向，美聯儲借鑑上世紀80年代初時任主席沃爾克的做法，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目標，不斷加大加息頻率和規模，而不惜面對因此可能引發嚴重的經濟衰退，由此引發全球性股債匯越來越大的跌盪。
美聯儲之所以大幅加息，除通脹高企外，還有一個因素需要特別警惕：在主要經濟體中，美國具有抗擊重大國際衝擊的明顯優勢：美國遠離戰場，不僅在農副產品（糧食、肉類）上供應充足，而且在油氣能源領域，也從進口國變成重要的出口國。同時美國在高科技、重要工業產品特別是軍事工業領域具有全球領先優勢，美元又是國際中心貨幣，面對重大國際衝突和產業鏈供應鏈風險，美國往往受影響最小，甚至還能因禍得福，吸引資本和產能回流，大發戰爭之財，凸顯其比較優勢。所以，美國大幅加息，不僅有利於國內壓低通貨膨脹，而且可能因此壓低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打壓（限制）俄羅斯主要出口產品油氣、糧食等的美元價格，並大量搶占其出口市場，帶動國內產業和就業增長，實現大幅加息下的經濟軟著陸，在世界劇烈動盪、大量國家經濟社會面臨重大衝擊的特殊時期保持和增強其比較優勢。9月27日又爆出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兩條深海管道遭爆炸泄漏，其真實背景與可能影響更是令人憂思。
所以，即使不少國家跟隨美國實施加息，但由於其實際條件與美國差距很大，其貨幣對美元仍然大幅下跌，而且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股市、債市和大宗商品也隨同大幅下跌（9月27日美國國債中5年期以下7個品種收益率均超過4%），這使全球經濟金融更趨緊張，歐洲地區更是成為世界焦點。
加息並非應對美元大幅加息唯一選擇
在當前國際局勢極其敏感複雜的情況下，美國不是致力於全球經濟穩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而是堅持大幅加息，充分表現出其「美國優先」的價值觀和政策取向。由於各國與美國基本條件相差巨大，完全跟隨美國加息，並不是合理選擇，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立足本國國情，加強利弊權衡，有針對性的加以應對。
本質上，不同因素推動的通貨膨脹需要有不同的應對措施。
一般情況下，造成通貨膨脹高企，一種是需求側大幅上漲造成供不應求拉動的，如一國實施改革開放，有效激發內外需的迸發，貨幣隨之大量擴張，帶動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勞動力與公共服務等）以及產成品價格大幅上漲，造成通貨膨脹不斷升高；另一種則是供給側下滑或短缺造成供不應求拉動的，如自然環境或社會（包括國際）環境出現重大變化，嚴重影響到原有產品的供應，或者使產品供應成本大幅提升，甚至影響到社會就業與居民收入增長，造成全社會投資與消費萎縮情況下的物價上漲，形成「滯脹」。
對於需求側高漲拉動的通貨膨脹，理應採取加息乃至加大稅費徵收力度等，抑制需求增長。但對於供給側短缺造成的通貨膨脹，則應該實施降稅減費甚至降息等舉措，刺激生產供應。對不同情況造成的通貨膨脹，不加區分的採取加息等舉措予以應對，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這其中，土耳其和日本作為非常特別的例子值得探究。
2016年以來，面對持續兩位數的高通脹（遠高於5%的政策目標），土耳其也曾採取不斷加息等舉措加以應對，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間甚至大幅上調政策性利率875個基點至19%，但其通貨膨脹並沒有得到抑制，反而進一步加劇。這一過程中，土耳其總統認為，通貨膨脹主要是輸入型的，加息只能加快本國經濟崩潰，而降息等於降低生產成本，儘管匯率會貶值，但也增強出口競爭力，這有利於刺激經濟，經濟穩定了才能穩定匯率，才能治理通脹，所以必須調整貨幣政策。為此，自2019年7月至2021年3月總統連續罷免了三任央行行長等多名央行高管，並要求央行優先實施經濟振興刺激政策，自2021年9月至12月累計降息500個基點，將政策利率降低至14%，並將商品增值稅從8%降至1%、上調了社會最低收入水平等，推動經濟在2021年同比增速超過10%，成為近10年新高以及20國集團中的最高。2022年8月和9月再次降息各100個基點，將政策利率降低至12%。這也使得土耳其里拉兌美元匯率比年初貶值超過27%，5年累計下跌了約80%，特別是在全球通貨膨脹壓力明顯加大情況下，土耳其通貨膨脹更是加快攀升，8月份超過80%。不過，超寬鬆貨幣政策讓土耳其繼續保持經濟高增長，2022年上半年同比增長7.6%，成為20國集團中僅次於印度的第二高。其股市的表現也優於其他市場，伊斯坦堡證券交易所100指數比年初上漲了77%。
在日本，從2001年開始，為應對經濟下滑、投資衰退和通貨緊縮，日本央行在利率已經降低至基本為零的情況下，只能通過大量持續購買公債以及長期債券的方式，向銀行體系注入流動性，推動銀行在較低的貸款利率下對外放貸。這使「量化寬鬆貨幣政策」（QE)成為日本央行的首創。2013年央行將核心通脹目標設定為2%，將無擔保隔夜拆借利率作為政策基準利率，實施國債收益率曲線控制（YCC）。2016年1月29日又推出對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徵收負利率政策。長期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使日本零利率水平趨於固化，政府及央行債務規模異常龐大，在經濟沒有明顯增長、投資和消費不夠活躍情況下，提高利率是政府和央行債務負擔難以接受的。同時，日本擁有巨大的海外投資，外匯升值也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對沖日元貶值。由此，日本一直堅持不加息，即使在美元加息後日元大幅貶值情況下依然如此，央行只是偶爾拋售美債或美元購買日元對匯率加以干預，抑制日元過快貶值趨勢。
面對通脹，土耳其逆勢降息以及日本堅持量化寬鬆不加息的做法，都面臨貨幣大幅貶值等巨大挑戰，並非理想的完美之策，實際效果仍有待觀察，但也可能是兩害其中取其輕的無奈選擇，其做法不從大流，其思路仍值得仔細探究。
另外，為應對通脹高企而在已開發國家中率先加息縮表的英國，其宏觀政策也發生了重大變化：9月23日公布了規模高達450億英鎊的50年最強減稅計劃以刺激經濟發展，隨即引發市場對其政府債務的恐慌和英鎊大幅貶值。9月28日英國央行宣布，即刻啟動一項臨時購債計劃，將以「任何必要的規模」購買英國長期國債，以穩定國債和英鎊價格，並推遲原定減持國債（QT)計劃，實際上重新啟動了量化寬鬆政策。
中國必須把穩經濟促增長放在首位
從中國的情況看，2021年下半年開始，經濟增速明顯下滑，2022年更是再次遭遇新冠疫情嚴重衝擊，以及俄烏戰爭爆發後國際形勢陡然趨緊，經濟增長與社會就業面臨巨大壓力，迫使國家不斷加大降准降息力度，擴大專項債發行與開支，實施大規模稅費退減免緩等，為市場主體紓困減壓。面對美國大幅加息，人民幣對美元也在加快貶值，到9月23日年內對美元累計貶超12%。但考慮到今年以來PPI同比大幅下降，1-8月環比累計下降0.4%；CPI7月同比上漲2.7%，但8月下降為同比上漲2.5%，1-8月環比累計上漲1.9%，仍屬於較溫和狀態。考慮到美歐等國為壓控高通脹，紛紛採取大幅加息和央行縮表等舉措，並全力壓控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價格及其對俄羅斯能源的需求，國際海運價格已經大幅下跌，這也有利於推動中國PPI繼續保持環比和同比下降態勢；國內7、8月間極端氣候影響趨於緩解，豬肉、禽蛋、蔬菜等生產供應恢復正常，加之世界經濟下行壓力明顯加大，中國外需面臨收縮，這都可能推動中國CPI繼續保持穩中有降的態勢。由此，基本上可以肯定，近期中國的通脹壓力不會很大，甚至還可能面臨需求不足而帶來的通縮壓力明顯增強的挑戰。所以，在美歐等近期可能繼續大幅加息的同時，中國卻可能需要進一步推動實際性降息（即使政策性利率不變，存貸款及金融市場資金拆借的實際利率也會下調），進一步推動惠及更大範圍的社會融資成本降低，努力擴大內需和外需，促進投資、消費和對外貿易，維護經濟和就業穩定與發展。這種情況下，面對美元大幅加息，中國必須保持宏觀政策的獨立性針對性，把穩經濟促增長放在首位，配套採取措施維持匯率穩定。人民幣對美元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貶值是正常的，也是有必要的，中國擁有充足政策工具可以將人民幣匯率控制在對主要貨幣有漲有貶總體可接受範圍內。現在美歐等國更多地在大幅加息以抑制通貨膨脹，但面對大國對抗增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分化和全球經濟衰退壓力明顯加大的局面，即使美國也面臨巨大風險挑戰，難以獨善其身。中國則在全力推動也最有潛力實現實體經濟與社會就業穩定，一旦疫情解除，完全可能出現經濟明顯反彈、人民幣重新開始升值的局面。
必須看到，此輪全球性通脹高企、美元大幅加息以及美元指數攀升，有著深刻而複雜的原因，顯示出逆全球化加強、全球經濟金融乃至政治格局深刻調整、世界百年大變局加快走來，結構性斷裂性劇變帶來的風險挑戰極大，必須高度警惕、冷靜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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