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 1988 年擔任美國版 VOGUE 雜誌主編以來，安娜·溫圖爾（Anna Wintour）有多次被傳要離職。
早在 1990 年代，時不時就會傳出 ELLE、Harper’s BAZAAR、名利場、紐約客等雜誌的主編要代替她，就連她身邊的同事中也有不少野心家，比如 VOGUE 當時的資深編輯凱特·貝茨（Kate Betts）。
凱特後來加入了 Harper’s BAZAAR 雜誌，但當時兩人明里暗裡的較量不亞於宮斗，凱特離開後還向《紐約時報》抱怨，說安娜都沒送過她一件小禮物，安娜則在雜誌卷首語中大讚凱特，並祝她好運。
Anna Wintour
2008 年，金融危機席捲全球，時尚行業舉步維艱，歐美時尚雜誌因為缺少時尚品牌投放廣告，死掉了一大片。就在那個節骨眼，八卦消息傳出安娜的主編職位將被人替代。
當時的消息有板有眼，給出的候選人是時任法國版 VOGUE 主編卡琳·洛菲德（Carine Roitfeld）。不過很快就有人做出澄清，當時法國版 VOGUE 發行量才 10 多萬，美國版 VOGUE 發行量 120 萬，即便要換主編 ，也輪不到卡琳。後來 VOGUE 所屬的美國康泰納仕公司在《紐約時報》刊登了兩個整版廣告力挺安娜，事態才算平息。為了避免尷尬，卡琳也作出了回應，稱自己玩不轉商業。
到了 2010 年底，卡琳宣布離開效力十年的法國版 VOGUE，又傳去她將替代安娜的消息，還多了一個候選人——時任俄羅斯版 VOGUE 主編阿麗娜·多萊斯卡亞（Aliona Doletskaya）。
阿麗娜在那年辭去了效力 12 年俄羅版 VOGUE 主編職務，傳言她要接替安娜擔任美國版 VOGUE 主編，或者接替卡琳擔任法國版 VOGUE 主編，不過她最終得到超模納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當時的俄羅斯土豪男友 Vladislav Doronin 支持，創辦了俄羅斯版 Interview 雜誌，並擔任主編至今。
卡琳則在一年多後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時尚雜誌 CR Fashion Book，並加入 VOGUE 的死對頭美版 Harper’s BAZAAR 雜誌擔任時裝總監，後來該職位變為全球時裝總監。
2018 年，關於安娜離開 VOGUE 的消息再次傳開，消息人士稱安娜將於 7 月女兒 Bee Shaffer 完婚後正式退休，而她的繼任者很有可能是英國版 VOGUE 主編愛德華·恩尼福（Edward Enninful）。但是，這次傳言至今沒有變成事實，甚至她最近還被委以重任，出任康泰納仕全球內容顧問和國際版 VOGUE 主編。
以上幾次安娜被傳離開 VOGUE，最終都不過是八卦媒體的捕風捉影，她作為時尚界鼎鼎大名的女魔頭，顯然不會那麼輕易就能被人取代。
01：專業作風
2008 年，坊間盛傳卡琳要替代安娜時，《名利場》雜誌當時的時裝與造型總監麥可·羅伯茨（Michael Roberts）站出來表態，說他們 1940 年代出生的那代編輯，有後輩們難以達到的知識深度，卡琳慣用的性感雖然很誘人，但並不會讓人感到驚訝，安娜卻能始終製造讓人出其不意的內容和話題。
此話不假，安娜擔任美國版 VOGUE 主編的第一期——1988 年 11 月刊，就像是在時尚界投下的一枚炸彈。
美國版 VOGUE 雜誌 1988 年 11 月刊封面
那期封面人物是時年 19 歲的以色列模特 Michaela Bercu，她站在街頭，穿著價值 1 萬美元的 Christian Lacroix 高定外套，搭配一條 50 美元的 Guess 牛仔褲。
高級定製時裝混搭平價衣服，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以至於印刷工廠以為圖稿有誤，還特意打電話到雜誌社反覆確認。
安娜的第一張 VOGUE 九月刊封面，給了黑人超模納奧米·坎貝爾（Naomi Campbell）。
美國版 VOGUE 雜誌 1989 年 9 月刊封面
近幾年美國版 VOGUE 讓人出其不意的封面也不少，比如侃爺夫婦合體的 2014 年 4 月刊封面，抓住火熱的網絡名人話題大做文章。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14 年 4 月刊封面
2017 年 3 月刊封面，不同種族、不同形體的模特合體，慶祝時尚界的多樣化風潮。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17 年 3 月刊封面
要深究安娜為何有如此作風，或許與她之前的成長和就業經歷有關。
1949 年，安娜出生在英國倫敦，她父親查爾斯·溫圖爾（Charles Wintour）是《倫敦標準晚報》(London Evening Standard）的主編。「我認為我父親真正決定了我應該在時尚界工作，」她在紀錄片《九月刊》中回憶。
15 歲時，她被父親安排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 Biba 精品店打工。第二年，她離開北倫敦學院，參加哈羅德百貨公司的培訓，並在父母的指導下，在家附近的一所學校上時裝課。
1970 年，英國版 Harper’s BAZAAR 和 Queen 雜誌合併成為 Harper's & Queen 時，安娜被聘為首批編輯助理之一，開始了自己的時尚新聞事業。但在 1974 年，眼見到手的時裝編輯職位被空降的 Min Hogg 拿到手，而且兩人在工作中有很多分歧，安娜憤然離職，前往紐約發展。
1975 年，安娜加入美國版 Harper’s BAZAAR 雜誌擔任初級時裝編輯，但是她的行事風格太過創新大膽，以至於 9 個月後被主編開除。幾個月後，她終於在美國成人雜誌 Viva 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個時裝編輯職位，也是她第一份擁有私人助理的工作，從此她的嚴苛作風開始在江湖流傳。
Viva 雜誌在 1978 年停刊之後，安娜休息了兩年，巴黎紐約兩地跑，專心和法國唱片製作人 Michel Esteban 談戀愛。1980 年，她加入一本名叫 Savvy 的女性雜誌擔任時裝編輯，一年之後，跳槽到 New York 雜誌擔任時裝編輯，那段工作經歷讓她了解到名人封面對雜誌銷量的重要性。
1983 年，受到時任美國康泰納仕編輯總監、美國版 VOGUE 出版人 Alex Liberman 的邀請，安娜加入美國版 VOGUE 擔任首位創意總監，一個權限不明、職能不清的職位。兩年之後，安娜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個主編職位，接管 Beatrix Miller 退休空出來的英國版 VOGUE 主編權杖，從此開始以自己為核心，嚴格控制每一位編輯和每一頁內容的時尚出版事業。
又過了兩年，安娜在 1987 年臨危受命回到紐約接管 House & Garden，當時那本雜誌的發行量遠低於競爭對手 AD，安娜加大時尚知識和名人的報道，雖然贏得了行業內的認可，但卻加劇了雜誌的問題。後來雜誌改版，名稱縮減為 HG 時，很多長期訂戶以為是一本新雜誌而沒興趣翻閱，隨後大量訂戶取消訂閱，廣告客戶也紛紛撤出，該雜誌在 1993 年停刊。（英國版 House & Garden 一直在出版）
不過，安娜接管 House & Garden 雜誌的時間不長，短短十個月之後，她的人生開始了新的起點。
1988 年，擔任美國版 VOGUE 主編 17 年的格雷絲·米拉貝拉（Grace Mirabella）離職，創辦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時尚雜誌 Mirabella（這本雜誌在 2000 年停刊）。空出來的主編職位，成為安娜的囊中之物，請她做主編，康泰納仕主要是看中了她的大膽改革能力。
當時被 Grace 掌管了 17 年之久的 VOGUE，發行量始終徘徊在 120 萬左右，而 1985 年創辦的美國版 ELLE 只用了三年時間，發行量就突破了 85 萬，VOGUE 急需改變。
上任之後，安娜對 VOGUE 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加大名人和明星的獨家報道，重用攝影師彼得·林德伯格（Peter Lindbergh）和史蒂文·梅塞爾（Steven Meisel），繼續保持和歐文·佩恩（Irving Penn）、赫爾穆特·牛頓（Helmut Newton）等攝影大師合作。她不追求將內容分解成各種清單和貼士，儘管那種通俗易懂的內容形式很符合當時的讀者口味和消費需求。
然而，堅持也有動搖的時候，到了 2008 年，因為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普通讀者對 VOGUE 的名人故事失去了興趣，他們更喜歡當時 ELLE 和 BAZAAR 短平快的瑣事風格。更要命的是，當時美國版 VOGUE 廣告頁面下降了 9.6％，而同期美國時尚雜誌平均廣告頁面下降幅度是 8％。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08 年 9 月刊封面
VOGUE 迅速做出改變，派記者去沃爾瑪發現當季時尚魅力，拍攝時尚大片讓模特帶著小孩與超人共度周末，很顯然，如此改變吃力不討好，就像一個精英人士跑去菜市場想和普通百姓做朋友一樣，場面一度十分尷尬。好在安娜很快調整心態，找回了迷失的方向。
社會巨變時期，快速做出改變容易，方法正確卻不簡單，那需要在過往經驗和未來洞見之間尋找平衡。
早年，安娜分享過製造 VOGUE 的三大黃金法則：胸懷大志、玩得開心、保持影響。其中說到的玩得開心，就是指如何製作一些讓人驚喜的內容，不過這種事可遇不可求，尤其碰到像金融危機那樣的社會氛圍巨變時期。
至於她說到的另外兩點，也不難理解。胸懷大志，是指不要束手束腳，既然身在 VOGUE 如此好的平台，就要大展拳腳。保持影響，主要是她對年輕設計師的重視，給他們提供金錢、建議、鼓勵和工作機會，還通過 CFDA/VOGUE 時尚基金會為新興人才提供指導和幫助。
自 2003 年開始，安娜率領 CFDA/VOGUE 時尚基金會，提拔了包括 Alexander Wang、Derek Lam、Prabal Gurung、Proenza Schouler 等一眾美國本土設計師新人。2004 年創立品牌的美國設計師 Tory Burch 也曾表示從安娜那裡得到了非常寶貴的指導建議。
Marc Jacobs 就曾告訴《華爾街日報》，承認自己無法抗拒安娜的要求，「如果 VOGUE 某個人打電話給我，我都懶得拒絕，因為拒絕之後，下一個電話就是安娜打來的。」
正因為樹立了專業、權威、務實的行事風格，安娜才坐穩了主編的位子，同時也備受時尚品牌的青睞，網絡和社交媒體出現之前，雙方關係親如一家人，簡直就是命運共同體。
02：與名人合體
時尚雜誌和時尚品牌能結盟為命運共同體，主要拜明星所賜。
1990 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開啟全球霸權模式，電視、報刊等大眾媒體興盛，造就了無數大小明星。恰好大眾都喜歡看明星的八卦緋聞，導致時尚雜誌封面上一臉冷漠的模特不再受歡迎。
安娜看到了市場機會，將當時正當紅的 Renée Zellweger、Gwyneth Paltrow 等女星送上 VOGUE 封面，滿足了讀者的口味。
美國版 VOGUE 雜誌 1996 年 8 月刊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1998 年 9 月刊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1999 年 9 月刊封面
從那時起，時尚雜誌開始僱傭名人編輯，他們的工作就是和好萊塢保持溝通和談判，然後寫出各種名人時尚新聞，與名人封面同期發表。相比各路八卦雜誌，時尚雜誌上的名人故事更受歡迎，愛情故事、離婚始末、育兒經歷、個人奮鬥等等，經過明星本人親述和編輯記者加工之後，更具話題性和新聞性。
那段時間，好萊塢和 VOGUE 之間迅速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友好關係，明星需要雜誌幫忙宣傳電影，雜誌需要明星提高銷量，恰好時尚品牌也需要推廣，於是一張 VOGUE 封面出街，對三方都是皆大歡喜。
登上 VOGUE 封面的明星，接下來會擁有比其他明星更好的資源，比如下一步電影主角、品牌代言合約等等，相當於一張 VOGUE 封面給明星提供了一張長期飯票。尤其在好電影好遇不可求的時候，演一部電影紅了之後，明星可能就徹底消失匿跡。如何抓住短暫的事業顛覆期，獲得更多的商業回報，就成了明星們的合理選擇。
在那樣的境況之下，掌握明星生殺大權的美國版 VOGUE 主編安娜·溫圖爾和好萊塢大佬哈維·溫斯坦，組成了堅不可摧的雙 W（Wintour-Weinstein）利益聯盟。
哈維·溫斯坦（左）與安娜·溫圖爾
當哈維的性騷擾醜聞在 2017 年 10 月曝光之後，各種陰謀論出現，討論最多的話題，是早些年哈維出品電影的女主角，是否為了得到角色和登上 VOGUE 封面，做過一些違背良心的事，或者對一些不光彩的事情保持了沉默。
安娜在第一時間就做出了聲明，表示自己並不知情。在 2018 年的 Met Gala 紅毯上，她安排知名影星斯嘉麗·詹森（Scarlett Johansson）身穿哈維前妻喬治娜·查普曼（Georgina Chapman）設計的禮服。
安娜還在當年 VOGUE 六月刊的卷首語描述了自己和喬治娜的長期友誼，宣稱喬治娜在前夫的性騷擾醜聞中是無辜的。雜誌還用整整 6 頁專題將喬治娜塑造成講究女性傳統美德和屈服於婚姻的奇蹟。
VOGUE 報道喬治娜的版面
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來看，喬治娜當然是哈維性騷擾醜聞的受害者，但是安娜和喬治娜作為哈維最親近的人，卻聲稱對哈維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甚至還想從中獲利，這讓很多人無力接受，更加重了她倆就是同謀的懷疑。
懷疑並非空穴來風，早在 1995 年 9 月，安娜接受知名主持人查理·羅斯（Charlie Rose）的電視採訪，話題圍繞當年 VOGUE 九月刊展開，聊到秋季時尚趨勢時，主持人問安娜是否有設計師推薦，安娜說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的新一季作品非常美妙，然後兩人聊到了當時深陷醜聞風波的 CK 兒童廣告。
因為 CK 兒童廣告太過暴露，當時引起了無數人不滿，甚至驚動了美國司法部調查廣告是否違反了兒童色情法。當然了，最終的調查結果是廣告並沒有違法。
作為營銷傳播高手，安娜顯然明白 CK 廣告打了擦邊球，她才敢在嚴肅的電視節目裡談醜聞，並且力挺設計師。她說 CK 廣告沒有任何攻擊性，時尚存在挑釁很正常，她還譴責美國公眾過於保守，並對 CK 越來越有名卻要背負更多的罵名表示遺憾。
有人將安娜力挺卡爾文·克萊恩、喬治娜·查普曼，與她力挺因反猶言論被 Dior 掃地出門的英國設計師約翰·加利亞諾（John Galliano）復出放在一起比較，其實有點混淆視聽。
因為喬治娜和安娜當年在哈維的名人圈裡得到過不少好處，而 CK 當年是 VOGUE 最大的廣告客戶之一，安娜力挺他倆，其實是在捍衛自己的利益。而她力挺加利亞諾，更多是出於惜才的考慮。
如果非要理解安娜的選擇和選擇方式，或許可以把她看作是一個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所有的選擇都是最利於自己的選擇，以她的身份和地位來說，就是最政治正確的選擇。
03：與政治結盟
能夠常年做出政治正確的選擇，源於安娜深諳政治套路，原法國版 VOGUE 雜誌主編卡琳·洛菲德（Carine Roitfeld）早年就說過安娜是一名政客。
安娜周圍從不缺政治人物，約翰·克里、歐巴馬、希拉蕊·柯林頓參選美國總統期間，她都有幫忙籌款。她從未間斷的政治興趣，很容易讓她誤會她在攀附權貴，是不是想步入政途。
2008 年，安娜為歐巴馬競選活動籌集了 20 萬美元，還分別與設計師卡爾文·克萊恩（Calvin Klein）和影星莎拉·傑茜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合作舉辦了兩次籌款活動。2010 年，歐巴馬參加安娜的家宴，吸引了唐娜·卡倫（Donna Karan）等時尚界知名人士參加，參與費用是每人 30400 美元。
到了 2012 年，歐巴馬第二次競選總統時，安娜再次積極參與。她先與哈維·溫斯坦合作，在哈維家中舉辦籌款活動，參加費用是每人 35800 美元。隨後與莎拉·傑茜卡·帕克合作，在莎拉位於紐約西村的別墅里舉辦晚宴，參與人數 50 人，每人收取 4 萬美元。
安娜還通過自己執掌的 VOGUE 為政治明星造勢。早在 2006 年，歐巴馬就登上了 VOGUE 男士版封面，並在 2008 年大選期間再次登上該雜誌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男士版 2006 年 9 月刊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男士版 2008 年 9 月刊封面
米歇爾·歐巴馬也曾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三次登上 VOGUE 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09 年 3 月刊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13 年 4 月刊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16 年 12 月刊封面
後來，安娜和莎拉被歐巴馬任命為總統藝術人文委員會委員，安娜還參加過兩次白宮國宴。
等到希拉蕊·柯林頓參選美國總統時，安娜再次如法炮製，甚至康泰納仕旗下所有刊物都發表文章力挺希拉蕊。
當安娜過於熱情和白宮幾總統、總統候選人搞好關係時，江湖傳聞她想得到某個政府職位，被美國派去倫敦或者巴黎擔任大使，而這恰好成為川普時不時要在推特上懟她的把柄。
根據安娜身邊朋友匿名爆料，安娜只是對政治本身感興趣，而對做政治人物並不感興趣，況且她手上很多權利，都是基於她所在的職位和公司，而不是他本人。
如果她真想步入政途，現在應該討好川普才對。從 1980 年代中期開始，川普就是 Met Gala 的常客，他還在 2004 年的 Met Gala 現場向梅拉尼婭（Melania）求了婚。
川普夫婦亮相 2004 年 Met Gala 紅毯
婚禮前，VOGUE 特約編輯 André Leon Talley 陪梅拉尼婭去巴黎買了婚紗，最終選中了價值 23 萬美元、由英國設計師約翰·加利亞諾設計的 Dior 無肩帶婚紗。
André 和安娜出席了兩人的婚禮，梅拉尼婭還身穿 Dior 婚紗禮服登上了 VOGUE 封面。
美國版 VOGUE 雜誌 2005 年 2 月刊封面
按照傳統，川普上台之後，作為第一夫人的梅拉尼婭很有機會登上 VOGUE 封面，但是川普在競選期間就和安娜結下的梁子，顯然一時半會難以修復。
1998 年，希拉蕊以第一夫人身份登上 VOGUE 封面
2017 年 10 月，安娜受邀參加詹姆斯·柯登（James Corden）主持的《深深夜秀》，在真心話大冒險環節，當被問到不會再邀請誰參加 Met Gala 時，她眼睛都不眨一下，說出了「川普」的名字。
安娜為何要拉黑川普，或許是源於她對是非黑白的判斷，或許是川普從競選到上台說出的各種奇葩施政策激怒了她，甚至可以理解為川普和她所代表的兩個階層（平民和精英）之間長期不可調和的矛盾。
04：與時俱進
安娜曾被問到如何看待印刷品的未來，她說：「應該讓印刷出版物更加奢華、更加特別，將它們與其他東西區分開，可能會採用不同的形式，但是必須讓讀者看到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照片和故事。」
這就不難理解安娜為何要通過 Met Gala 構建一個巨大的名利場，將各種稀缺性的資源壟斷在自己手裡。
安娜在 1995 年接棒 Met Gala，然後在 96 年和 98 年缺席，99 年開始一直主持大局到現在。每一年，從請誰做嘉賓，到嘉賓入場順序如何安排，再嘉賓入場後坐在哪裡……她都會事無巨細地把控每一個細節。
但是她棋差一招，社交媒體興起之後，人手一部功能差不多的智慧型手機，名人和大眾的距離只是隔著兩個手機螢幕，時尚行業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
而且從歷史進程看，時尚讓女性走出了廚房，進入職場，擁有了職業發展的良機。眼下的社交媒體時代，讓無數網紅自力更生的美妝和街拍，都是時尚衍生出來的新工種。當時尚無處不在時，時尚雜誌的存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
2017 年初開始，安娜所在美國康泰納仕公司對外宣布進行為期 18 個月的內部重組。首先是進行裁員，VOGUE、GQ、名利場等刊物的重要職位都有涉及。
康泰納仕的改革由來已久，2013 年安娜被任命為公司的藝術總監時，就和公司時任執行長 Bob Sauerberg 開始進行一系列的變革。從關停 Details、SELF、Lucky 等雜誌，到 Conde Nast Traveler、AD 等雜誌進行時尚化改版，再到賣掉 Style.com、全面布局社交媒體，她都有積極參與。
Conde Nast Traveler 雜誌封面
2018 年初，康泰納仕宣布推出 Next Gen 平台，基於旗下各個媒體品牌最受關注的時尚、風格和美容內容，極大化地擴展廣告客戶的影響力。搭建了一些新興的網絡媒體品牌，比如針對 LGBTQ+ 性少數群體的 them、社交視頻平台 Iris。3 月份還任命了首位首席數據官。
其實可以看到，安娜參與的改革，都是基於她和所在公司的資源進行的重新調配和優化，她就像是一個製片人，將好萊塢精英、華盛頓權貴、紐約名流、英國皇室、大西洋兩岸的時尚設計師組織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名利場，再將他們的故事和照片分發到公司旗下各本雜誌的印刷頁面和社交媒體帳號。
2018 年 2 月，安娜和英國伊莉莎白女王同場看秀
不過，安娜的改革遭到過不少質疑，因為時尚人士都在手機上刷存在感時，安娜卻沒有自己的 Instagram 帳號，也很少在網上現身，由她指導和參與改革決策，難免會讓人懷疑是不是有誤判。
實際上，早在 2013 年 8 月，美國版 VOGUE 就發出了安娜在 Instagram 亮相的首張照片，照片中她受捧當年的 VOGUE 九月刊。
作為一個在時尚傳媒界打拚多年的老司機，擁有海量人脈，以及深不可測的營銷功力，她隨時都可以玩轉社交媒體，之所以沒玩，她本人表示，希望更多人關注 VOGUE，而不是她本人，工作之外，沒有多少私照給人看。
05：理性作風
2009 年，電影《穿普拉達的女魔頭》（The Devil Wears Prada）引發了廣泛討論，該電影由安娜的前私人助理勞倫·魏絲伯格（Lauren Weisberger）以安娜為原型創作的小說改編而來，片中由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飾演的主編米蘭達·普瑞斯特（Miranda Priestly）非常冷酷無情，被指就是現實中安娜的作風。
《穿普拉達的女魔頭》電影海報
對於影片引發的爭議，安娜表示自己從來都是對事不對人，所以才會讓人覺得她冷酷無情。「我喜歡說實話，在個人職業生涯中，我覺得最難對付的事情，就是遇到那些不會告訴你他們在想什麼的人。」
冷酷無情還有很多罪證，比如她為了某種理想化的封面，對女明星的照相進行嚴重失真的後期處理。
比實際要瘦一圈的 Adele
臉部嚴重失真的 Kate Winslet
臉部失真的 Nicole Kidman
很像假人的 Gwyneth Paltrow
再比如她常年戴著墨鏡，雖然她說是不想讓人通過自己的表情，來猜測她對某個設計師，或是某場秀的看法，其實是不想有人搬弄是非。
參加《深深夜秀》時，安娜被主持人要求給 Tom Ford、Marc Jacobs、Ralph Lauren 三位美國設計師排名次，她拒絕了。
涉及到個人問題，安娜倒是沒有半點顧忌。比如被問到她曾和 Bob Marley 約會的傳聞時，她大方承認那是假消息，「如果你遇到她， 你會和他上床嗎？」「絕對。」
公眾的確給安娜加了無數層濾鏡，她在 2005 年參加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舉辦的時尚講座時，有現場觀眾問到如何才能像她那樣強大，她回答說：「儘管我在餐廳總能得到最好的位子，但我不認為自己很強大。」
安娜給公眾呈現的無情和強大印象，在美國版 VOGUE 表現得淋漓盡致，簡單來說，就是一種理性的精英主義作風。
VOGUE 沒有教讀者如何購買昂貴的衣服，每季必須擁有什麼單品，而是通過名人故事宣講女性的自我實現，通過時尚大片塑造讀者的審美和品味，而不是像她的大多數同行，一切都聽從於民主。
然而，隨著社交媒體在近些年全面興起，一切都民主化了，安娜也不得不做出改變，一邊改革，一邊裁員，一邊緊盯著網絡流量目標。她在 2016 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想讓事情永遠保持不變的人不在現實世界中，這就像完美，不存在。」
撰文：PiPiJuiCe（空白雜誌出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