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田湖古石獅之謎
原創作者:江良發
在華容縣梅田湖鎮仁義村一個名叫祠堂湖的小湖邊,矗立著一對造型奇特、雕刻精美、紋飾細緻的石獅。這對石獅高約兩米,頭面朝西,左雄右雌並列,相距六米左右。石獅圓瞽的眼睛、耷拉的耳朵、誇張的鼻子、咧開的大嘴以及微偏相向且顯得有些傲慢的頭顱,好像在守望著什麼。石獅的材質為花崗岩。獅身上斑駁的痕跡,昭示著其存世時間的久遠與漫長。
在大門口放置成對的石獅,以展示威嚴,預示吉祥,這是我國古往今來一直沿用的傳統習俗,又或許是一種特定的文化禮制。只不過,在古代,並不是每一個普通人家的門前都可以放置石獅的。通常只有官府衙門、王公府第、豪門大宅、神廟祠堂等,才會放置石獅。仁義村這個偏遠農村的小湖邊,怎麼會有這麼一對高大威猛的石獅呢?
原來,這對石獅與華容西鄉的嚴氏家族有著密切關係。現在,仁義村及其周邊村落,居住著大量嚴姓人口。據嚴氏後裔介紹,這對石獅原系嚴氏祠堂西門門前的一對石獅。據傳,祠堂很大,以祠堂為中心,建有大量房舍,共有48座天陽(華容人稱天井為天陽,每座天陽就是一個四合院),上千間青磚青瓦房屋,方圓約四平方華里,儼然一座小城。嚴姓族眾約兩千人聚居在這裡。偌大一片鱗次櫛比的房舍,裡面檐廊相接、巷道縱橫,對外卻只有東、南、西、北四座大門。如此興旺繁榮的「嚴家大院」,也不知是哪個朝代、什麼時候,被地震、地陷,抑或是被洪水無情摧毀,變成了眼下這生長著茂盛的蓮藕荷葉的湖沼。奇怪的是,這對石獅完好無損地保留了下來。石獅雖不能繼續守望西鄉嚴氏的繁榮興旺,卻見證了嚴家大院由鼎盛走向毀滅的滄桑巨變,見證了華容縣地形地貌上千年的演變歷史。
《嚴氏族譜》記載了嚴氏遷居華容,在梅田湖定居並修建祠堂和豪宅大院的信息。中唐至德年間(756—758),由於「中原多故,襄鄧百姓、兩京衣冠盡投江湘」,曾任劍南節度使、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的嚴武(726 —765,《舊唐書》有嚴武傳,嚴武與李白、杜甫交厚。嚴武死後葬江陵多福寺)和其兄嚴文帶領家小自華陰遷往江陵;永泰年間(765—766),嚴文之子嚴安世、嚴武之子嚴安國由江陵遷居華容紅柿嶺(今治河渡鎮黃蓬村、治河村、荊湖堂村、紅星村一帶)。後唐同光二年(924),嚴廣遠之子嚴厚大遷居華容西鄉油河地段(今梅田湖與石首鹿湖山交界處),稍後,嚴厚大之子嚴隆(五代節度使,明清《華容縣誌》載,嚴隆墓在鹿湖山)選擇今仁義村祠堂湖這古油水邊(古油水現為藕池河中支)的一塊高地修建房舍,定居於此。由於嚴姓屢出官宦,加之「嚴家大院」臨近驛道,遂有「官路嚴家」之稱。鑒於梅田湖仁義村的「嚴家大院」始建於唐末五代,後修建祠堂,不斷加修形成48座天陽上千間房舍的規模,估計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可以推斷,這對石獅的存世時間應該不下千年。
嚴家大院毀於何時,毀於何因,已找不到文字記載,也無從考究。但筆者以為,其毀因與華容歷史上發生過的地面沉陷不無關係。我國著名考古專家、北京大學資深教授嚴文明先生告訴筆者:「根據地質資料,東洞庭湖區屬沉降地帶,有些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沉到了湖底。」華容縣的現存地名中,有「塌西湖」、「沉塌湖」、「塌陷」、「塌里」等,這就是華容地面在歷史上發生過沉陷的證據。嚴氏首遷華容的定居之地「紅柿嶺」,在今治河渡鎮(原潘家公社)並無「嶺」的蹤影,僅石佛村紅石中學所在地尚有殘跡(「紅柿」與「紅石」僅用字不同,實同義)。「嶺」到哪裡去了?在治河渡鎮紅星村,即原紅柿嶺的所在地之一,筆者曾於1969年在此參加開挖潘華渠的水利工程建設,挖到過紅柿嶺山嶺的黃土,當時參與開挖渠道的民眾一致認為,這就是古時的紅柿嶺,並說共有13個山嶺。1983年華容縣人民政府編印的《華容縣地名錄》,錄載了紅星大隊(今紅星村)「紅石嶺」專條:「此處為一山脈殘跡,呈紅土凸狀,故名」;在《潘家公社地圖》上標示出了紅石嶺的具體位置。紅柿嶺的消失,也是華容地面曾發生過沉陷的證據。而這種沉陷現象,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嚴家大院的毀滅,估計是宋元時期,由於發生地面沉陷的地質災害所致。因為只有地面沉陷,才可能導致大片房舍的完全消失,而洪水是不可能讓房舍完全消失的。
當然,這僅僅是對嚴家大院毀滅的一種斷想和猜測。上述推斷雖不無道理,或許事實就是如此,但是,石獅的存在,仍然是一個不解之謎。地面沉陷的地質災害,可以使離石獅很近的成片的房舍毀滅消失,那為什麼沒有毀掉這對石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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