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通宏觀姜超、陳興
城鎮化引擎加速，戶籍限制放鬆。勞動供給僅存引擎，擴大內需重要抓手。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充裕的勞動力基礎之上，而勞動力供給的一大引擎人口紅利已逐漸消退，但城鎮化進程還未結束。城鎮化不僅增加勞動供給，還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戶籍限制有所放鬆，勞動要素流動鬆綁。但由於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高達16個百分點，這一「裂隙」反映出我國城鎮化還是一種「不完全」的城鎮化。而在城鎮化對於經濟發展越發重要的當下，放鬆戶籍制度的限制，幫助城鎮化引擎「加速」，就自然地成為政策選擇，發改委在《19年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中明確放寬城市落戶條件。
人口流動大潮，廣深與強二線共舞。吸粉的粵浙vs沒落的內陸小城。大城市戶籍限制的放寬，並非對現有人口流動趨勢的逆轉，而是對其進一步確認。我們從兩個維度考察人口流動：一是人口的凈流入率（1-戶籍人口/常住人口），反映吸引的外來人口存量規模；二是常住人口增速，對應著流動人口增量部分。首先，從城市群來看，東部沿海地區仍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力，其中以粵港澳大灣區最具人氣，而像長江中游、成渝及中原等中部和西部城市群，還處於人口凈流出的狀態。粵港澳地區在吸引年輕人方面獨具優勢，但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是其短板。其次，從分省情況來看，廣東和浙江兩省對於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位居前列，而像北京和上海由於戶籍限制的存在，使得其對外來流動人口的吸引力逐漸減弱，常住人口增速偏慢。此外，東北地區的人口流失現象也很突出。最後，從城市層面來看，深圳在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上獨樹一幟，廣州的表現也可圈可點，另外杭州、成都和長沙等強二線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也較強。但東北除省會和計劃單列市外的多數城市以及中西部的部分非中心城市，可能正面臨著人口收縮的困境，比如四川的內江、資陽，河南的周口、湖北的荊州等，這些城市或將成為文件中首次提到的「收縮型中小城市」。人口因何匯聚？創新產業是第一動力。人口流動的背後有著多樣化的驅動因素，但歸根結底，產業發展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中創新產業又是匯聚人口的第一動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其在教育和醫療資源上並不占優，但對人口的吸引力冠絕全國，根源就在於創新能力較強。美國的城市發展經驗也證實了，人口最終會拋棄傳統行業，而向創新產業聚集地集中。如美國傳統產業聚集地五大湖地區，人口呈現出持續流出的態勢，而以高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西海岸地區則迎來人口湧入。
地產銷售靠龍頭，基建發力具亮點。首先，從投資端來看，棚改貨幣化安置曾帶來三四線城市地產銷售的高峰，但19年全國棚改較18年大幅減少約300萬套，而三四線城市處於人口凈流出狀態，棚改退潮下，地產銷售的走勢更多地反映人口流動的變化，由於三四線城市銷售占比近七成，其回落將令全國地產銷售承壓，長期來看，地產需求更多地集中於人口流入的一二線城市。政策突出基建投資，交運、污水整治頗具亮點。相對於地產投資而言，政策上對於基礎設施建設尤為重視，交通運輸和治污領域將是城鎮化下基建投資的重點。收入收斂促進消費，增長空間值得期待。其次，從消費端來看，城鎮化的推進對於其促進作用不言而喻，隨著戶籍限制的放鬆，就業人員結構向產業結構調整更為通暢，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望進一步收斂，將為消費增長提供廣闊空間。城市人口流出，財政愈發吃緊。最後，從財政情況上來看，城鎮化任務繼續秉持「人地錢」掛鉤的政策導向，並且由於養老金採用現收現付方式以及流動人口的年輕化，人口流出地區財政將愈發吃緊。
近期國家發改委印發《2019年新型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以下簡稱《19年重點任務》），旨在繼續加大戶籍制度改革力度，引起市場廣泛關注。戶籍限制的放鬆使得人口流動更加順暢，而這將如何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和城市格局？本報告對此展開分析。
1.1 勞動供給僅存引擎，擴大內需重要抓手
人口紅利漸消失，勞動供給遇瓶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充裕的勞動力基礎之上，而勞動力的供給主要來自兩大引擎：一是人口出生潮帶來的人口紅利；二是城鎮化背景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轉移。目前從數量上看，我國人口紅利已經逐漸消退，這令我國勞動供給遭遇瓶頸，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受制。13年我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見頂，17年已降至10億人以下，同比增速下跌超過0.4%。
城鎮化尚有空間，十年內迎來拐點。在人口紅利引擎熄火的背景之下，值得慶幸的是，城鎮化進程還未結束。根據國際經驗來看，在城鎮化率超過70%左右時，才會從快速發展階段進入成熟階段，城鎮化進程將顯著放緩，18年我國城鎮化率水平接近60%，按照目前城鎮化的推進速度，我們預計十年內將迎來70%的城鎮化拐點。因此，我國城鎮化的發展尚有空間，但也離拐點不遠。
值得注意的是，其它已開發國家在與我國城鎮化率相當的發展時期，其人口年齡結構還比較年輕。如日本在1955-1960年間城鎮化率水平在60%左右，與我國相當，而在此期間其65歲以上人口比重僅有5.5%左右，還不及我國18年水平的一半。這意味著，一方面，不能以已開發國家在相似城鎮化水平以及之後時期所實現的快速發展，來簡單類比我國今後的經濟增長速度，由於老齡化程度的加深，我國長期經濟增速中樞下移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這也決定了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更為倚重城鎮化的推進來補充勞動力缺口。
城鎮化不僅增加勞動供給，還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城鎮化的作用遠不止於增加勞動供給，在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背景之下，城鎮化還是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我國經濟有效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就是源於農業人口過多，17年農業部門以27%的從業人員占比僅創造了不足8%的GDP，這不僅造成勞動力資源的浪費，也決定了農業部門的低回報，其平均工資水平不足第二產業的三分之二、第三產業的二分之一。而城鎮化的推進將使得勞動要素流動更加通暢，就業人員結構與產業結構進一步趨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進而促進有效需求的增加。
1.2 戶籍限制有所放鬆，勞動要素流動鬆綁
「不完全」的城鎮化，戶籍制度阻礙發展。其實，我國城鎮化率的統計存在著兩種口徑，我們通常所指接近60%的城鎮化率水平是以常住人口作為統計基礎，由於我國戶籍制度的存在，若以戶籍人口來衡量，18年我國城鎮化率水平僅有43.37%，這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差距高達16個百分點。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之間的「裂隙」反映出我國的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不完全」的城鎮化，部分城鎮常住人口並未充分受益於城鎮崛起。戶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經濟和城市發展，勞動要素在產業部門間的配置失衡也與此有關。
戶籍限制有所放鬆，勞動要素流動鬆綁。那麼，在城鎮化對於經濟發展越發重要的當下，放鬆戶籍制度的限制，給勞動要素的流動進一步鬆綁，幫助城鎮化引擎「加速」，就自然地成為了政策選擇。自14年《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及《推進戶籍制度改革意見》頒布以來，推進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就一直是城鎮化和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工作，近年來落戶限制全面取消的城市範圍不斷擴大，超大特大城市的落戶條件也有一定的放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發改委在18年10月曾就16年發布的《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落實情況展開督察。而其在《19年重點任務》中進一步明確，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戶限制，Ⅰ型大城市也將全面放開放寬落戶條件，並且全面取消重點群體落戶限制。
2. 人口流動大潮，廣深與強二線共舞
戶籍限制放鬆使得人口流動更加順暢，而在人口總量增長放緩的背景之下，人口流向何處或許決定著區域乃至城市的經濟前景和發展軌跡。那麼，大城市落戶限制的放寬乃至取消，是否一定意味著人口的持續湧入？中小城市在人口競爭中又是否毫無機會呢？
2.1 吸粉的粵浙vs沒落的內陸小城
事實上，隨著城鄉戶口登記制度統一、落戶限制的逐步放鬆，近幾年的人口流動態勢就已是「用腳投票」的結果，大城市戶籍限制的放寬，並非對現有趨勢的逆轉，而是對其進一步地確認和強化。
那麼，人口在向何處去？本文從兩個維度進行考察：一是人口的凈流入率（1-戶籍人口/常住人口），該指標越高，意味著吸引的外來人口存量規模越大，而由於戶籍限制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常住人口向戶籍人口的轉化不暢，那麼隨著這一限制的放鬆，這些城市的吸引力將會增強；二是常住人口增速，由於人口的自然增長速度相對穩定，常住人口增速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外來人口的流入速度，對應著其增量部分。我們認為，通常來說，人口凈流入率較高、常住人口增速較快的區域，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較強，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處於有利地位。
沿海城市群流入居首，粵港澳更具人氣。發改委在《19年重點任務》中提到深入推進城市群建設以帶動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首先，從常住人口規模排在前六位的城市群來看，東部沿海地區城市群仍是吸引人口流入的主力，其中以粵港澳大灣區最具人氣，其常住人口年均復合增速達2.3%（未包含香港和澳門），遠高於其它城市群，且其人口凈流入率也以44%居首，而像長江中游、成渝及中原等中部和西部城市群，還處於人口凈流出的狀態。
粵港澳流動人口有年齡優勢，但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是其短板。粵港澳地區作為流動人口的青睞之地，在吸引年輕人方面更具優勢。根據17年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珠三角地區流動人口平均年齡僅33.2歲，而80後占比超過70%，在五大城市群中最為年輕。但在吸引高學歷人才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其流動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占比僅為16.4%，甚至不及長江中游城市群的水平，而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則對高學歷人才的吸引力較強。綜合來看，長三角城市群在流動人口年齡結構及受教育程度上比較平衡。
粵浙拔得頭籌，京滬囿於戶籍，東北面臨流失。其次，從分省情況來看，廣東和浙江兩省對於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位居前列，不論是從常住人口增速上，還是在人口凈流入率上，兩省均遠高於中位數水平。而像北京、上海和天津，雖然人口凈流入率較高，但近年來常住人口的增長並不快，這主要是由於戶籍限制的存在，使得其對外來流動人口的吸引力逐漸減弱。此外，東北地區的人口流失現象也很突出，其在人口凈流入率不高的水平下，常住人口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負增長。
人們在向何處去？廣深與強二線共舞。最後，從城市層面來看，深圳在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上獨樹一幟，其人口凈流入率達到65%，遠高於大城市11%的中位數水平，15-18年間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速也超過4%，廣州的表現同樣突出，而反觀北京和上海，由於戶籍限制依然較強，常住人口的增長速度明顯偏低，北京甚至出現常住人口的負增長。此外，像杭州、成都和長沙等強二線城市對人口的吸引力也較強。
誰是收縮型城市？中西部與東北的非中心城市。發改委《19年重點任務》中首次提到了「收縮型中小城市」，指出這些城市要轉變增量規劃思維，瘦身強體。那麼，哪些屬於收縮型城市？從我們對人口流動的態勢觀察來看，東北除省會和計劃單列市外的不少城市，以及中西部的部分非中心城市，可能正面臨著人口收縮的困境，比如四川的內江、資陽，河南的周口、湖北的荊州等，這些城市不僅人口已經凈流出，而且近年來的人口增速保持負增長。
2.2 人口因何匯聚？創新產業是第一動力
人口因何匯聚？創新產業是第一動力。誠然，人口流動的背後有著多樣化的驅動因素，比如教育、醫療資源和交通便利性等，但歸根結底，產業發展是最重要的原因，而其中創新產業又是匯聚人口的第一動力。在經濟轉型的背景之下，各省市人口的凈流入率和投資率之間的關係較弱，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負相關，而人口凈流入率和研發投入強度之間卻有比較明顯的正相關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深圳，其在教育和醫療資源上並不占優，但對人口的吸引力冠絕全國，其根源就在於創新能力較強，誕生了一批如騰訊、華為等新經濟的龍頭公司，而像東北等傳統產業大省卻面臨嚴重的人口流出。
美國城市發展：西海岸的崛起vs鐵鏽地帶的失落。美國的城市發展經驗也證實了，人口最終會拋棄傳統行業，而向創新產業聚集地集中。如美國傳統產業聚集地五大湖地區，由於經濟轉型帶來的重工業衰敗，目前以「鐵鏽地區」而著稱，人口也呈現出持續流出的態勢，自1970年至2010年間像芝加哥、匹茲堡和底特律等代表型城市，年復合人口增速跌幅均超過0.5%。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以高科技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西海岸地區則迎來人口湧入，作為矽谷大本營的聖何塞在1970年到2010年間人口年復合增長率達1.8%，聖地亞哥在這一時期的人口年復合增速也超過1.5%，而美國在同時期的人口年復合增速也不過1%左右。
3. 地產銷售靠龍頭，基建發力具亮點
城鎮化推進與戶籍限制的放鬆，又會對經濟產生怎樣的影響呢？
三四線棚改潮退，人口有流出壓力。首先，從投資端來看，房地產情況是人們最為關心的話題，棚改貨幣化安置曾經給三四線城市帶來了地產銷售的高峰，也使得地產投資韌性十足。但根據財政部數據，19年全國各地區棚改較18年大幅減少約300萬套。而從人口流動情況來看，三四線城市處於事實上的人口凈流出狀態，15-17年間三四線城市常住人口年復合增速僅0.4%，不僅不及一二線城市的三分之一，也低於全國人口平均0.56%的增速水平。
地產銷售整體承壓，關注人口流入城市。棚改退潮下，地產銷售的走勢更多地反映出了人口流動的變化，此前三四線城市地產銷售高增的現象開始出現逆轉，一二線城市銷售開始回暖並逐漸走高，與三四線城市之間的差距拉大。而由於三四線城市地產銷售面積約占全國的70%，其走勢的回落將使得全國地產銷售整體承壓，而這終將傳導至投資端，使得房地產投資存在回調的壓力。在排除政策干擾的條件下，長期來看，地產需求應更多地集中於人口流入城市。
政策突出基建投資，交運、污水整治頗具亮點。相對於地產投資而言，發改委在《19年重點任務》中對於基礎設施建設更為重視，同18年城鎮化建設重點任務相比，19年文件幾乎在每一主要任務下均增設了基礎設施建設這一細項，如「城市群建設」下特別增設「強化交通運輸網絡支撐」，在「提高城市發展質量」下特別增設「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結合文件內容來看，交通運輸領域將是城鎮化下基建投資的重點，其內容涵蓋了從跨地區的運輸骨幹網絡、城市群間的軌道交通及高速公路、城市中的公交專用道等各個方面。此外，與城市黑臭水體整治行動一脈相承的污水整治也是19年城鎮化基建任務的重點之一。
收入收斂促進消費，增長空間值得期待。其次，從消費端來看，城鎮化的推進對於其促進作用不言而喻。目前城鎮居民同農村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雖有縮窄，但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城市居民收入的比重變化不大，隨著戶籍限制的放鬆，就業人員結構向產業結構調整更為通暢，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有望進一步收斂，而以億為單位計的人口數量所帶來的有效需求，將為消費增長提供廣闊空間。
城市人口流出，財政愈發吃緊。最後，從財政情況上來看，一方面，城鎮化任務繼續秉持「人地錢」掛鉤的政策導向，在安排中央和省級財政轉移支付時更多考慮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這將不利於人口流出城市財政轉移支付資金的獲得；另一方面，由於養老金等社會保險採用現收現付方式，以及流動人口的年輕化特點，令人口流出地區社會保險資金面臨支付壓力，或需要地方財政「補血」，進一步加劇流出地區的財政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