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世紀對西方教會的形成至關重要，它從相對分散、存在地區差異轉變為單一等級體系。「在這一整體的基督教統一世界形成過程中，諾曼人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被教會稱為上帝最虔誠的兒子。」
另一方面諾曼人自己也得到了巨大的機遇。首先聯合下的王權飛速發展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通過教會的支持，塗油加冕使威廉一世神聖合法地位確立；接受國王封土成為教會貴族，推動了諾曼封建制的發展以及王國的穩定；優秀的教職人員幫助國王處理政務推動了王國封建制度的確立。另一方是在這種互相妥協之下卻埋藏著隱患。國王使教會貴族不僅壟斷了高級教職而且獲得了全國26%的地產以及封建特權。
教會實力的強大為日後埋下隱患。比如一位英格蘭諾曼大貴族很可能擁有一支幾乎可以與國王本人相媲美的官員隊伍：「他可能有他的管家、侍從等：甚至可能有他自己的法官和治安官。他的家庭規模較小，分化程度較低，可能與國王的家庭模式相同。」這些大貴族有些是依靠軍功晉升的，有些是新興的教會貴族，他們往往自恃功勞，不聽王命，並且在自己的領地里利用特權，為禍一方；最糟糕的是有些還與舊王朝的貴族和教會成員密謀造反，國王與其愈發離心離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大貴族的領地就是一個縮小版的王國」。儘管教會成為王國管理體系下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教會本來就是一個國際性宗教組織，並且教、俗有別。諾曼征服初期，依附於王權發展。
但隨著實力的強大，加之羅馬教廷的滲透，總會要求擺脫王權的束縛，尤其是教職授任權，到約翰和亨利二世時期，甚至上升到司法權的爭奪。而教會在12世紀時甚至通過立法手段將教會聖禮固化，國王的塗油加冕禮被排斥在外。王權神授的合法性被動搖，教皇可以找到藉口廢黜國王。雖然教皇派在受膏這一問題的辯論直到英諾森三世時期才被解決，但格里高利七世聲稱可以廢黜受膏的國王，這其中就隱含著對王室進行的施禮也是一種聖禮的否認，在十二世紀末，教會一直試圖將國王的受膏儀式的神聖性降到最低。十二世紀的牧師國王的身份顯然降低了，但在11世紀這個時期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羅馬教會經過數百年的改革，與英國教會的關係日益密切，從之前形式上的最高精神領袖轉變為被普遍認可的最高神權權威。由此，羅馬教會對英國教會的事務干預程度不斷加深，由此導致英國教俗矛盾日益難以調和。雙方圍繞著教職任命、授職權以及教俗的司法權展開激烈鬥爭，最終在無地王約翰時期大爆發。
結語
從某種意義上講，對於諾曼征服這個事件我們並不陌生。沒有哪個中世紀的英國國王比征服者威廉更有名，而在整個英國歷史上，沒有哪個事件比諾曼征服更值得討論。中世紀早期的英國，英國王權是建立在諾曼征服的基礎之上的，是封土製與封君封臣制結合的產物，在諾曼征服之前的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王權就已經逐漸發展，且逐步脫離了日耳曼原始軍事制的束縛。
這一時期王國的制度與國王的公共權威也初步發展。到諾曼征服之後，神化王權的思想進一步發展，國王的權威不容置疑，教會與王權的關係愈發密切。有學者認為教會在與王權的衝突中扮演者與自由的保衛者，即專制暴君的天敵。但王權與教權聯合形成的是一種二元化的國家體系，最終會朝著以王權統治為主的一元化國家體制發展。
我們往往只注意到教會權力的發展，關注王權向教會妥協，得出教權凌駕於王權的結論。但事實上教會與王權的合作，世俗勢力抑制教會勢力的情況也現實存在著。事實上，從諾曼征服到約翰之死的這段時期標誌著英國教會與教皇關係史上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
在以往任何時代，英國教會的事務都沒有與羅馬教會的事務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在其他任何一個階段，羅馬的教會都沒有對意識形態領域和宗教神學的發展產生更廣泛的影響，而這些發展則支持了教皇對整個教會至高無上的地位的再次提升。對英格蘭來說，這一時期始於諾曼征服者的到來，他們舉著教皇的旗幟，跨海而來，不可避免的教皇就要對英國教會進行滲透。而且11世紀中期的教皇運動對英國教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英國的高級教士也被開始任命為教皇的使節，教皇則向統治者示好。
教會改革和授職之爭滲透到西方教會涉及的每個地方，尤其是在進行教會重要職務任命時。由於地方教會遠離羅馬教廷，並且需要地方世俗領主的支持才能正常運作；甚至有的教士參與到世俗事務管理中，導致這些教職人員越來越受世俗統治者的約束。由此，主教們成了王室和封建中重要的財產持有者和有影響力的大臣，這一發展最直接地反映在他們對精神領域和物質利益的雙重占有上。教會和國家在某些方面都從這種合作中受益；世俗統治者自然而然地期望對教會在其管轄範圍內的活動以及更重要的教會官員的任命進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威廉一世時期王權與教會的聯合就是採取這種方式進行的。總之，在威廉一世所處的這個時期里，聯合是主導地位的，但這並不是完全的和平，沒有衝突，在二元體系下，對立是合理的，但只是處於次要地位，最終又會以妥協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