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流量類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火爆了2019年的夏天。來自廣東小縣城的三個青年組了一個名為「九連真人」的樂隊，這支唱著方言的樂隊在節目中一夜成名，收穫了爆炸式的流量，又在節目進入終極對壘時遭到淘汰。他們是中國搖滾樂近二十年來鮮有的一個新故事，被業內人視為「新秩序反抗舊秩序」的萊斯特城童話。當「童話」遭到淘汰，我們對三個青年在這個夏天的經歷，以及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感到好奇。
文 | 高佳
編輯 | 林鵬
這個舞台太大了，尤其是對阿龍來說。
100多檯燈正懸在阿龍頭頂上，那是為足夠震撼的舞台效果準備的。彩排前，調音師叫他：「調一下吉他。」他走到角落，照做了。「再試一下耳返。」他從來沒戴過耳返，也照做了。「感覺怎麼樣？」導演上台來問，他說不出話，只會點頭。
那個巨大和華麗的舞台把他震住了，緊張感一直延續到幾天後的錄製現場，在舞台螢幕後面，他不停地試琴，怕出差錯，小號手阿麥和貝斯手萬里也繃著臉，沒人開口說話。主持人馬東手指向舞台，螢幕上出現方言搖滾樂隊九連真人的標誌。
這是故事中關鍵的時刻，九連真人在《樂隊的夏天》亮相。
嘻哈、電音、街舞，各種青年文化圈層都上了綜藝節目的舞台，現在輪到樂隊了。有31支國內樂隊參加這檔火爆的暑期綜藝節目，競爭Hot5名額，節目總製片人牟頔說，他們從近千支樂隊當中被選出來。
「老炮」不少，有被稱為國內樂隊知名度第一的痛仰樂隊，音樂公司摩登天空的「頭牌」新褲子樂隊。22年前成立的朋克樂隊反光鏡，做過一千多場巡演，面孔樂隊成立於1989年，是搖滾樂在中國橫空出世時的見證者。年輕樂隊里，英倫搖滾樂隊盤尼西林自稱是90後樂隊中最有經驗的，樂評人們評價放克樂隊click#15的主唱Ricky「身上有Prince（流行樂巨星）的影子」。
九連真人是哪來的？幾乎沒人知道他們。
他們住在廣東省河源市連平縣，坐三個小時汽車，再轉乘三個小時飛機，才能來到1900公里之外的北京。在《樂隊的夏天》之前，他們一共有四次正式登台演出的機會，一次在連平縣城，參演文藝晚會，一次在深圳，幫朋友的樂隊做暖場嘉賓，兩次在北京，參加一場原創樂隊比賽，之後演了一回分享會。
在策劃樂隊出場順序時，《樂隊的夏天》節目組把九連真人排在第16位。按照比賽規則，第一輪亮相後，31支樂隊中將有15支被淘汰，第16支樂隊上場時，「淘汰」開始。「我們把他安排在這兒，就是因為覺得這個氣勢肯定能進。」牟頔說。
從結果來看，九連真人順利完成了開啟「淘汰」賽段的任務。他們用三大件加小號（搖滾樂三大件：吉他、貝斯、鼓）演奏，用客家方言唱的《莫欺少年窮》得到148票，排名第三。
接著，這匹「黑馬」以第二名的成績晉級8強，又在7進5決賽中排名第六，成為《樂隊的夏天》中，最後被淘汰的樂隊。
「九連就是從無名之處開始逆襲的underdog（不被看好的人），像2016年的萊斯特城（指萊斯特城足球俱樂部）。」樂評人劉陽子說：「他們不是名門之後，好像從土裡鑽出來一樣，身上都帶著土渣，但一出來就能把觀眾給震了。」
2016年，成立132年的平民球隊萊斯特城第一次成為英超聯賽的冠軍。「莫名其妙的，就是贏，每場都贏。」School酒吧主理人劉非說：「當時除了英超傳統強隊的球迷，都變成萊斯特城球迷。大伙兒都想看到新秩序推翻舊秩序，都想看到童話，叫萊斯特城童話。」
但對中國搖滾樂來說，奢望一場「童話」，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1990年，在中國第一次專場搖滾音樂會上，樂手們把雪萊的名言：「冬天已經來臨，春天還會遠嗎？」寫在節目單上，這句話他們想了許多年。
隨後，1994年香港紅磡之夜成為中國搖滾樂的巔峰。但屬於搖滾樂的夏天遲遲未到，大量樂隊轉入地下，過了千禧年，第一代搖滾樂手創造出的如流星般閃耀的理想年代，遇上MP3和商業主義的大環境，第一代又迅速成為被背棄的一代。
現在，已經沒落多年的搖滾樂在綜藝節目中亮相。從遠方小城趕來的樂隊九連真人，能逆襲成為「童話」嗎？
答案在風中飄揚。
排練中的九連真人主唱阿龍。呂萌 攝
黑馬
「這頭髮做得跟大媽一樣。」
燙過的頭髮像個帽子，現在主唱阿龍要頂著它上台，唱《莫欺少年窮》。阿麥、萬里、編劇導演們，所有人都在笑，但來不及改了，錄製馬上開始。經紀人宋佳剛趕到，「我就這麼一回沒來，就出這事兒。」
宋佳同時是後海大鯊魚樂隊的經紀人，這支成立15年的搖滾樂隊已經不需要全天候陪伴了，她現在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九連真人身上，剛入行的小城搖滾青年們，正在學習跟她相處。
「給我弄頭髮的時候，我睡著了，然後就這樣了。」阿龍跟宋佳解釋，「化妝師說OK，那可能從他們的角度覺得OK。」但實際上，他很不喜歡這個髮型。演出完後，他告訴編劇導演老錢：「這場最大的遺憾就是頭髮太醜了。」
他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起這件事，表示自己不習慣拒絕別人。「他那時候很膽小，很害怕，所以也沒說要再重新做頭髮。」老錢強調：「但這個頭髮對他來說是非常大的包袱，他是頂著壓力上的台。」
「西邊，太陽落山。」他的唱腔里包著顫音，一句唱完，台下觀眾開始跟著節拍鼓掌。「他又懵了，他的歌不適合鼓掌。」老錢說：「空了大概五秒鐘，他才反應過來，繼續唱。」
「我很慌。」演完之後，阿龍告訴老錢：「要是拍亂了，我們就得跟著亂拍子走。」但在台上，他反應很快，把後面一個小節的彈奏隔過去了。
不光是他，那時宋佳和老錢站在側台，倆人都緊張得手發抖。宋佳怕他們發揮不好，他們舞台經驗少，演分享會那回，阿龍剛唱第一句，「就聽出來可能歇菜了。」老錢怕觀眾不買帳，他們唱的是客家話，就算以前在連平縣城演出，台下人一般也都不做聲，沒有表情。
這些擔心很快煙消雲散。
舞台下面，觀眾開始POGO（指在搖滾樂現場，人們身體互相撞來撞去）。「我都看不明白了，這詞根本聽不懂，怎麼會POGO啊？」但這說明氣氛到位，老錢可以放心了。
直到現在，宋佳還不時翻出來看這場演出的視頻，《莫欺少年窮》最後，阿龍有一句唱詞：「九連山，十八彎，阿哥出去尋錢賺。」在現場，他加進歌里的吆喝聲經常是隨機的，那句唱詞之後，他喊：「阿哥——哎！」
用了勁，一聲「哎」快破音了，透著生猛。事後回想起來，他覺得自己「演嗨了」。參加錄製之前，阿龍拿九連真人和其他參賽樂隊做比較，跟阿麥和萬里開了會。「我喜歡看綜藝，也分析了一下，我覺得不管是從綜藝點還是獨特性上來說，我們這個樂隊都是有唯一性的。」他很自信：「只要上了這個節目，不管走多遠，都會引起關注。」
排練間隙的阿龍。6月底，九連真人趁周末來到北京排練，參加節目錄製。呂萌 攝
節目播出當天，「九連真人炸裂」上了微博話題熱搜榜。
微博上，幾個上千萬粉絲的大V都來捧場。演員黃景瑜說：「這幫兄弟炸裂了。」演員陳赫分享了他們的演出視頻：「我也想組個樂隊了。」網紅papi醬說：「九連真人也太炸了嗲（點）兒。」
「炸」正是名不見經轉的九連真人被選來參加《樂隊的夏天》的重要原因。這檔節目的總製片人，米未聯合創始人CCO牟頔深知新鮮血液在綜藝節目中的創造力，她從2014年開始帶領團隊製作《奇葩說》，這檔素人辯論節目由愛奇藝出品，前三季總播放量超過17億，見證了不少素人變名人，被稱為「第一網綜」。
《奇葩說》已經做了五季，牟頔開玩笑說：「不再做個新節目，既對不起愛奇藝，也對不起自己。」起先，他們計劃做一個喜劇節目。但去提案之前，牟頔猶豫了，她發覺自己沒有被方案說服，不敢拍板。
接下來的一個月，她每天都在電腦的備忘錄里寫：找下一個目標。目標出現得突然，「有個女孩來米未面試，她要求一周只工作5天，一年只工作11個月，因為她玩樂隊，需要排練和演出。」這莫名吸引了牟頔，成為《樂隊的夏天》的起點。
「特別神奇，喜劇的方案半年也沒整出來，樂隊的方案一個禮拜就做出來了，而且一聊起來，所有人都很high。」牟頔覺得團隊已經進入狀態，準備了33頁PPT去提案，前30頁關於樂隊，留了3頁講喜劇。「怕萬一不行，就把喜劇也提一下。」結果說完樂隊的方案，愛奇藝的高層就點了頭：「我覺得可以。」
提案的順利當然和現場音樂市場開化有關。2007年，國內戶外音樂節的數量不超過20個，但從那時開始，摩登天空音樂節、草莓音樂節落地，到2010年，音樂節的數量已經飆升至92場。據小鹿角智庫的統計，2018年，中國全年共湧現出263個音樂節。
除此之外，道略音樂產業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顯示，國內能承載小型演出的Livehouse在2017年首次票房收入破億，達到1.25億元。
「十幾年之前，我們辦北京流行音樂節，請了Placebo，Nine Inch Nails，國外真正的一線牌，還有崔健、汪峰，賣380塊錢門票。」劉非說：「人都罵我們，說你們丫心太黑了，音樂節敢賣380，擱現在你覺得貴嗎？現在賣一千多，開票照樣秒光。」
「大家已經把看音樂現場做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劉非這樣總結。
去年11月份，蝦米X滾石原創樂隊大賽決賽在北京糖果Livehouse舉行，當時《樂隊的夏天》節目組正在選角，跑了不少音樂節和Livehouse看演出。
十幾個導演去糖果看了這場決賽，九連真人出場時，有人覺得「這名字聽起來像道教的（樂隊）」，台下掌聲寥寥。
等阿龍開了口，原本在二樓站著的導演都驚了，跑到一樓台下來蹦。在現場的節目組工作人員說：「大家瘋狂拍短視頻，發在群里說『太炸了！』」
《樂隊的夏天》將作為「火箭發射器」，把九連真人推到觀眾面前。那時的阿龍顯然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選角導演發出邀請時，他馬上答應「可以聊聊」，哪怕他當時手上只有兩首歌。
阿龍和阿麥在聽朋友們錄製和聲。呂萌 攝
大佬
也是因為這場原創樂隊比賽，九連真人進入了黃燎原的視線。
黃燎原是搖滾圈裡的大佬。20年前，他在河南新鄉策劃了「中國新音樂演唱會」，當超載樂隊的主唱高旗唱起「讓每一個夜晚充滿愛的火焰」，全場歌迷點亮了打火機。「在新鄉的感受，超越了一切。」黃燎原在已出版的一本小說里寫道：「當時就決定，要為中國的搖滾事業奮鬥終身。」
他自稱是搖滾樂的走狗，也的確是中國搖滾樂最活躍的推手之一。他擔任過唐朝樂隊和二手玫瑰的經紀人，2004年，他策劃的賀蘭山音樂節，幾乎彙集了所有圈內大腕：崔健、黑豹、唐朝、張楚、何勇、高旗&超載、汪峰……在三天內吸引了十幾萬觀眾，證明了音樂節是行得通的商業模式。
現在他五十多歲了，準備「金盆洗手」，但助手宋佳給他發來了九連真人在原創樂隊比賽的演出視頻。
視頻的音質一塌糊塗，黃燎原根本沒想到：「出來了那種華麗的、亮晶晶的大金屬。」他不知道台上的人在唱什麼，但他們唱歌時的表情打動了他，「我一下就想起我年輕的時候，那種混不吝的勁兒。」
其實他一直以來有個遺憾，在搖滾生涯中，沒有做一隻嘻哈的樂隊。「對嘻哈來說，歌詞真的太重要，但歌詞這個東西可能在中國的審查制度里有一些問題。」他說：「碰到九連，我想無論如何也再趟一次搖滾樂的水，我不要再錯過一個好樂隊。」
他打電話給宋佳，「咱們做這個。」他說。
17年前，他也像這樣簽下二手玫瑰。這支樂隊的主唱梁龍來自黑龍江齊齊哈爾，千禧年到了北京，上台演出時男扮女裝，常常扮成「舞女」、「媒婆」，被人叫做摸進京城的一隻「怪手」。
在一次採訪中，梁龍提到和黃燎原簽約的情景：「我和黃燎原在一個酒吧喝酒，從中午喝到晚上五點，他處於那種很深的狀態，抽著煙，不吱聲。看著資料，喝得快高了，最後他對我說，你別找了，就我吧。」
在那之前，黃燎原剛辭去唐朝樂隊經紀人的職務，打算在家讀書寫作。「但事與願違。」他在網絡日記里寫道：「喝了一場愉快的下午酒，酒後我又成了二手玫瑰樂隊的經紀人。」
碰上九連真人，往事仿佛重現。
他樂於拿阿龍和梁龍相比，「都20多歲，從小地方來到北京，小眼睛，有種妖氣。」黃燎原解釋：「咱們講『人和妖』，人不喜歡的那一面，就是妖。」
「他們眼睛裡都噴著火。」他說：「我就想起來，像司湯達、巴爾扎克這些19世紀法國作家，經常寫到一句話，『一個外省人來到巴黎』。」一個外省人來到巴黎，懷揣著某種夢想和巨大的野心，他不知道前面會發生什麼，當他來到這個地方，他只能一往無前。「就是這種感受，動人心魄。」
在2002年出版的專欄文集裡，黃燎原寫道：「我對伴著民工潮而由小城鎮進入大城市的一些民間音樂創作者抱有希望，他們是未來城市音樂的真正有活力的建設者。」
二手玫瑰和九連真人，都滿足了他的這個希望。在他看來，他們是真正站在大地上歌唱的歌手。「像阿麥，他本身就是留守兒童，住在山裡，在最苦的地方，他一旦把自己唱出來，那種勁真是挺可怕。」
小號手阿麥，在樂隊中也承擔鍵盤手的角色。呂萌 攝
宋佳安排九連真人飛到北京，跟黃燎原見面。在那之前，她向他們說起自己是黃燎原的助理，「他們根本不知道黃燎原是誰，後補的課。」
在北京，黃燎原告訴他們：「我們合作，但你們不要聽我的。」他知道阿龍和阿麥都在連平縣做老師，萬里做的是搭建舞台這樣的體力活。關於幾個年輕人的過往，包括為什麼要組建樂隊，他沒有細問。
因為《樂隊的夏天》錄製跟九連真人熟絡起來的老錢，對阿龍了解得更多。
「別人說他在台上自信，其實那個不是自信。」老錢說：「他是憋太久了，非得說出來。」在成都讀大學時，阿龍組過一支樂隊，當時他的搭檔是一名鼓手。畢業前，鼓手問他：「我們有沒有可能做全職樂隊，用音樂養活自己？」阿龍的回答是不行，他說：「家裡人要我找一個穩定的工作。」
後來，鼓手在他的推薦下，加入了後朋克樂隊海朋森。有一回，海朋森在音樂節演出，阿龍買了票。「他躲在一個治安警片後面，哭了，根本不敢看。」
「這件事明明他也可以做到，但他選擇回到小縣城，看到別人演出，他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老錢說，「我覺得這個是真正的，讓他重新組織樂隊的動機。」
阿龍有一把很喜歡的吉他，是一個墨綠色的Fender（芬達吉他）。他把它送給海朋森的一位朋友，「留在我身邊也沒用了。」他當時說。
那個他不願意回望的，放棄音樂的時刻，讓他充滿愧疚。等到出現在《樂隊的夏天》節目組眼前時，導演們拿他們和另外一支唱宜賓方言的樂隊比較，最終還是選了九連真人。
他們適合這個舞台。「表演欲太強了，他們不在乎歌唱出來是不是被大家喜歡，他只想唱出來。」老錢說。
而且，只有兩首歌又有什麼關係呢？「黃燎原是一個太厲害的人，他會在音樂製作上給他們很大幫助。」牟頔說。兩三個月後，宋佳拿來六首歌，他們已經準備好了。
原生
在節目籌備時，老錢去過連平，他從城的一頭走到另一頭，只花了20分鐘。
「不管我們到哪兒拍攝，他們（九連真人）好像都認得附近的人。」老錢覺得連平縣城像個大社區，有一回取景，他讓阿龍背對街道，面對公交站牌站著，「有人騎車經過，衝著他的背影喊：阿龍！」
連平縣位於廣東省和江西省交界處，這個山區縣城在經濟上不起眼，2018年河源市下屬縣區GDP總量排行中，它排在最後一位。就在一個多月前，暴雨襲擊這座縣城，五萬多人受災，人和自然仍處在相依又博弈的關係中。
更多時候，縣城談不上閉塞，它悠閒、散漫，在年輕人看來同時也單調、乏味，《莫欺少年窮》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寫成，講述了阿民的故事（阿民是歌中虛構的人物）。阿民想外出打拚，父親希望他留在家鄉，和父輩之間的矛盾該如何解決，歌里沒有給出答案。
這或多或少是阿龍自身經歷的寫照。這個1992年出生的男孩，臉上帶著嬰兒肥，說話時眼神定定的，好像在告訴別人，他沒有任何隱瞞。
阿龍總是一副認真的神情，他在聽耳返里剛錄完的demo。呂萌 攝
2014年，阿龍到四川音樂學院讀書，畢業後，在深圳一家遊戲公司做設計。大城市的「996生活」，無非是緊張和壓抑，做了一年多，正值遊戲行業洗牌，公司裁員，阿龍主動提了離職，回到連平，做了小學美術老師。
在他之後，阿麥也因為要照顧外公外婆，回到連平做音樂老師。
阿龍和阿麥早就認識萬里，他的樂器行以前開在阿龍家小區樓下，現在倒閉了，店面換成一家燒烤店。「縣城就那麼大，沒有人要學琴。」老錢說：「里哥當時堅持，就是因為縣裡還有一些喜歡音樂的人。」
阿龍當然算其中一個。他讀大學放暑假時，幾乎每天都出現在樂器行。「夏天彈琴，手上都是汗，琴木頭上那層清漆都給擦掉了，能看到木紋。」阿龍告訴老錢，里哥琴行里的琴，基本讓他們給「糟蹋」完了。後來琴行倒閉，東西全部虧本賣。
阿龍在節目上說里哥是連平的音樂教父，編劇導演雨桐去過連平之後，才明白這話的意思。里哥的倉庫是樂隊排練的地方，他在倉庫擺了個茶桌，「三教九流」的人——政府單位員工，銀行職員，附近小吃店的老闆，沒事都愛去那兒坐坐。
「里哥花了20萬塊買設備，現在貸款還沒還清。」老錢說：「連平兩年前剛開通高速，進來一些大的商店和房地產開發商。他現在就租設備，給一些商業活動搭舞台。」老錢去連平的那個月，里哥只接了兩三單活兒。每單收入在三千到六千塊錢間，刨去僱人幫忙、租車等費用，所剩無幾。
心氣兒最高的阿龍，叫上阿麥和里哥，把這支樂隊攢起來，自己負責詞曲創作。
雨桐察覺到了他的細膩和敏感，有一回，她採訪他們，問到關於理想的問題，自己哭出來了。阿龍從來沒跟她聊過閒篇，那天晚上忽然發來信息：「為什麼哭啊？」
「我想，我的選手為啥要關心他的導演啊？」雨桐下意識地覺得感動。後來她發現，阿龍寫歌就是寫故事，寫發生在周圍的事。「可能他覺得讓我哭的事，也能激起別人的感情。」
在《莫欺少年窮》里，他唱「爺爺叔叔婆婆伯伯媽媽，出來打拚大起大落很正常」，像他自己的經歷，《招娣》里唱「金鐲鐲銀鐲鐲，亮手腳全戴上」，是說客家地區重男輕女的現象，《北風》里唱「做事定會翻身，做事怎樣翻身」，是看到家鄉賣小吃的人，想到：「他們不做這個，還能夠做什麼？」
「他們總是在唱生活，而且不是無病呻吟。」樂評人李源說。
排練室里的貝斯手萬里。呂萌 攝
在這一點上，盧選廷的體會更深，《北風》就像在唱他過去的經歷。盧選廷是河源市龍川縣人，他初中學歷，17歲出門打拚，第一回從村裡去廣州，路上花了兩天時間。那是1990年，他在廣州荔灣區的白天鵝賓館謀到一份後廚學徒的工作。
「當時住在天河區沙河路，跟同村的人擠在一起。」盧選廷說：「天河那時候還是菜地，租房子很便宜。」他每天騎一小時自行車到白天鵝賓館，一個月工資200塊錢，「帶我們的師傅掙得比我們多一百倍。」
他小時候的夢想是讀軍校，但家裡供不起他讀書。他盼望有一條出路，做廚師看起來前景不錯。現在盧選廷在北京東二環開了一家客家菜館，在朝陽區買了別墅。他說他一個人聽歌時，最喜歡聽陝北民歌，也聽客家山歌，有時聽著聽著，會掉眼淚。「因為在那種貧瘠的土地上長大，聽這樣的歌，過去小而實的東西就歷歷在目。」
李源用了一個詞形容九連真人：底色悲涼。
「搖滾樂的祖宗是布魯斯，布魯斯是黑奴在農田裡的勞動號子。這種音樂本來就不是上流社會玩弄的東西，它是來自底層的吶喊。」李源說：「現在我們玩搖滾的大多數人，已經脫離底層的生活狀態了。」
但九連真人的貝斯大哥是干體力工作的，阿龍和阿麥是鄉村老師，他們不是中產階級，不是白領，不是有錢人家的小孩。「在所謂歌舞昇平的今天，這是有力量的吶喊。」李源認為他們的音樂在情感上更接近搖滾樂的根，「他說莫欺少年窮，那是真的莫欺少年窮。」
人設
牟頔早就有信心：「九連就是那種應該出來的樂隊。」
但去年11月份，老錢第一次見到他們時，在一間不足六平米的小會議室，他們看上去怯怯的，不愛說話。阿龍和阿麥穿著同款長到腳踝的黑色羽絨服，「有點土，看起來撐不過200塊錢。」他心裡落差感特彆強：「這幾個人真的是搞音樂的嗎？」
「那時候問阿龍任何問題，他只會『嗯』、『哦』。」直到聊起HipHop，他來了興趣，說在做樂隊以前，他做過說唱，「那我現在放個beat，你給我freestyle一下。」老錢說，從那之後他才活絡一點。
節目錄過幾期，等雨桐再接觸到他們時，阿龍已經變成了「傾訴欲特彆強」的選手。「他經常聊偏，不按問題答，非得聊點別的，說一大堆，還不讓別人插話。」
她像突然想起了什麼，「你還是要去趟連平，而且要趁他們還是最早的九連真人的時候去。」雨珊說：「因為他們馬上就不是了。」
「為什麼不是了？」
「變了，變得非常適應採訪，變得碰到問題就可以下意識地回答。」
雨桐以前提問時，阿龍他們會考慮很久才給出答案。「比如經典問題：以後樂隊做大了，你們會離開連平嗎？」乍一聽到這個問題，他們討論了半天。「分析離開會是什麼樣，不離開又怎麼樣，自己在那兒糾結。」
後來這個問題被媒體問了不下20遍。「不會的，連平是我們的根，離開那裡就沒辦法創作。」現在他們習慣這樣回答。
另一個出鏡率高的問題：「做老師和做樂隊衝突嗎？」頭一次聽雨桐問起，他們回答：「衝突啊，經常要上晚班，沒有排練的時間。」
現在也有了慣用的回覆：「不衝突，我們發現工作和樂隊也是可以平衡的，你看我們現在就做得很好，刺蝟（《樂隊的夏天》中一支參演樂隊）不也是兼職樂隊嗎？」
這當然透露著，他們度過了必經的搖擺和猶豫期，在大量的媒體曝光中，面對類似的問題感到疲乏。但另一方面，答覆變得固定，也並非和強加在他們身上的標籤壓力無關。
「歌就是歌，去聽就對了。」阿龍說，他不喜歡被標籤化。呂萌 攝
「在節目上，九連總是在提留守兒童和鄉村老師。這兩點是真的加分。」劉非說：「而且，小鎮青年想要反抗父輩，但永遠無法反抗，只能放棄自己的夢想，回到家鄉去做周而復始的事，這人設簡直就太中國了。」
他們的出身和經歷，足夠特別、有料，足夠打動人心，呈現在節目中，繼而出現在媒體報道里，迅速簡化為人設和標籤。
「有些公眾號寫的文章，標題就帶著先入為主的觀點：這幾個是鄉下來的，這是鄉下人唱的歌，這歌有鄉下的感覺。」阿龍不喜歡，甚至覺得反感。
錄完改編賽段，他跟宋佳說：「姐，咱們現在挺好的了，不用再那什麼吧......咱們要不退賽算了。」
宋佳沒問他具體有什麼顧慮，他一直都是個挺糾結的人，他們都叫他「糾結龍」。「我尊重你，你要真想，我就去想辦法。」她說：「跟導演組也都打招呼了，人家覺得可以，問題不大。我現在只給你分析一點：退賽之後是什麼樣，不退是什麼樣。」
聊完，阿龍決定「不退了」。
「好，不退了，那這事兒就別再跟我提，一嘴都別提。」其實她根本沒聯繫導演組，「也就知道他不會退。」
跟決定來參加節目時一樣。那時的阿龍擔心錄節目影響工作，跟學校和家裡不好交代。給樂隊打電話時，宋佳說：「阿龍你跟我糾結啥？沒什麼好猶豫的。」
「九連現在的狀態完全屬於被開發。」一位和樂隊有工作接觸的人說，「好像經紀人說什麼，他們都照做。」她參與過對九連真人的採訪，「有的問題阿龍答得不好，她（宋佳）立馬就說，你不要說那個。」
在微信群里，有個導演喊她「宋媽」，說她特別操心。前不久，阿龍他們拿她手機把自個兒的備註改了，改成九連寶寶阿龍，九連二兒子阿麥，九連教父萬里。說到這個，宋佳笑了，「我備註還得他們管著。」
她的決定權不光只用在大事上。去見她那天，有家雜誌在給九連真人拍照。化妝間裡，阿麥正照鏡子，「明天逛街，我要買帽子。」「你不適合。」宋佳懟了他一句。
「還沒上台戴著試試看，怎麼知道呢？」「帽子要戴上台是嗎？我抽你。」她開玩笑，但也表示她不同意。
「我自己買，我私下戴，行不？」「私下戴你就回連平戴，這邊別戴，真的不好看。」
對話結束了。
被阿龍逗笑的阿麥。呂萌 攝
之前一回，也是給雜誌拍照片。服裝師拿來一件復古樣式的皮衣，讓阿麥穿上試試。宋佳看了一眼，「老師，不用試，那不適合他。」阿麥還是穿了，「挺好的。」他說。
宋佳讓他脫了，服裝師找來一件牛仔襯衫，「不好看」，她說，又讓他脫了。「你是他女朋友啊？管這麼多？」服裝師不滿。「什麼女朋友？經紀人。」宋佳火氣上來了。
「都還沒那麼火呢，管這麼多。」宋佳壓著怒，她覺得自己要「原地爆炸」了。
這次，化妝師給阿麥加了假髮片，看上去後腦勺留了長頭髮，像日本視覺系樂手。宋佳不滿意，「這個造型別拍了，摘了吧。」她伸手想給他拽下來。
「九連是什麼樣兒？現在做出來的九連，根本不是他們。」她跟攝影師說，「把他們弄得不是九連了，我覺得沒有任何意義。」
事情好像正在變得麻煩。要適應鏡頭，被貼上標籤，還要在經紀人認為合適的框架內活動。節目還在錄製時，有工作人員採訪九連真人，讓他們用一個詞形容自己的音樂，阿龍的答案是：「無奈。」「現在雖然把歌唱出來了，但感覺他們還是無奈。」老錢說。
因為少了好些自由。
未知
在7進5的那期節目中，樂隊的演出要以「夏天」為主題。「本來我們歌里寫的內容是關於『防溺水』的。」阿龍說：「因為說到夏天，就想到孩子們去水邊危險的地方玩，結果發生很多悲劇。」
後來，節目錄製中連平遭了水災，阿龍把在這個夏天經歷的所有事情，編成一首歌叫《一浪》，「說的是屬於我們樂隊的這個夏天。」歌詞里冒出野心：「一浪更比一浪高，試問你怕了沒有。」
這首有點總結意味的《一浪》，成了九連真人在《樂隊的夏天》上演的最後一首歌。
黃燎原是在節目錄製結束一周後回國的，他之前一直在美國旅行，關於九連真人的事務都交給宋佳打理。
但消息早就傳來了，《樂隊的夏天》Hot5，九連真人沒進。
從反應上看，黃燎原是一貫的淡定，「這個名次是最好的，進入前五就進入了常規的渠道。」他說：「第六又比第七好，這是一個完美的狀態。」
那時在現場看著投票結果的阿龍可不這樣覺得。他跟黃燎原說：「第一賽段覺得能過就好了，從第二賽段開始，就有一點勝負心了，就被帶到賽制裡面去。」
況且，比分是那麼有戲劇性——他們跟第五名只差兩票。在第三現場的宋佳聽見公布結果，氣得把手機摔到沙發上，主板都摔壞了。
排練室里，阿龍的背影。呂萌 攝
那場節目錄製時，主持人白岩松作為「超級樂迷」來到現場，他說：「我們現在要思考的是，《樂隊的夏天》給九連真人更多，還是九連真人給《樂隊的夏天》更多。」宋佳差點兒聽哭了，「我覺得他比任何一個樂評人的角度都高。」
在後台，他安慰她：「你這是幸福的眼淚。去年夏天的時候，大家還未必知道九連真人呢。」宋佳告訴他：「去年夏天，我也不知道九連真人。」
她還是覺得不服。上節目之前，她跟幾個朋友說過，如果九連真人不火，她就退出這行，「因為覺得沒這可能，肯定會火。」
節目組有個導演開文身店，在胳膊上文了《樂隊的夏天》logo，發了朋友圈。錄完節目，宋佳就給他打電話：「我找你一趟。」她把「九連真人」四個字文在小臂上，這是她人生中第一個文身。
年輕的九連真人，公認的「黑馬」，總被評價說像刀子一樣，太猛了，太鋒利了，沒闖到最後確實出人意料。
「很多時候，觀眾會說這票跟我們想像的不一樣。」牟頔說：「你知道嗎？有時候真實反而沒辦法被人理解。」
「我們做節目的人，不客氣地說，是上帝視角。」她說：「所有人的狀態、情緒集中反饋到我們這兒，我沒辦法偏頗地站在任何一個角度去評判。」
「但這是一節目，它永遠都是節目。」宋佳想。
在節目裡，我們說到上帝時，指的是哪一位上帝呢？節目把審美壓得扁平化，樂隊只有不停地拿出點兒新東西，給聽眾搭建一個不同的審美框架，才有可能在這基礎上得到讚美，完成突圍。
這是上帝「綜藝之神」製造的遊戲規則。九連真人在這套規則面前最大的劣勢在於他們沒有足夠豐富的積累，畢竟，他們剛成立滿一年。
「後半段，我們有點兒聽覺疲勞了。」幾位樂評人都這樣說。
倒也沒什麼不知足的，後來宋佳也想得通：「九連值了，這都已經是坐火箭了，還想幹嘛？」
「他們是非常明白自己想通過什麼要什麼的樂隊。」劉非說：「這沒什麼羞恥，沒什麼不好意思說的，肯定就是（要）錢跟名。你要說九連想達到藝術上的高峰，不可能，我認識100個樂隊，99個都不這麼想。唯獨那一個，永遠沒有演出機會，那是真他媽玩兒藝術的。」
節目錄製結束，宋佳的手機備忘錄里已經排滿了樂隊在接下來一整個月的行程。她跟黃燎原討論，「要不要憋著，直接開工體？（成立兩年的樂隊進工體是一個記錄。）」黃燎原接受媒體正午採訪時提到這事，他覺得現在沒有進工體的必要，歌曲不夠，也不到時機。
阿龍說過一句話，黃燎原記得最清楚，他說：「希望減少採訪，多給自己留創作的時間。」這句話正合黃燎原的心意。「我希望他們成為像中國第一代搖滾樂隊唐朝、黑豹，第二代二手玫瑰、痛仰那樣（的樂隊）。」他太明白創作的重要性了。
阿龍和阿麥在機場，周末結束，他們要從北京趕回連平。呂萌 攝
但在這個夏天，獲得飽和式流量和關注的九連真人，身上已經有了一層綜藝節目的烙印。「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從某種青年亞文化胚胎誕生出來的創作，開始廣受歡迎……」台灣樂評人張鐵志曾在《聲音與憤怒》中寫道：這個創作者，就會開始被商業體制吸收、榨乾，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拋棄。」
對他們來說，這種困境或許將要到來。
「每一個時代的偉大創作者，都是既能享有高度商業成功，又能對時代進行嚴肅反思的藝人......」張鐵志又寫道：「這些反叛的歌聲總是鑲嵌在商業體制與自主創作不斷鬥爭的搖滾史中。」
如此，才在困境中存活，成為一場「童話」。
最後一次節目錄製結束，編劇導演雨桐問了九連真人一個問題。「如果你們沒來參加《樂隊的夏天》，現在在幹什麼？」
阿麥抬手看了眼表，「現在這個點呢，我應該剛下班，吃完晚飯，在回家的路上。」阿龍接過話：「然後我們哥仨可能會一起散個步，遛著遛著，遛到里哥的倉庫里，彈吉他，唱歌，繼續排練。」
現在，他們和他們的生活一齊被這個夏天改變了。
如果有「童話」，這是「童話」故事的開始。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老錢、雨桐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