飯圈：國乒今年的主旋律

雖然兩冠的成績仍屬優秀，但國乒在歷來亞錦賽中的統治地位，似乎正在動搖。說起這次桌球亞錦賽的問題，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

一方面，亞洲其他地區的桌球水平不斷提升，尤其是日本，幾位代表人物在技戰術上都有顯著進步，而「神秘之師」朝鮮也日益嶄露頭角。這次男單和女單冠軍分別由張本智和與朝鮮的金琴英奪得，說明桌球運動的競技性，相比中國隊一統天下的早年來說，也有了極大的提升，中國隊無法「躺在功勞簿上睡大覺」。

另一方面，國乒內部的一些問題也逐漸顯現，包括選手狀態不穩定、戰術調整不及時等。此外，前期的訓練安排和賽前準備也可能存在不足，導致選手無法發揮出最佳水平。

但以上這些說法，都比不過另外兩個字——「飯圈」更富有爭議。

在巴黎奧運會上，國乒迎來了新的出圈方式，原本只在資深球迷中有流傳的一些綽號被外界熟知。兩位主力球員王楚欽和孫穎莎，憑藉出色的比賽表現和個人魅力，迅速成為球隊中的兩大頂流。這兩位選手在粉絲群體中擁有大量支持者，形成了一個被粉絲稱為「莎頭」的CP組合。

00後王楚欽是目前國乒男單的主力選手，在巴黎奧運之前，他的發揮穩定，被認為可以從樊振東等前輩手中平穩接班，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另一位00後孫穎莎則是女單的頂尖選手，她靈活的打法和敏捷的反應能力讓球迷放心。兩人不僅在個人項目中表現出色，在雙打比賽中也多次搭檔，展現了默契的配合和強大的競爭力。

「莎頭」這一稱呼源自孫穎莎名字中的「莎」和對王楚欽的暱稱「大頭」，寓意兩人結伴，可以給外國選手如「殺頭」般的打擊。國乒粉絲們製作海報、發布祝福視頻，以及組織線上線下的應援活動，使得「莎頭」CP迅速走紅。此前只能在娛樂圈看到的海報占領商圈大螢幕等做法，也出現在他們兩人的身上。

如果觀察微博等飯圈大本營，就更容易發現粉絲們不斷確立兩人日常互動的蛛絲馬跡，尤其是在頒獎儀式或比賽中的互動被無限放大。

儘管他們兩人多次明確表示只是球隊夥伴，而不是CP二字所代表的「情侶」概念，但外界的過度解讀，還是給兩人的正常訓練和比賽帶來了壓力。

國乒球員不僅要面對來自對手的挑戰和日常訓練的壓力，還要應對來自媒體和粉絲的高期望值，甚至還不得不澄清一些錯誤的認知和言論。在這樣的環境下，無數雙眼睛盯著他們，任何小的失誤都可能被放大，增加選手的心理負擔。

因此，「莎頭」兩人在奧運會之後，競技狀態出現了明顯下滑，導致他們在多個重要賽事中戰績不佳，甚至出現了連續退賽的情況。這也在情理之中了。

王楚欽在亞錦賽賽場，兩場單打分別輸給14歲和18歲的小將，然後退出全國錦標賽的男子團體賽事。孫穎莎在亞錦賽女團決賽輸球丟冠後，隨後宣布因傷退出亞錦賽單項比賽，如今則是再度連續退出WTT（世界桌球職業大聯盟）蒙彼利埃冠軍賽與法蘭克福冠軍賽兩站賽事。

連續退賽的背後，除了競技狀態的起伏，部分原因可能是賽季密集導致的體能透支，以及心理壓力的增加。這不僅影響了兩人的個人排名，也對國乒的整體戰績產生了影響。

另一方面，部分粉絲在追星過程中缺乏理性，過度投入情感，導致在偶像之間的競爭中失去理智。而與此同時，社交網絡的前台匿名性和低互動門檻，使得粉絲更容易在網絡上發表極端言論，缺乏必要的自我約束。

孫穎莎和國乒女單的另一位主力選手，老將陳夢一起，常常在國內外比賽中出戰。但今年的情況不太一樣，尤其是巴黎奧運會之後，兩人的球迷之間不再是並肩作戰，同聲加油的和諧局面，而是出現了矛盾和衝突。

本來，孫穎莎和陳夢各自擁有大量忠實的粉絲，通過社交媒體積極為其加油助威。然而，隨著兩位選手在多項賽事中的交鋒，部分粉絲為了維護偶像的榮譽，開始針對「對家」發布攻擊性的評論，甚至進行人身攻擊。

事件在今年8月3日的巴黎奧運桌球女單決賽中，達到一個戲劇性的高潮：陳夢力克隊友孫穎莎成功衛冕，但現場觀眾卻是一邊倒地為孫穎莎喝彩，甚至有粉絲認為中國桌球隊的教練組都黑著臉，無人為陳夢鼓掌。賽後有人甚至說，「陳夢是在與所有中國人作戰」。

賽後，針對桌球女單決賽討論中出現的拉踩引戰、惡意攻擊等行為，微博清理12000餘條違規內容，另有300多個帳號被階段性或永久禁言。還有網民因發表詆毀運動員言論而被刑事拘留。

兩名中國選手包攬金銀牌，本來應該是讓國人驕傲自豪的時刻，然而現場氛圍和網上言論，卻讓不明所以的普通觀眾感到詫異和震驚，唯有熟悉粉絲那一套生態的網友覺得不再陌生。

國乒商業化簡史

實際上，王楚欽、孫穎莎們的崛起，與中國桌球運動近幾年的商業化進程，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桌球運動的商業化並非一帆風順。自1999年聯賽升級為「乒超」以來，桌球的商業化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探索過程。長時間以來，乒超聯賽甚至無法吸引觀眾，門票銷售慘澹，一場比賽門票收入僅幾千元的情況很普遍，一整年乒超的冠名費連千萬元都達不到，到了2014年，乒超聯賽直接「裸奔」，贊助商和轉播合作商雙雙丟了。

直到2016年，里約奧運會成為桌球商業化的轉折點。國乒全員開通微博等社交平台，劉國梁、馬龍、張繼科等桌球明星逐漸進入大眾視野，藉助飯圈文化的興起，大幅提升了賽事的關注度和球員的商業價值，進一步帶動了桌球的市場化。

從2016年起，體育產業逐步加大了對桌球市場化的探索。2017年「地表最強十二人賽」，標誌著國乒的商業化進程顯著提速。這場由劉國梁主導的比賽，不僅成為了國乒內部選拔的重要賽事，也被視為桌球商業化道路上的成功案例。

乒超聯賽一直是國內職業化的重要嘗試，娛樂資本論發現其在商業化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挑戰，如賽事時間受國家隊備賽影響、外協會球員參與度低等問題。為克服這些限制，2019年的「地表最強十二人賽」引入了500萬元的獎金，並與騰訊體育合作，通過更專業的賽事包裝，提升了桌球的觀賞性和贊助吸引力。

桌球賽事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國內品牌贊助，如李寧、紅雙喜等本土品牌，這些合作為桌球賽事提供了資金支持，並擴大了桌球的品牌價值。賽事門票價格和贊助金額的不斷上升，顯示出桌球商業化的逐步成功。

因這些選拔賽事進入國家隊的王楚欽，在東京奧運會後迅速成長為00後球員中的領軍人物，並逐漸成為國乒商業化道路上的新一代旗手。

2022年以來，王楚欽在國際賽場上表現優異，逐步確立了「流量擔當」地位。他為時尚雜誌拍攝的封面銷量超過20萬冊，這一數字已經接近娛樂圈頂流明星的水平。

國乒主教練劉國梁在多個場合強調，明星球員必須扛起國乒的旗幟，承擔起責任。在巴黎奧運會後，王楚欽屢屢因輸掉比賽而受到質疑，但他依然被視為推動桌球運動商業化的核心力量之一，巴黎之後的幾場重要比賽，教練組仍堅持排他出陣，這也導致了粉絲覺得「他被強行消耗」的爭議。

這些年來，國乒通過電視綜藝和社交平台努力推廣桌球，在C端的商業化上取得了突破，明星球員的代言和綜藝收入顯著增加。桌球相關話題在中國社交媒體上持續發酵，顯示出這項運動在年輕觀眾中的影響力。

與此同時，WTT（世界桌球職業聯賽）在2019年成立，標誌著全球桌球職業賽事體系的進一步成熟。WTT大滿貫賽成為了桌球商業化的重要平台，賽事獎金高達數百萬美元，並引入了多項贊助商，提升了賽事的商業吸引力。國慶期間，WTT中國大滿貫的總票房達到近6000萬，這相當於2015年之前桌球一場比賽門票的上萬倍，這充分反映出桌球運動在中國的商業化潛力。

儘管如此，桌球在俱樂部和職業聯賽層面的商業化，和足球、籃球、羽毛球比依然未能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一定程度也影響了梯隊建設。

商業不是體育的洪水猛獸

桌球商業化程度越來越高，受喜愛程度正不斷抬升，「國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但任何事情都有兩面，近年來，過度商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

有網友認為，頻繁的商業賽事占用了大量訓練和休息時間，導致一些主力隊員疲於奔命，影響比賽狀態。從巴黎奧運會，到WTT澳門冠軍賽、中國大滿貫，再到這次的亞錦賽，粉絲統計出孫穎莎在75天內連打34場比賽。

飯圈文化也成為了一把雙刃劍，不斷的關注和爭議超出了國乒的預期。外界對桌球飯圈的質疑，也出現了一點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的勢頭。

在這裡，河豚君必須為體育賽事的合理商業化進程來正個名。

縱觀全球性的體育賽事如「三大球（按體積計算）」足籃排，還有橄欖球、網球、板球、冰球等，商業化已成為這些運動成功的關鍵因素。

它們不僅是競技項目，更在社會文化和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國力並不顯著的印度板球超級聯賽（IPL）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在全球領域，板球成為印度絕對領先的一個項目，同時，印度人仿佛並不在意足球這個世界第一大球，無論是投入還是觀看人數都遠低於板球，這種不急於向世界證明自己的行為充分反應了其國民的自信程度。

自2008年成立以來，IPL迅速從一個地區性的體育賽事成長為全球最第二大的體育聯賽，僅次於美國NBA。在短短几年內，其品牌價值達到了110億美元，並在2023年售出媒體版權，總金額高達64億美元。

IPL聯賽採取了特許經營的形式，各支球隊通過品牌經營吸引了大量贊助商。像金奈超級王者隊（CSK）品牌價值在2023年達到2.12億美元，年增長率超過45%。

IPL積極促進了體育基礎設施建設、廣告、媒體和娛樂產業的發展，也整合國際頂級球員和本土球星，彰顯國家的全球化視野和經濟實力。通過高度商業化，IPL為2015年印度的GDP貢獻了115億印度盧比（約合1.82億美元），成功地成為印度的國家象徵。

在中國多種有群眾基礎的體育運動裡面，桌球是商業化最成功的之一，正向著成為風靡全球的頂級運動邁進。

然而，反面案例也是現成的——中國足球在投入不計其數的人力物力後，不進反退，在扶不起的男足之外，連曾經的金字招牌女足也黯然失色。更要命的是，按在中國足協註冊的青少年球員計，中國青少年足球人才數量從上世紀90年代的65萬人，大幅下滑至2011年的不到7000人。

AI作圖 by 娛樂資本論

中國足球的市場化改革和日本同樣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被視為中國體育市場化的先鋒。然而，職業化的初衷似乎更多集中在政績目標上，而非真正建立起健康、可持續的足球市場。

近年來，中國足球的商業化改革走過了曲折的道路，但成效甚微。這些投入包括但不限於吸引外援、歸化球員以及大規模的青訓項目，但屢次受挫。

恆大自2010年開始大力投資足球，累計投入估計在130-150億元人民幣。廣州隊在恆大時期，獲得了多次中超和亞冠聯賽冠軍。曾效力於恆大的外援保利尼奧和前鋒塔利斯卡，是當時身價最高的球員之一，轉會費分別達到4000萬和2500萬歐元。

2019年中超「限薪令」之前，中超球員工資排全球第6，人均年薪破百萬美元，許多國腳的年薪已經直奔2000萬元。但一系列過度投資和急功近利的操作，讓球員高薪失去了應有的激勵、篩選作用，最終「砸錢不出成績」。

此外，中國足球還面臨嚴重的治理問題，體制僵化、腐敗橫行，許多俱樂部和足協官員捲入了近年來的大規模反賭掃黑行動。

桌球的商業化潛力遠未被充分挖掘。相比網球或高爾夫等項目，桌球頂級運動員的獎金收入僅為這些項目的1/10左右，更別說頂峰時期的中國足球了。因此，提高商業化水平，讓我們的球星成為頂流，並通過這些頂流帶動商業發展，則是劉國梁等官員，給國球可持續發展開出的一劑良方。

眼下的真問題，其實是如何平衡商業化、飯圈文化帶來的積極和消極影響，同時照顧好運動員的體力情況，而不是將目前的商業發展「打回解放前」。如果不想陷入到足球「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循環中，就應該努力堅持這一條道路，除非擔心自己的能力不足。

體育項目本身就具備娛樂性，桌球的商業化和「飯圈化」符合體育發展的一般規律，只要處理好一些極端個案，完全能繼續成為各項運動賽事中商業開發的樣板項目。不在自己最擅長的項目上深挖商業潛力，打造一張閃亮的國家名片，難道還要繼續把錢燒在某些「扶不起的阿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