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來的中國工業文化，從「自卑」，走向「自強」「自信」的道路。中國工業從晚清、民國的「引進」與「依附」，到新中國成立之後的「趕超」與「奮進」，再到新時期的「引領」與「自信」，完成了一個具大的飛越。
中國之所以在對外戰爭中接連失敗，關鍵是堅船利炮不如西方，於是開始全力創辦軍事工業，諸如上海、金陵、天津等製造局，以及四川、廣東、湖南、山西等省機器局，皆應時而建。後來，洋務派官員越來越認識到，軍事工業必須由能源與原材料工業支撐，而且辦軍事需要財政支持，增加財政就必須大辦民用工業，遂創辦了上海機器織布局、蘭州織呢局、湖北織布局等輕紡企業，津滬電報局、輪船招商局、開平鐵路公司（後改為中國鐵路公司）等交通通訊企業，以及開平煤礦、嶧縣煤礦、鶴峰銅礦、漠河金礦等礦務公司。
大辦工業是晚清「自強」運動的實踐成果，並且受輿論界的持續關注，以晚清第一大報《申報》為例，從1872年創刊開始，就一直在為新式工商業的創建而大力呼籲，發表了大量的社評，產生了相當廣泛的社會影響。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如鄭觀應、陳熾、薛福成、郭嵩燾、何啟、胡禮垣等也均有大量關於創興中國工商實業的論述。
晚清的工業興國戰略在清政府經歷甲午戰爭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之後受到進一步的激發，「通商惠工」漸成晚清國策，創辦新型實業受到朝廷的鼓勵。於是在晚清政府一系列有利政策的影響下，國內出現了一個「振興實業」的熱潮，民辦工業開始大量湧現，除了張謇的大生紗廠、周學熙等人的啟新洋灰廠等，青島、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地的民辦工業企業也均有一定程度的發展，中國工業基礎初步奠立，到20世紀初，甚至有人提出「中國宜求為工業國」（《論中國宜求為工業國》，《申報》1906年8月3日，第2版）。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國體與政體發生根本變革，但重工興商之策更進一步。北洋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獎勵實業的政策法規，為工商業者提供新的便利。加上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內市場空間加大，特別是麵粉、輕紡和化工類企業發展勢頭強勁，榮氏兄弟、劉鴻生、范旭東等近代中國著名實業財團均成立於這一時期。
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名義上統一了全國，與江浙財團互為表里，擴大國家財政實力，並通過關稅自主、裁撤厘金、廢兩改元、推行法幣等措施，創造了一些有利於民族工商業發展的社會條件。但國民黨以「已開發國家資本」為導向，大辦國營工業，在資源委員會的主導下，一系列與國防、軍工有關的企業得以創辦，石油、水泥、電力、製造等業的發展，為抗戰勝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日本侵華使中國民族工業體系遭到嚴重破壞，日本投降之後，國內戰火重起，民族工業實力再受重創，國民黨敗退台灣之前，對國內重要機器設備進行拆解、轉運，或破壞，不啻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留下了一片工業的廢墟。
新中國成立之後，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初步確立了社會主義工業體系。「一五」計劃期間蘇聯對華156項重點項目的援建，新中國工業體系和工業生產能力得到極大改善。六十年代初期，國家又通過「三線建設」，對工業布局與生產能力進行重大調整。「文革」時期，雖然社會生活和生產秩序受到一定衝擊，但工業企業的生產和建設一直未中斷，「大煉鋼鐵」「抓革命促生產」等運動，恰是重視工業生產思想的體現。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專門就「中國工業化的道路」進行具體的說明，明確要「使我國變為工業國」。1964年12月召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鄭重宣布：「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現代工業建設的路徑及其意義。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上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至此，中國近代工業強國之夢已走過百年。
改革開放後，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路徑就是使此前的「工業市場」漸變為「市場工業」。改革開放的第一陣地是農村與農業，聯產承包制的實行，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使農業生產效率有了較大提升，促進了經濟活力，也改變了社會對於工業的需求。同時，國際環境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由戰備國防逐步向常規國防過渡，工業建設的目標和任務開始向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轉移，工業提升國力的路線雖然沒有變，但衡量國力的指標卻在不斷調整，由單一的軍事與國防工業向國民經濟整體實力雄厚過渡。
在全面發展中國工業整體實力的過程中，市場主體地位不斷得以確立，市場對於資源配置的作用不斷顯現，一方面是國營工業改制，另一方面是民營工業的崛起，無論哪一個方面均對中國工業發展戰略轉移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就前者而言，從最初的廠長經理負責制，到清理三角債、企業破產併購、股份制改造等，使國營工礦企業的資產與人力資源實現重組，調整企業的產權主體，改變企業的治理結構，更新企業的營銷觀念，實現面向市場、以管理為抓手，以效率為導向，以效益為目標的新的企業文化氛圍。企業的交給企業，市場的交給市場，社會的交給社會，使企業負擔減輕，披堅執銳，攻堅克難，逐步具備向先進生產與工藝技術衝擊的能力。
就後一方面而言，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改造完成之後形成的以國營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主體的工業生產格局在改革開放之後逐步發生改變，首先是鄉鎮企業破土而出，尤其是蘇南等地依託於上海、南京、杭州等國營工業人才密集、市場空間較大的地緣優勢，異軍突起，蔚然成風，發揮了改革開放之後鄉鎮企業發展的帶頭與示範作用。後來的一些大型工礦企業，如青島海爾、萬向集團等都是由鄉鎮企業發展而來。同時，個人創業成為可能，一些企業家開始投資辦廠，民營企業家規模不斷擴大，福耀、華為等一大批新創民營工業企業逐步成長壯大，如今已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著名企業。
他們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一方面在於踐行工業創新、工業管理、工業品質等傳統的工業文化內涵，另一方面也與適應市場，服務市場的經營策略有很大關係。就目前而言，包括大型國企在內的中國工業企業，莫不以市場為導向，由此可以說，中國工業基本完成了由「工業市場」向「市場工業」的轉變。
自從新中國重點發展現代工業，以充實社會主義的國防事業和經濟建設基礎的國家大計確立之後，工業優先成為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指導原則，隨著新中國工業體系、工廠體系的不斷完善與擴充，工業、工廠和工人在國家文化建設中的地位越來越高，工業文化漸成社會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較長一段時間之內，「工業的文化影響」主要表現在行業的政治文化，以及行業內部影響方面，也會溢出企業邊界，產生或大或小的社會影響。約略而言，工業的「文化」效應在如下幾個方面有所體現：
（一）工業的政治文化，這是由現代工業在中國的使命與擔當決定的。發展工業是夯實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基礎重要手段和關鍵途徑，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制度的重要支柱。工業發展水平是新中國國際地位的決定性因素，工業優先戰略是國家發展的重要選擇，工業躍進和工業調整、工業改革，莫不彰顯工業政治性的時代意義。工業的政治文化屬性，雖然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所變化，但並不會減弱，無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業，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都決定工業文化的政治方向。
（二）企業文化。從中國近代工業產生之後，工廠作為一個生產組織、工作空間，就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單元。新中國成立之後，工業與工人的政治地位，決定了企業內部文化的特質與發展方向。從班組到車間，在突出政治的前提下，生產管理、操作流程、質量控制等也相應成為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鞍鋼憲法」到「廠長負責制」，從國營工廠到集體企業，從民營工礦到中外合資、外資工廠，從社隊企業到鄉鎮企業，從東北老工業基地到內地三線工廠，從股份制改造到破產重組，內部管理制度與經驗不斷演進，也在影響著企業文化的發展演變。
（三）工人文化。工人是現代工業的主體之一，是各項生產與管理工作的實際操作者，由此決定關於工人的制度安排，以及由此形成的特質供給、生活面貌，以及精神氣象等，均是工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新中國成立之後，工人階級的地位發生巨大變化，居於「主人翁」地位，其政治屬性空前提升。「工人階級老大哥」、「工人階級有力量」等時代話語，充分彰顯了工人隊伍在新中國工業文化建設方面的重要地位。企業內的黨團、工會、婦女組織，以及先進典型、勞動模範、積極分子、生產標兵等榮譽或典型，也是新時期工人文化的組成部分。
（四）生產文化，即關於企業經濟效應追求。工業企業擔負著創造社會財富，滿足民眾生活和國家建設需求的重要職責，新中國成立初期關於激勵生產，制定了不少規章，採取了不少措施，諸如計時工資、計件工資、任務目標、生產競賽、比學趕超，乃至全面質量管理等，企業班組文化建設一定程度上也是圍繞生產效益進行的。畢竟對企業而言，生產是第一位的，是其主體工作。不過，應當看到，在計劃經濟條件之下，企業只管生產，只對計劃指令負責，一般不面向市場，也會導致生產過剩，產品積壓，產品難以走入市場等問題。
（五）技術文化，即工業技術革新與演進效果。工業受現代技術的支撐，技術進步對於工業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工業技術落後，一些關鍵技術都掌握在西方手中，通過引進蘇聯設備與專家，進行生產技術培訓，革新落後的生產工藝，推廣新技術、新技法、新規範，使中國工業企業的工藝流程與技術管理不斷升級。各企業通過多種途逕自主培養的技術能手、專業骨幹、工程師、技術員等，積極研發，刻苦攻關，共同推進了企業技術等級的提升。有些工藝、技能，隨著現代工業的轉型升級已經不再使用，但作為技藝傳承，其非物質文化歷史地位值得重視。
（六）空間文化，即企業所營建的生產、作業空間及其產品形態。現代工廠因生產規模大、生產工序多等原因，決定了廠區寬大、建築宏偉，車間開闊、機器眾多；道路縱橫，管網密布，伴隨著或大或小、各種聲調的機器轟鳴，以及各種各樣、或隱或現的工業味道，從而形成一個較為獨特的生產作業空間，對置身於其中的每一位人員都會產生身份認同的感應與激勵。廠區的建築隨著年代的推移，承載的歷史信息越來越多，成為廠史、企業史與行業史的重要見證。
（七）產品文化。工業產品五花八門，服務與應用的領域與行業也各有不同，大到國防科技、航天航空、交通通訊，小到民生日用、衣食住行，工業產品幾乎覆蓋了人類生產與生活的各個領域。雖然產品的形態與功能有各自演進的過程，但莫不是工程技術人員、車間工人，乃至市場營銷人員通力合作的成果。不少產品直接與民眾日常生活緊密相聯，既推動了社會發展，也記錄了時代變遷。附著於工業產品的經濟價值、科技價值之上的文化價值越來越大。
（八）社會文化，即企業與社會的關係。新中國成立初期確立的以國營為主的工業企業生產格局對於社會產生的重要影響之一在於包辦了相當多的社會工作，一個工廠可謂承擔了關於從「生老病死」到「吃喝拉撒」的大部分服務職能，企業辦社會是大型工礦企業的普遍狀況，也使得街區社會被企業分割成若干單位，從而使得企業文化、工業文化與社會文化互相融合。特別是工廠中的「接班」制（子女繼承父母原來的工作崗位）、企業內部通婚現象，學制教育不出企業等現象，更是助推了社會文化的企業主體性，如區域特徵、行業特徵、文化認同等。
晚清中國之所以被動挨打，從根本上講就是農業時代的中國遇到工業時代的西方列強，正如孫中山所言：「以農業國和工業國通商，自然是工業國占勝利」（黃彥編：《孫文選集》上冊，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5頁）。所以「師夷長技」的主體是學習西方的工業製造技術與管理經驗。工業強國是舊中國的各階層人士的一大願望，從晚清開始，「實業救國」「實業強國」「工業報國」「工業興國」的思潮不斷興起，一大批實業家、企業家、科學家湧現出來，為了實現中國工業夢而努力。孫中山在《實業計劃》中雖然對於構築中國鐵路、航運等現代交通體系進行了精心設計，但對於發展工業也傾心較多，他對於建設「糧食」「衣服」「居室」「行動」「印刷」等類工業論述尤詳，體現了他的工業民生理想。在國民黨治理之下的中國，雖然利用資源委員會等機構建設了一些工礦企業與機器修配企業，但總體上而言，離工業化的目標相去甚遠，加之受時局影響，相關工廠普遍難以維持，生產經營成本加劇，舉步維艱。
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政治翻開新的一頁，中國逐步成為世界工業門類最為齊全的國家，一大批具有世界領先水平和全球戰略意義的工業成就，見證著中國工業興國的歷程。尤其是在高速交通、無線通訊、北斗導航、人工智慧、工程建造、物流技術等方面逐步確立了在世界範圍的「引領」地位，中國工業的國際影響力得到高度提升。特別是《中國製造2025》戰略規劃和行動綱領的提出，進一步照亮了中國工業化建設。正如工業與信息化部規劃司在解讀這一宏偉藍圖時所言，中國製造業的目標將實現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三大轉變，要「以製造業的繁榮和強大，托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新時期中國工業文化建設一方面要展示中國工業成就及其技術效應，另一方面要發掘其社會文化效應。發掘中國工業底蘊，總結中國工業規律，講好中國工業故事，堅定中國工業自信，提升中國工業地位，當是每一位工業文化研究者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擔當。
（李 玉 作者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