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侯孝賢——他來自江湖，又退隱江湖

侯孝賢家屬聲明

目前已知侯孝賢還會在長片《車頂上的玄天上帝》中署名製作人，該片是他長期合作的美術指導黃文英首部導演作品。

2015年獲得坎城最佳導演的《刺客聶隱娘》，成為侯孝賢執導的最後一部電影。

猶記得在2020年，最治癒人心的電影瞬間，來自金馬獎。

當時73歲的侯孝賢獲得金馬終身成就獎，日本導演是枝裕和提前隔離十四天，專程來到現場為他致辭。

這位侯孝賢迷弟，當晚主動更新了自己的身份：

「當然我們兩個沒有血緣關係，但我始終認為，我就是他其中一位兒子」。

認「父「現場，引得滿堂彩。

眉目越發慈祥的侯孝賢「wo~」得一聲，少年心性猶在。

後續為侯孝賢上台頒獎的「福祿壽」——攝影李屏賓、剪輯廖慶松、聲效杜篤之，醋意大發：

「侯導不是只有一個兒子，我們都是你的孩子。」

這些中國台灣電影工業的執牛耳者，可以稱為侯孝賢的徒子徒孫。

與之共事的時間，像李屏賓說的，「加起來都幾百年了」。

從領軍「台灣新電影運動」，千金散盡只為拍好電影，再到接手金馬行政事務，創辦「金馬電影學院」，不遺餘力推新人。

侯孝賢對中國台灣乃至華語電影事業的發展，居功至偉。

據說，最初接到獲獎通知時，侯孝賢的第一反應是要把獎金，反向捐給金馬獎。

工作人員十分感動然後提醒他，終身成就獎是沒有獎金的。

台上的和樂融融，之所以能那麼動人。

因其不是對位高權重者的虛詞吹捧，而是對鞠躬盡瘁的大家長和精神之父的由衷愛戴。

人們對他的愛，除了他藝術上的成就、做出的貢獻，更多的來自於侯孝賢個人魅力。

正因他是如此可愛的一個人，才能拍出如此有生命力的電影。

茬架男孩

侯孝賢來自江湖。

他從小在鳳山的城隍廟長大，打架是他們那代孩子的社交方式。

內部打完，再去跟外面打。

想要建立自己的名聲，那就「打一次大的」，比如砸士官俱樂部。

侯孝賢個子小，但是架打得又猛又勇。

慢慢地，他發現別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樣了，多少會帶點尊敬。

朋友受欺負，跑回來找他撐腰，說報他的名字不頂用。

侯孝賢衝過去找到那人就打，發現對方並不還手，「不知道為什麼，原來你已經有（名聲）累積了。」

《童年往事》

暴力的直接有效，一度被他帶到電影片場。

那個年代，片場也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江湖。

出了狀況，直接開打，「幾乎每個片子都打。」

彼時還在當編劇的侯孝賢，有次開工遲到了，被同一個公司的導演和副導，聯手給難堪。

侯孝賢不廢話，挑起架頭：「好，到外面來。」

這一招屢試不爽，對方再不敢吭聲。

還有一次在《就是溜溜的她》——侯孝賢執導第一部片子的片場，製片和攝影助理突然打起來了。

兩人一前一後地追著，侯孝賢也不自覺地跟著跑。

跑到一半，他突然想，「不行，今天我開始當導演，不能打了。」

果然說到做到，當導演以後，再沒打過人。

但後果是，侯孝賢的手經常骨折受傷。

因為脾氣上來的時候，他只能用拳砸門，砸牆，或者砸其他任何面前的物件。

到了片場，若看到侯孝賢手上突然纏繃帶打石膏，所有人都會識趣地乖乖閉嘴。

當然，市民侯孝賢可以不管這些。

有天侯孝賢拍完戲，深夜坐計程車回家。

結果在車上和年齡相仿的司機聊起了政治，話不投機、爭執激烈。

兩個五十幾歲的人，居然把車停在路邊，扭打起來。

打完後，兩個人整了整衣服上車，當作無事發生，繼續往前開。

三個眼神

少年侯孝賢，是個「無惡不作的小混混」。

打架、偷錢、賭博。

家裡用來維持生計的存摺，都被他偷去賭博，而且只玩賭賠比率最大的。

在家人眼裡，侯孝賢就是個無可救藥的壞小子。

後來拍攝自傳電影《童年往事》，侯孝賢稱自己拍的其實是童年時代忘不了的三個眼神。

第一個眼神來自母親。

當時母親得了喉癌，剛從台北看病回來，晚上她正在整理東西，侯孝賢問「你在幹嗎」。

他忘了母親說過什麼，只記得她看了自己一眼。

眼神里滿是責備——你怎麼可以亂家裡的花錢？

第二個眼神是在母親去世的時候。

因為母親是基督徒，葬禮上大家都唱聖歌送別她。

侯孝賢站在哥哥後面，一邊唱歌一邊哭。

結果哥哥回頭看了他一眼，仿佛在問「原來你也會哭啊？」

最後一個眼神是在祖母去世的時候。

當時87歲的祖母已經器官衰竭、大小便失禁，終日躺在榻榻米上。

爸媽病逝，哥姐又都在外地教書，家裡只有侯孝賢和弟弟負責照顧祖母。

直到有一天發現螞蟻爬到了她的身上，他們才知道一直昏睡的祖母，已經去世了。

殮屍人掀過祖母的身體，發現身下已經流出了血水。

他回頭狠狠看了他們一眼，眼神明顯在罵「不孝子孫」。

這三個眼神都跟死亡有關。

在這些瞬間，侯孝賢正慢慢形成看待世界的方法。

一個熱情的白羊座導演，為什麼拍出來的電影總有股蒼涼的味道？

侯孝賢后來才明白：

我們在童年已經對這個世界有了一個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覺的。

當兵後，侯孝賢不自覺地與過去的生活一刀兩斷。

他走上了文藝創作的道路，而沒有成為一個幫派分子。

這是從小生活的環境，無形之中決定的。

他的父親曾是廣東梅縣的教育局長，母親是小學老師。

侯孝賢的少年也不光只是打架，同時還看了很多武俠小說、言情小說，還有戲曲和電影。

其中有一件事情對侯孝賢觸動很大。

他那個說提他名字沒用的朋友，再度闖禍，讓他去幫忙。

打完架後去朋友家玩，朋友母親是當地小學的校長，問起了侯孝賢的父親，表現出非常大的尊敬。

年少的侯孝賢因此受到了強烈的衝擊。

「我當時就明白其實我不可能變壞，家裡父母加上從小看過的這些書，一定會在無形之中帶給你影響。

就像我每次去打架都是被別人拉去幫忙，我沒有辦法無緣無故打人一樣。」

生命的經驗

侯孝賢的電影，是生命經驗的勝利。

真實平淡，同時意味悠長。

就像他最喜歡的男演員，布袋戲大師李天祿。

大致的戲講給他聽後，他在鏡頭裡就可以即興表演，用的完全是自己的語言。

圍觀的人看他的戲，直接哭出來，說像看到自己阿公。

李天祿在《戀戀風塵》里演主角阿公

談創作時說，侯孝賢說，「照理論拍就完蛋了」。

他不喜歡提前框死的東西。

是枝裕和攜處女作《幻之光》去威尼斯時，曾向他取經。

原本期待被表揚的新人導演，結果等來了侯孝賢的批評，「為什麼要提前畫好分鏡？」

在他眼裡，怎麼擺鏡頭，當然要到現場看環境和演員的狀態，才能決定的。

在那之後，是枝裕和拍電影再也不敢畫分鏡。

侯孝賢有很多劇本都是聊出來的。

比如《冬冬的假期》是朱天文的故事，《戀戀風塵》是吳念真的故事。

吳念真

《戀戀風塵》上映後，很多人跑去吳念真家裡追問他的初戀往事。

現任太太一開始還泡茶接客，最後終於忍不住，在丈夫面前哭了起來。

吳念真很愧疚。

「作為一個創作者的太太，某些部分是很可憐的。」

「因為那時候是身家性命掏出來給別人看嘛。」

《南國，再見南國》則加入了演員高捷的人生經歷。

電影中有句經典台詞：

「X他媽的，我就想開個餐廳而已，還要過五關斬六將。」

當演員之前，高捷是一個飯店大廚。

《南國》里不僅是真手藝上陣，包括後來的《海上花》，滿桌子的美味珍饈其實都是高捷親自做的。

《好男好女》去坎城參展期間，高捷、伊能靜、林強三個人租了個公寓，整天玩在一起。

侯孝賢看到三個人的狀態，後來才有了《南國，再見南國》的故事。

這些個體的生命經驗，經過攝影機投放後，在全世界範圍內釋放著經久不衰的魅力。

就像賈樟柯當初看到《風櫃來的人》，感到分明在拍自己山西老家的那群朋友。

赤子歸心

創作是一個人最好的名片。

侯孝賢的電影有多真實，他的人就有多真實。

反之亦然。

上世紀90年代，侯孝賢曾擔任張藝謀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監製。

按侯孝賢的意思，這電影應該拍成《紅樓夢》那樣密密實實的大家族生活長卷。

當時年輕氣盛的張藝謀一句都沒聽進去。

他將故事背景搬到山西的喬家大院，利用構圖和色彩的符號學，去展現一個封建女性生存的壓抑空間。

以自己的路徑，得到了國際影壇的認可。

十幾年後，張藝謀帶著商業大片《英雄》，來到台灣與侯孝賢碰面。

他沒有評價電影好壞，而是說，這是一部中國需要的主流電影。

再到後來被問及對《千里走單騎》的看法，他直言「張藝謀的筆禿了，想回也回不來了。」

兩個人，還有田壯壯，在八九十年代曾經是相談甚歡的好朋友。

但無論是創作還是生活態度上的分歧，兩個人註定要漸行漸遠。

與大陸提供給張藝謀的權力場域不同，侯孝賢始終在輕盈地生活著。

早年，楊德昌找不到投資，他抵押自己的房子，幫他投拍《青梅竹馬》並親自出演男主角。

《悲情城市》意外賣座，他把自己的分紅拿出來，讓杜篤之和廖慶松升級設備。

老婆永遠在罵他賺不到錢，因為賺一點都分光了。

侯孝賢認為千金散儘是種氣魄，「你捨不得放怎麼會空，不空又怎麼去裝？」

幾十年來，榮譽和地位並沒有改變他的行事方式。

金馬執委會主席五年就任期間，侯孝賢的一大創舉就是金馬影人夜市趴。

大咖名流穿著西裝，在帳篷里的夜市大排檔豪放開吃，抽煙喝酒聊電影。

麥霸侯孝賢則會登台獻唱《黃昏的故鄉》和《悲情城市》，作為宴賓保留節目。

1997年，法國導演奧利維耶·阿薩亞斯拍了一部紀錄片——《侯孝賢的畫像》。

早已蜚聲國際的侯導，帶著外賓去參觀自己的出生地。

路上遇到了以前的鄰居，他熱絡地跟對方攀談，80歲的老爺子這才認出他來。

他是誰，他經歷過什麼，侯孝賢都能一一細數給法國人聽。

見到兒時玩伴，還跟他們一起玩了會兒玻璃彈珠。

彈珠比他們小時候玩的那種，大了許多。

不論過了多久，去過多遠的地方，他始終是奶奶口中挨家挨戶尋找呼喊的「阿哈」。

童年的他，站在芒果樹上。

感受著風、蟬鳴，樹的搖晃，那一刻也許已經是他生命永恆的凝結。

《刺客聶隱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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