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鏡鑒與思考
作者：劉應傑 中國發展50人智庫成員
——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國調研報告
2018年9月，劉應傑一行組團到巴西、阿根廷、智利三國進行調研，主要了解和研究這些國家在經濟轉型升級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經驗教訓，與政府有關部門、智庫、中國駐外機構與企業等進行座談交流。劉應傑認為，這三個國家在拉美國家中具有代表性，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位居前列，與中國處於大體相似的發展階段，但發展勢頭不如中國，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國家與高收入國家之間，過早去工業化和過度城鎮化帶來了許多矛盾和問題，發展與穩定都受到很大制約。三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經歷的曲折、面臨的挑戰和實施的政策，對於正處在從中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提供了一個值得參照的樣本，可以獲得許多有益的借鑑和啟示。
從「經濟奇蹟」到「發展瓶頸」
調研團抱著很大的興趣前往這三個國家，原因在於這三個國家與中國相距遙遠，發展水平較高又充滿矛盾，具有特殊的地理、歷史、文化和民族風情。阿根廷、巴西、智利被稱為南美ABC三國，三國面積占南美洲68%，人口占62%，經濟總量占75%。特別是巴西作為世界大國，面積、人口和經濟總量占到南美洲的一半左右。三國在南美乃至拉美地區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影響力。
這三個國家擁有得天獨厚的自然秉賦，氣候溫和，資源豐富。巴西格外得到大自然的厚愛，巴西人常說：「上帝是巴西人。」全世界最大的平原亞馬遜平原占到全國面積的三分之一，優質的鐵礦石產量占到全球的20%，石油儲量大，牛肉、大豆、咖啡、蔗糖等出口量穩居世界前列。阿根廷被稱為「白銀之國」，銀、銅、鐵、鈾、鈹、石油等資源豐富，潘帕斯草原占到全國面積四分之一，肉類、大豆、玉米、小麥出口量大，被譽為「世界的糧倉和肉庫」。智利被稱為「銅礦之國」，銅礦儲量和產量均為世界第一，林木、漁業資源豐富。有人說：「南美人得到上帝的厚愛，不幹活也餓不死、凍不著。」義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哥·韋斯普奇發現巴西時說過一句話：「如果地球上真的有天堂，那麼這個天堂離這裡不會很遠。」
這三個國家作為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十九世紀初獨立以後，經濟社會獲得了快速發展。到十九世紀末，阿根廷已躋身世界十大富國之列，大量出口牛肉和糧食，人均收入與歐洲國家不相上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被稱為「南美的巴黎」，在歐洲的許多城市人們形容某人腰纏萬貫時，常說「他像阿根廷人一樣富有」。與經歷兩次世界大戰的歐洲相比，南美更顯得和平穩定。這三個國家是世界上較早啟動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巴西在經濟發展中曾經創造了「巴西奇蹟」。1948年到1979年間，巴西國內生產總值平均增長率達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間，更是取得10%以上的高速增長。阿根廷在1950年時，富裕程度仍然領先於日本，與義大利、奧地利和德國不相上下。阿根廷人自誇是「一個沒有窮人的國家」，曾被視為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其樹立為「現代化樣板」。
總體上看，這三個國家與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相比，經濟社會發展都達到了較高水平，接近於已開發國家。巴西的聖保羅、里約熱內盧都是世界名城，讓人看到了大城市的氣派和風光，首都巴西利亞以前瞻規劃聞名於世。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保留了歐洲的古典風格，寬闊的七九大道、富麗堂皇的建築顯示了曾經的輝煌。這三個國家城市化率都很高，巴西達到86%，智利達到84%，阿根廷高達93%。巴西工業基礎雄厚，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農業和服務業比較發達，其支線飛機占到世界市場的75%。阿根廷也有較好的工業基礎，綜合實力較強，核能發達，科技先進，曾經產生過5位諾貝爾獎科學家。尤其是這三個國家社會發展惠及絕大多數群眾，建立起包括免費教育和醫療、較好的養老、政府支持扶貧和救助等社會保障體系。
然而，他們的發展道路崎嶇不平，歷史上伴隨著軍事政變和政治動盪，經濟左右搖擺、上下起伏，始終徘徊不前。巴西、阿根廷經歷幾次經濟危機，高通貨膨脹，貨幣大幅貶值，債務負擔沉重，經濟長期低迷甚至出現倒退。1980年—2017年，巴西經濟增長不到1%，1980—1994年間，年平均通貨膨脹率高達725%，最高時達到4000%以上，其中有14年通脹率高於100%，發行了6次新貨幣。進入21世紀後，巴西的改革和調整見到成效，經濟出現新增長，成為新興經濟體，2011年巴西經濟規模首次超過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人均GDP 達到12594 美元，排名世界第53位，遠高於中國排名第87位。但受到新一輪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經濟又陷入衰退，人均GDP又大幅下降。阿根廷在上世紀60年代已經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幾十年來經濟在發展與危機中跌宕起伏。自1970年以來已經發生9次貨幣危機，1982年和2001年兩次爆發了全面的債務危機，每一次都對經濟造成巨大破壞，在危機中通脹率甚至達到天文數字，1989年通脹率曾高達4924%。今年以來，阿根廷比索又出現大幅貶值，物價高漲，政府債務違約，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款500多億美元。阿根廷經濟在進步與退步中艱難沉浮。曾經有一部著名電影《庇隆夫人》，主題曲令人動情，名字叫「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我們訪問阿根廷一家智庫拉美政治經濟研究中心時，副主席海拉爾先生說：「阿根廷處在前所未有的艱難時期，希望你們不要對阿根廷感到傷心和失望。」我們說：「我們對阿根廷的發展充滿希望，相信阿根廷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智利在這三個國家中相對較小，人口只有1800萬，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實行市場化改革，穩定經濟和貨幣，建立以個人帳戶為基礎的完全積累制養老模式，經濟走上穩定發展的道路，成為拉美地區率先從中等收入跨上高收入水平的國家。2010年智利正式成為經濟合作組織（OECD）成員。2017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4萬美元。智利成為拉美地區經濟市場化程度最高和最開放的國家。
為何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長期無法跨越而達到高收入水平。根據世界銀行標準，人均國民收入超過1005美元，即進入中等偏下收入經濟體，高於3955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經濟體，超過12235美元成為高收入經濟體。拉美國家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成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
阿根廷早在1962年人均GDP就達到1145美元，巴西1975年人均GDP達到1144美元，分別進入中等收入水平。阿根廷2011年人均GDP達到12786美元，用了49年時間實現了跨越，近年來仍然在邊緣上下波動。巴西2011年人均GDP達到13167美元，近年受經濟下滑和貨幣貶值又急劇回落，2017年人均GDP又回到9821美元。總體來說，阿根廷處在中等收入階段長達49年，巴西長達43年，智利用了40年才實現了跨越。對照亞洲成功實現跨越的國家和地區，日本和新加坡為19年，韓國和中國香港為18年，中國台灣用了19年。1967年巴西人均GDP還是韓國的2.2倍，70年代中期兩國差不多同時邁入中等收入國家，到1995年韓國已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中國台灣1976年人均GDP達到1158美元，到1995年上升到13129美元，進入高收入水平。
為什麼拉美國家長期處於中等收入階段，而難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是調研中一直縈繞在我們心中的問題。總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原因：
一是政治動盪和社會不穩定。拉美國家比較普遍面臨政治和社會穩定問題。歷史上曾多次發生軍事政變，造成政府更疊頻繁，具有左翼、中翼、右翼傾向的軍人政府和文人政府都曾登台亮相。左翼上台執政，往往代表勞工利益，實施高福利政策，但又會加大政府財政赤字，入不敷出而造成債務危機。右翼上台執政，則要緊縮財政，抵制通貨膨脹，又會影響到社會福利。巴西盧拉、阿根廷庇隆、智利阿連德等人，都是左翼的著名代表。民粹主義成為操控選舉的工具，民眾採用罷工、遊行等激烈方式表達訴求。阿根廷在半個多世紀內，政府更迭多達29次，成為世界上罷工數量最高的國家，僅2017年就發生了778次罷工，其中53%伴隨遊行抗議。政治的動盪和非規範運作，一方面難以形成政府強大的決策力和執行力，導致行政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與腐敗相聯繫，進一步降低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惡化了投資和營商環境。瓦加斯基金會是巴西的一家著名智庫，巴西前駐華大使先生也參加座談交流，他們都對中國發展取得的成就讚嘆不已，而認為巴西政治的不穩定製約了經濟發展。
二是國家宏觀政策失誤和搖擺不定。世界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和地區，一般都有一個權威和高效的政府，制定國家長遠發展戰略和政策，以有力的舉措推動落實。而不少拉美國家恰恰缺乏這一決定性的條件。政府像翻燒餅一樣翻來覆去，重大決策和政策處於左右搖擺之中，面臨著「國家主導還是市場主導」和如何對待「民粹主義」的深刻矛盾。面對「政府失靈」帶來的種種弊端，阿根廷由國家干預主義轉向徹底自由主義，接受美國推薦的經濟模式，實施「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對外資徹底開放和貿易自由化，這又導致外資自由進出，流動資金避險撤退加大金融風險，對外大量舉債以彌補國內巨大財政赤字，最終造成國家債務破產和經濟危機。巴西由過去的「進口替代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型發展模式」，結果發現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並沒有解決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反而又帶來新的更大問題。面對經濟危機，只好又「頭痛醫頭，腳疼治腳」，採取反通脹、借外債、消民怨等臨時性措施。最終是長期矛盾無法解決，短期問題又不斷叢生，更使政府治理難上加難。巴西現在致力於推動三大改革：稅制改革，解決非常複雜的稅收體系和高稅率問題；勞動法改革，解決束縛企業的高勞動成本和眾多糾紛問題；養老金改革，解決高額的養老支出使財政不堪重負問題，但這些改革推進起來十分困難，甚至面臨無解之境。
三是經濟發展的波折和大起大落。一些拉美國家之所以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經濟發展出了問題，發展的停滯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危險。阿根廷從1961年到2013年這53年時間，人均實際GDP年均增長只有1.52%，其中有16年人均GDP是負增長，遠遠落後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由此不難理解，阿根廷為什麼會從一個「南美之星」——令人羨慕的富裕國家，深陷經濟發展的泥潭，現在只剩下過往的輝煌、榮耀的足球和浪漫的探戈，讓人唏噓不已。作為世界大國的巴西發展潛力難以發揮，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沒錢搞建設，基礎設施落後，公路、鐵路、電力、通信都比較差。據說一輛汽車運到港口的費用比從港口運到中國的費用還要貴，讓人難以理解。新興經濟體「金磚國家」中，巴西這幾年經濟衰退，就像「金磚國家」發明人奧尼爾所說「成了一塊磚頭」。這與成功實現經濟跨越發展的東亞經濟體形成了鮮明對比。
四是過早去工業化和產業升級受阻。有人把拉美發展遇到的問題，叫作從「比較優勢」陷入「資源詛咒」，是說這些國家依賴賣資源就可以過上不錯的日子，結果導致不求上進。應該說，不少國家工業化開始得比較早，而且達到了比較高的發展水平。但在發展中過早去工業化，從農業轉移出來的大量剩餘勞動力未能進入製造業，而是直接進入非正規的低端服務業，工業製造業始終處在中低端水平，缺乏國際競爭力。巴西第二產業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僅為23%，其中相當一部分為礦業；而服務業占比高達70%以上，與發達經濟體接近，遠高於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現在，巴西主要依賴能源資源類產品出口，阿根廷出口的也主要是農礦產品。
五是貧富差距擴大和社會矛盾聚集。拉美一些國家長期實行高福利的社會政策，應該說社會發展取得了明顯進步。但高福利政策長期難以為繼，造成「福利陷阱」，導致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欲速則不達。大量農村無地貧困人口湧入城市，帶來過度的城市化，加劇了城市的貧富兩極分化。從阿根廷首都機場到市區，可以看到公路兩邊壯觀的連片貧民窟。在巴西里約熱內盧，據說有40%的人口生活在貧民窟，許多盤踞山頭的成片貧民窟成為滋生犯罪的溫床。我們本來想到貧民窟去看一下，但接待我們的人說裡邊被黑社會所控制，外來的人進去以後很危險，無奈只好取消了想法。這些國家犯罪率高，持槍盜搶案件經常發生，人們外出缺乏安全感。中國駐當地使領館的同志告訴我們，他們也遇到過被搶錢的事，一般黑夜不敢單獨外出。無怪巴西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羅尼·林斯先生到中國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國太安全了，真讓我們有一種「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感覺。
三國道路對中國發展的鏡鑒和啟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在拉美三國的訪問調研，從國際比較的視野，看到了他國發展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加深了對中國發展道路的認識，有以下幾點思考和建議：
第一，政治穩定和良政善治是國家發展的根本保證。我們在三國調研中，深刻地認識到穩定的重要性，政府治理能力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同時宏觀戰略決策的正確與否是至關重要的，不能犯顛覆性的歷史性錯誤。世界上經濟保持長期發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般都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環境。政府運作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建立起強有力的政府管理和高效的治理能力，能夠實施國家長遠規劃和建設，比較好地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有效保證政府的引導和市場的主導，又有效避免政府失誤和市場失靈。創造亞洲奇蹟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具有這一特徵。中國在這些方面探索出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限度地發揮黨的領導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把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起來。我國改革開放40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充分證明這條道路是非常成功的，也得到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認可。對比拉美國家發展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大家在總結時都說進一步增強了「四個自信」。我們要堅定不移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全面實現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堅強的制度保證。
第二，中國有信心有能力在不遠的將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國2001年人均GDP達到1053美元，進入中下收入國家；2010年人均GDP達到4560美元，進入中上收入國家。到2017年，人均GDP達到8800美元，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84%。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區域發展很不平衡，現在已經有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5個省市共2億人口人均GDP超過1.3萬美元，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水平。如果再加上地級市，那麼將有更多地方進入高收入階段，比如深圳、廣州、甚至成都、長沙、武漢、鄭州等共有30多個城市都進入高收入階段。因此，我國走出的是一條梯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發展道路，正在從局部跨越到大部跨越再到整體跨越。中國不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沒有疑義的。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到2020年人均GDP將達到1萬美元，到2025年之前將總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當然，即使到那時，我們也僅是剛跨過「中等收入陷阱」的門檻，甚至仍處在世界平均收入水平，實現現代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第三，牢牢抓住發展第一要務，打造經濟增長新的發動機。「中等收入陷阱」說到底是「增長陷阱」，經濟增長速度出了問題，甚至出現經濟衰退和經濟危機，發展自然就難於實現跨越。要發展就要解決動力問題，這正像一列火車，過去的動力是蒸汽機，後來是內燃機，現在則需要復合動力。許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恰恰是發展動力出了問題，造成經濟失速、停滯甚至倒退。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不發展一切都談下上。這也是我們經過沉痛教訓所獲得的寶貴經驗。中國經濟發展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過去傳統的增長動力趨於弱化，新的動力快速成長但還不足於彌補舊有動力的缺口，出現了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突出表現為投資增速下降，生產擴張勢頭減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抓住新一輪科技和工業革命的歷史性機遇，加快培育壯大新動能，改造提升傳統動能，推動新舊動能接續轉換，更大程度釋放經濟發展的潛力、活力和動力。同時，要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發展環境，注意避免拉美國家出現的嚴重債務和金融危機，有效防範和化解各種經濟風險，尤其要管理好股市、匯市和房市，從而把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勢頭長期保持下去。
第四，堅定不移發展先進工業製造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拉美國家過早去工業化和歐美國家再工業化的前車之鑑，為我們提供了重要警戒，必須重新認識工業化和「後工業社會」等問題，打牢工業化發展的堅實基礎，特別是要大力發展先進工業製造業，把國家發展建立在實體經濟的牢固根基之上，這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靠保證。拉美和其他國家的經驗表明，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需要建立一種協調促進的關係，現代化國家一般會形成三二一的產業結構，但並不是說第三產業發展越快、所占比重越高越好，最重要的是要有強大的工業製造業作為支撐，對於一個經濟規模較大的國家來說尤其如此。世界上實現現代化並仍然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國家正是這樣，這其中日本、德國都是製造業的傑出代表，瑞士、瑞典這樣的國家也表現不俗。而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之時，就過早過快進入服務業為主，工業製造業失去競爭力，甚至成為一個進口消費型的國家，這方面拉美一些國家、印度等都是典型代表。我們要堅定不移發展實體經濟，推動工業化與信息化智能化融合發展，大力發展先進位造業，加快產業由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建設世界製造強國，以此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第五，有效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拉美陷阱」，一個典型特徵就是收入差距擴大，貧富分化嚴重，基尼係數超過0.5，成為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區之一，這導致社會矛盾尖銳化，甚至引發政治極端化和社會動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貧民窟大量存在的情況下，發展成為高收入社會。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都經歷了農村土地革命，瓦解了舊的封建土地關係，使得農民人人擁有土地，從而避免了大量無地農民湧入城市出現成片貧民窟，更重要的是由此建立起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巴西、印度等國家，則是相反情況。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土地革命和家庭承包制改革在現代化中所起的作用，怎樣評價都不過分。隨著經濟快速發展，中國已成為億萬富翁增加最快最多的國家，特別是與熱炒房地產相關形成巨大的財富黑洞，加上一些不合理的過高收入，已經引起人們對收入分配不公的高度關注。一方面，我們要在加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堅決防止民粹主義的傾向，避免世界其他國家出現的「高福利陷阱」，盡力而為而又量力而行地解決民生問題；另一方面，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下決心解決收入差距擴大的問題，加強國家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借鑑國外成熟的做法和經驗，建立起包括房地產稅、遺產稅等有效調節收入分配的稅收體制，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