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1630年5月，伽利略剛剛完成《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一書。他在羅馬度過了8周，為了書的出版事宜四處周旋。6月16日，《對話》通過審查，伽利略拿到神父簽過字的書稿、出版許可證，以及教皇本人的修改意見：書的前言和結論必須改為支持教皇的科學哲學。伽利略拿著書稿匆匆離開這座城市回到佛羅倫斯，以躲避黑死病滋生的羅馬的夏天，他計劃到了秋天再赴羅馬。
令伽利略沒有想到，過去一年中在米蘭和都靈如幽靈般出沒的黑死病這麼快就來到了佛羅倫斯。伽利略身邊極熟悉的人——一名玻璃吹制工染病死了，「他的皮膚由於帶黑色的斑點和一種壞死化膿的腹股溝炎而改變了顏色。」
義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伽利雷
面對黑死病，當時人們採取的醫療措施在今天看來可謂荒唐。他們給病人放血；把砒霜敷在腕關節和太陽穴；塗上混合動物糞便、玻璃碎屑、松脂和洋蔥的油膏。這些方法不僅無效而且有害，還不如教士的祈禱更能撫平人心。一人得病，全家死亡的病例比比皆是。為了防止傳染，教堂禁止把得了黑死病的屍體埋在教堂墓地。
早在1575年黑死病席捲威尼斯時，死者就成千上萬，85歲的老畫家提香認為自己時日無多，提前開始安排後事。雖然腰纏萬貫，他卻向教會提出，用一幅大型壁畫換取供自己死後使用的教堂墓地。這是一幅聖母懷抱死去耶穌的油畫，即《聖母哀悼耶穌》。次年，提香死於黑死病，如願在親手置換來的墓地安然入夢。
幸運的是，佛羅倫斯1630年實施了嚴格的防疫措施。年僅20歲的托斯卡納大公費迪南二世沒有像其他貴族那樣逃跑，他迫切想證明自己的執政能力。在佛羅倫斯街頭，大量衛生監督員在來回巡邏，他們把染上黑死病的人送到醫院，燒掉他們的衣物以阻隔傳染源。染病者住過的房子被封上門窗，作記號，親屬被強行隔離22天才允許出來，由執法官分配麵包和錢財以維持生計。屋外向屋內傳遞物品要通過系有繩子的籃筐，屋內死亡的屍體也要這樣運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