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如此富有,為何還要改革?范仲淹和王安石的變法又有何不同?

2020-04-13     心向青山

宋仁宗是我國古代文人眼中的一個近乎完美的皇帝,這一點從他的廟號「仁」便能看出來。

為人君,止於仁。

宋仁宗趙禎也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廟號為「仁」的帝王,與雄才偉略的漢武帝、唐太宗不同,趙禎其實是一個幾乎碌碌無為的皇帝,他在位42年,期間並無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卻幾乎成了文人士子們最懷念的時代,因為大宋的繁華便在宋仁宗時期奠定。


然而,也正是宋仁宗時期,將宋朝本身的問題全部暴露了出來。也就是說,宋朝本身便是多面的,文化的昌盛並不能掩蓋其積貧積弱的歷史事實。

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

——這是宋朝。

然而,由冗官、冗兵、冗費導致的積貧積弱,這也是宋朝。

1、積貧積弱的宋朝

  • 所謂積貧,其實是指宋朝的財政危機,並非是說宋朝很窮。

宋朝當然不窮,不然不會外患都用錢來解決。

  • 所謂積弱,確實指的是宋朝軍力的衰弱不振。

而導致這一危機的源頭其實是宋朝對唐末五代的「矯枉過正」。宋朝開國之後將地方權力收歸中央,並從制度上斬斷了藩鎮割據的可能,這一制度便是分權——官、職、差遣分離。

宋朝的官和職都是形式,代表的是資歷和榮譽,其真正的官職是「差遣」,也就是「臨時委派」的意思,目的是為了互相牽制,防止長期擅權。同時,宋朝為了保證地方穩定,每次遇到災荒,便大量招兵,入伍後便終身為兵,由國家供養。

而正是這一制度,導致了宋朝官員和軍隊的大幅度增長。據統計,宋真宗(宋仁宗的父親)時期的官員有9000人(不包括吏),到了宋仁宗時期便達到了1.7萬人。宋初軍隊是20萬人,而到了宋仁宗年間,軍隊達到了125.9萬人。


所以,宋朝的財政收入幾乎全部用在了冗官和冗兵上,而冗官和冗兵直接導致了大宋政府的冗費。宋朝再富也架不住官員和軍隊的不斷增長,更何況如此多的軍隊竟然卻總是打敗仗,奈何?

於是,宋仁宗時期的許多士大夫便開始想要改革,改革大宋的軍事問題和財政問題。

2、范仲淹的「慶曆新政」

大宋的問題,其實每一個士大夫都能看出來,但問題是怎麼改?於是大宋朝廷便分化為兩派:

其一,認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復興儒學,統一人心,便能改變現狀。

其二,認為財政問題就應該從經濟著手,軍事問題便需要改革軍事制度。


對於一個官員來說,德與才哪個更重要呢?與我們今天的相法不同,這在當時被普遍被認為是一個道德問題。天子與百官有德,天下便太平,社會便繁榮,反之則不然。

於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便在此時出現了。宋朝在儒學上有濂洛關閩四大家,除了閩學的朱熹屬於南宋外,理學之祖——濂溪先生周敦頤、洛學的程頤程顥、關學的張載均出現在這一時期。

與這些人觀點不同的便屬於改革派,在宋仁宗年間就是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

范仲淹,在被當朝宰相呂夷簡逐出朝堂之後,聲望越來越高,最終在慶曆三年(公元1043年)官拜參知政事(副宰相),並在宋仁宗的支持下開始了他的「慶曆新政」。

3、范仲淹的新政與王安石的變法是不同的

數千年來,我國曆朝的改革無非就是要解決財政收入趕不上財政支出的問題,而解決的辦法其實也就是兩種:

  • 其一,開源
  • 其二,節流

但對於開源,也就是在加稅之外增加政府收入,但這一點古代大多數人是不相信的。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司馬光和王安石關於理財的對話:


王安石:「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皆為盜,非國之福。」

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

  • 范仲淹

范仲淹雖然是改革派,但觀點其實與司馬光是相同的,他也不相信政府能在加稅之外增加收入。所以,范仲淹的「慶曆新政」的核心是從政府本身著手,也就是節流。

於是,范仲淹的改革思想便是想要富國,先富民;要富民,先澄清吏治;要澄清吏治,先裁撤冗員,任用賢才。

范仲淹的新政針對的便是冗官和冗兵,可是裁撤冗官涉及的人員太廣,再加上宋朝本身政出多門,效率低下,根本沒辦法推行改革。

於是,范仲淹向宋仁宗要求集中權力,打擊那些當官不作為的閒散官員,最終觸發了整個文官集團的根本利益,新政不過一年便不了了之。

  • 王安石

公元1052年,范仲淹病逝。

公元1063年,宋仁宗趙禎駕崩。

公元1069年,王安石開始變法。但與范仲淹不同,王安石根本就對減少政府開支沒興趣,他想要的是通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增加整個社會的財富。



以此為目標,王安石的變法分為三大類,即富國(青苗法、募役法、農田水利法、均輸法、市易法等)、強兵(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等)、培養人才。

然而,對於當時小農經濟的中國來說,王安石的變法過於超前了。同時由於操之過急,執行未得其人,最終導致變法逐漸走向了反面。不是新法不好,只是推行起來往往不是本意,最終變成了擾民。

同時,王安石變法對宋朝本身改變最大的卻並非變法本身,而是為推行改革納入的新官僚集團,並最終形成了宋朝的朋黨之爭。

與司馬光的保守派普遍具有較高的道德水準不同,王安石的新黨大都缺乏道德支撐,他們唯一的興趣是賺錢和攝取權力。

4、范仲淹和王安石沒有想到的結局

范仲淹的新政也好,王安石的變法也罷,都是為了大宋富國強兵。范仲淹想要節流,王安石想要開源,節流觸動文官集團的利益,開源造就了一批斂財高手。

於是悲劇來了,宋朝不僅沒有在變法之中強大,反而走向了全面的黨爭。保守派演變為一群道德狂人,而改革派卻變成了一群理財專家,不是為了富國,只是為了為皇帝斂財。

蔡京,便屬於王安石的新黨,其將王安石的斂財發展到了極致,而窮奢極欲的宋徽宗最終迎來了北宋的滅亡。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BjKwdXEBfwtFQPkdKKQ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