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是否你也和我一樣，不知怎樣的緣故，看到這兒，就隱隱地難受？起初，只是因為假期太長劇荒無聊，才想找找台劇看看，隨後就被這部劇吸引。
故事由一場無差別殺人事件展開。
無差別殺人事件，指殺人者無目標地隨機殺人，劇中的兇手李曉明兩年前在電影院用自製槍朝觀眾掃射，製造了9死21傷的隨機殺人慘案。
行兇之後並未逃走的李曉明很快被逮捕，但這僅僅是劇中的一個開始，接下來圍繞事件受害者家庭、兇手家庭的波及才是重點。
劇中有三個主角。
宋喬安（賈靜雯飾演）
一名資深媒體人，新聞台副主管。她的兒子是這場慘案的受害者之一，案發當天，她與兒子去看電影，中途離席打電話，回來後兒子已經被殺。自此，憎恨、自責使她變得暴躁、冷漠，對丈夫女兒失去耐心。
李曉文（陳妤飾演）
兇手李曉明的妹妹。案發之後，他們一家人的生活被徹底打亂，賣掉房子補償受害者，父親酗酒，母親戴著口罩推紅薯攤餬口，隱姓埋名躲藏公眾。消頹了兩年的李曉文在母親逼迫下改名為李大芝出門找工作，進入新聞台成為記者，碰巧的是她的上司就是宋喬安，因而每天在工作中忍受難過與心虛的煎熬。
王赦（吳慷仁飾演）
刑事辯護律師，為和李曉明一樣的殺人犯辯護。他並非是幫兇手脫罪的無良律師，而是想了解兇手殺人背後的心理動機因素，從而尋求解決辦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特殊的工作使他不被外界理解，遭到公眾的謾罵甚至潑糞。
雖然李曉明經診治確認患有精神疾病，王赦也極力為他辯護，但李曉明終究還是被判為死刑。
殺人償命，無可厚非，但比死刑更可怕的，是公眾歧視的眼睛。
宋喬安無意中聽到了李曉文與母親的電話得知了她的身份，便利用媒體人的便利跟拍李曉文一家人並公布於眾。
照片里有曉文在兼職時、生活中難得一見的笑容，這樣的笑容激怒了受害者家屬和許多公眾，他們不允許自己沉浸在失去家人的痛苦中，兇手的家人卻活得好好的。在他們看來，殺人兇手的家屬，只能在陰暗都角落裡偷偷度日，不能擁有和其他人一樣的幸福。
於是，擎著道德的旗幟，公眾聚集為團結的集體，共同攻擊著李曉文一家。兼職的奶茶店被砸，終日酗酒的父親，和常年因躲避人群戴口罩而得皮膚病的母親，跪在地上向所有人道歉，遭受無盡的謾罵，周圍無數的手機和相機記錄他們此刻卑微的模樣。
群體只會幹兩種事——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古斯塔夫·勒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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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合之眾》是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創作的社會心理學著作，他在書中寫道：
「群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
「數量在人類社會中會經常性地產生一種充足的理由。處於群體中的個人會感受到一種強烈的「正義」力量，對他們來說群體就是正義，數量就是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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兇手的家人有罪嗎？無罪也有罪。
全天下沒有一個爸爸媽媽，要花二十年去養一個壞人，有罪僅僅是因為從案發的那一刻起，他們自己不再是自己，取而代之的是「兇手的家人」這樣一個標籤。
群眾有罪嗎？無罪也有罪。
他們對方如此正義凜然，一心為受害者打抱不平，可是撕開道德的薄膜，掩蓋的是對無辜者的迫害，一遍遍提醒著對方：你們和殺人兇手流淌著一樣的血。
正如勒龐筆下的烏合之眾，等同於一個無意識的群體，群體中的個人被同一種看似正義的想法暗示、煽動、傳染，逐漸目標趨同，享受群體帶來的巨大影響力。
他們攻擊惡的行為，同時又是惡的行為的生產者。
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難道有絕對的標準嗎？
影視或許會將現實誇大，可有時現實比影視更加沉重。
日本東京2008秋葉原殺人事件
日本當地時間2008年6月8日下午12時30分，東京都千代田區秋葉原，25歲的日本男性青年加藤智大沒有理由、無差別隨意砍殺行人，造成7死10傷。加藤智大於2012年9月12日維持死刑判決。「無差別殺人」也由此而來。
2014年，在「秋葉原殺人事件」發生6年後，加藤智大的弟弟自殺。
這6年來，他早已不是他自己，烙印在他身上的是「殺人魔的弟弟」這樣一個標籤，媒體記者糾纏不休圍追堵截，網絡民眾侮辱謾罵，朋友同事厭棄躲避，措手不及的恐嚇信和騷擾電話。
他的遺書這樣寫道：「經過將近六年的時間，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終究是一個殺人兇手的弟弟。加害者的家人，是不可以幸福的。這就是現實，我決定放棄活下去。」
有罪者已經伏法，為什麼還要對無辜者施加折磨？可是所有人都覺得心安理得，因為和他們一樣這麼做的人不止一個兩個，他們擁有龐大的群體支持。群體中，數量，即是正義。
我曾因此在知乎搜索話題「如果你身邊有殺人犯的家人，你會歧視他們嗎？」很慶幸，大部分網友的回答都是不會。
古代有「株連」、「連坐」的刑罰，現代的我們也不能要求每一個人都放下芥蒂與歧視，但我們心存芥蒂的初衷是因為站在善的這一邊，切莫將善當作擋箭牌淪為烏合之眾，做出惡的行為。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亦慎施與人。願每一個無辜者都能被世界溫柔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