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女友表示自己要求的彩禮是身邊同學的基本行情，她父母認為彩禮是對女兒未來幸福的一種保障，反覆溝通後仍然無果。

羅志遠的父母想到了一條出路，向親戚朋友借錢，把彩禮湊齊。這在當地較為普遍，羅志遠所在村的村支書羅全富說，面對高額的彩禮，農村人的解決之道就是親戚們相互接濟替下一代娶親。

羅全富給《中國新聞周刊》算了一筆帳，村裡蓋兩層樓房算上裝修，一般需要20多萬元，買車要10萬元左右，低價彩禮需要10萬元左右，這樣算起來，普通家庭要備足至少40萬元才能不負債結婚。這還不包括宴席、其他婚俗名目等。

河間市創建文明城市工作促進中心主任楊翠霞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她在2003年結婚時，彩禮金額是1.1萬元，直到2009年，當地彩禮還基本維持在這個數字。但在2018年前後，彩禮金額突然猛增。

逐漸走高的彩禮對當地人來說，是實實在在的負擔。這個由滄州代管的省轄縣級市以農業人口為主，在彩禮金額猛增的2018年，當地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5萬元。楊翠霞說，按照每戶3名勞動力計算，要支付如此高額的彩禮，不吃不喝且不生大病的情況下，要4至5年才能攢夠。

「高額彩禮主要發生在農村地區，與男多女少有關，這背後的原因既有早些年出生性別失衡，也有求學或務工在外的女孩不願返鄉的緣故。另外，這還是村裡互相攀比造成的結果。」楊翠霞說，在當地，彩禮一般為女孩自己所有，任其帶去新的家庭或暫由父母保管，僅有極少部分女方家長會留下彩禮，以備兒子娶親或老兩口養老之用。

在當地較為普遍的觀念是，女孩子覺得彩禮價格越高，越能代表父母對其養育的回報有價值，意味著自己更被男方重視，對未來的保障更大。「或者覺得高額彩禮下，男方離婚成本變高，更加珍惜自己，不會輕易離婚，更有安全感。」楊翠霞說。

因為高額彩禮不堪其負導致的家庭矛盾接連不斷，河間市多個鄉鎮村民紛紛向村委和鎮里反映能否「管一管」。

轉折出現在2018年12月，因前一年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開展移風易俗、弘揚時代新風行動，河間市在此時召開了移風易俗推進大會，把遏制高額彩禮作為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抓手和突破口。而低價彩禮、零彩禮的推行也成為接下來幾年的重點工作。

推行政策之前，當務之急是彩禮標準的確立。楊翠霞記得，當時結合鄉鎮及村裡的意見，市裡相關部門反覆商討，定下了低價彩禮的標準——6萬元以下。至於零彩禮，「彩禮作為延續上千年的習俗，完全歸零也不現實，購置禮品和首飾也需要花銷，因此我們所說的零彩禮並非一分錢不給，而是3萬元以下就可以認定是零彩禮。」楊翠霞說。

緊接著，河間市委、市政府成立了由市、鄉、村三級書記任組長的各級婚俗改革工作領導小組。市級層面，建立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民政牽頭、多部門參與的聯席會議機制，並印製移風易俗婚事新辦喪事簡辦手冊；鄉鎮層面，各鄉鎮（街道）根據要求，結合風俗，制定本鄉鎮（街道）移風易俗實施方案和紅白理事會章程；在村（社區）層面，則鼓勵將限制高額彩禮、鼓勵零彩禮和低價彩禮等內容納入村規民約、居民公約。

楊翠霞強調，最初的目的是遏制高額彩禮的風氣，並非要求所有人都遵從執行，例如關於低價彩禮的金額，「我們只是提供一個標準，不同村可以根據其實際經濟水平綜合考量協商決定，不是『一刀切』」。

在沙河橋鎮羅位村，低價彩禮和零彩禮家庭可以領取積分，積分可以兌換部分生活用品。

各顯神通

羅志遠父子和女方父母關於彩禮的溝通有四次，每一次都是村支書羅全富陪著他們去的。

第一次登門的時候，女方母親就給了他們一個「軟釘子」，稱可以等攢夠彩禮錢再結婚。第二次登門，羅全富決定轉換戰術，從談判人的陣容上下手，發動了比女方爸爸更年長的村委幹部一同上門。彩禮也被他拆分，雙方改為先商討訂婚彩禮。

這一次，女方父母不再提40萬元的彩禮數額，只說訂婚禮金20萬元即可。不過，20萬元在羅志遠和羅全富眼中，依舊屬於高額彩禮。羅全富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市裡規定的低價彩禮標準是6萬元以內，「如果高於6萬元，等於低價彩禮沒有推行開，談判就是失敗的」。

兩次登門讓羅全富了解到，女方家境尚可，並不會留下彩禮自用。只是男方老家在農村，他們不敢貿然將獨生女託付給羅志遠，高額彩禮意味著對女兒未來更為充分的保障。

羅全富覺得自己已經發現了核心問題。第三次會面反而沒有談彩禮價錢，他領著女方父母到村裡轉了一圈，「看了志遠家新建的樓房，村黨支部大樓的走廊上正好有志遠和市委書記的合照，藉機再介紹下男方如何優秀」，一套流程走下來，女方父母對農村貧窮落後的印象大為改觀。

第四次登門就簡單了許多。這次，羅全富開宗明義，提出市裡提倡零彩禮，如果接受不了，可以按照低價彩禮的標準來。最終，雙方達成共識，彩禮定為6萬元。

河間推行低價彩禮、零彩禮之後，像羅全富這樣登門談判的村支書還有很多，方法也是各有各的不同。

65歲的石炳啟在北京某單位退休後，擔任河間興村鎮大莊村村支書。他身上有多項榮譽加身，還是全國人大代表。石炳啟認為，彩禮走高的一部分原因是攀比，一些女孩及其父母好面子，覺得彩禮高，面子就大。所以他找了個方法，和羅全富的思路有所不同的是，他向村民們承諾，會為低價彩禮和零彩禮家庭主持婚禮，並報至市裡參加集體婚禮，市領導會為他們頒證。

在大莊村，這個方法屢試不爽。5年來，該村結婚的18對新人中，有10對選擇低價彩禮，8對實現零彩禮。

距離河間市城北10公里的詩經村鎮二十里舖村村支書王志強則另有一套「撒手鐧」。早在河間市推進移風易俗的前一年，王志強便察覺到村裡的高額彩禮和紅白事大操大辦之風令村民難以招架。他通過村民代表及大喇叭廣播、微信群、電子屏、反覆開會等方式徵求大家意見，最終定下了彩禮控制在3萬元以內的村規民約。

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願意遵守村規民約的。王志強說自己有兩招，第一招是夸，「去抬高村民的格局，會勸他們，你現在少要幾萬塊錢看著是受點委屈，實際你這個人的人品和格局都在提高」；第二招是「硬手腕」，對於「不服管」的村民，王志強就會搬出村支書的權威來。他曾經這樣批評過一家人，「光看眼前，有用嗎？現在要再多錢，能保障未來幸福嗎？你自己要一大堆錢，人家男方老人快愁死了，你自己高興嗎？」幾個回合下，大多村民都會依照村規民約行事。

難題待解

推行低價彩禮、零彩禮這五年多來，村支書們也遇到過男女方家庭對彩禮已達成共識，誰都不想降的情況。這種情況下，有人嘗試過特殊手段。一位不願具名的村支書稱，儀式和宴席一般都在村裡的婚俗改革大禮堂舉行，他們會藉口禮堂要整修電器或斷開自來水供應，「沒水沒電，怎麼舉辦儀式？」如果仍不管用，就會聲稱要組織「大操兒」（村裡負責協助操辦紅白事的人）培訓，無人主持和操辦，一切都無從談起，主家（舉辦婚宴的人）不得不遵從村裡規矩行事。

村支書也知道，這是「損招」，「總不能真將好事『搗散』了吧？」他們反映，現階段政府部門只號召遏制高額彩禮，更多的是鼓勵措施，但缺乏有效的管制方法。

根據河間的政策，低價彩禮和零彩禮新人可以享受孕前優生體檢、子女入托等方面的優惠政策。單艷麗介紹，符合條件的新人申請後由村裡和鄉鎮蓋章確認，經民政局認可後，會將材料轉至河間市衛生健康局、教育體育局進行登記。不過多位村支書認為，這些政策福利初衷是好的，但效果有限，「一般村民會覺得麻煩，家都在農村，還跑幾十里地去城市入托幹啥？」

除了政策福利，在河間多個鄉鎮，婚俗改革被納入了鄉村治理積分制，低價彩禮和零彩禮家庭可以獲得積分。在羅志遠所在的羅位村，積分可以用作「文明家庭」評比、優先享受政府的扶持政策比如增加借貸額度之用等。在該村，零彩禮、低價彩禮分別可以獎勵80分和40分——在積分列表中，這是高分值的事項，參加村裡義務勞動或捐款可以獎勵10分，其他80分的事項是獲得縣級榮譽或經有關部門認定為見義勇為。

而在景和鎮崔莊子村，這些積分可以變現。「零彩禮會加200分，低於5萬元的彩禮可以加100分，低於10萬元的彩禮可以加50分。積分可以在年底換分紅，1分是10元左右，且會隨著村集體利潤的增加而提高。」崔莊子村村支書張清華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表示。

對基層幹部來說，婚俗改革工作的推進同樣是年度考核時的加分項。河間規定，鄉鎮（街道）要及時統計零彩禮、低價彩禮人員和數量，每月向市文明辦彙報一次，低價彩禮和零彩禮會為鄉鎮的年度考核加分。

沙河橋鎮是河間市婚俗改革工作的試點。該鎮黨委副書記李惠穎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每年年底市裡會根據各項工作的權重進行指標量化，婚俗改革作為一個額外的加分項，民政局和文明辦等部門會根據全年的推進情況給一些鄉鎮加分，「有時候這種加分對於我們鄉鎮的排名比較關鍵，也讓我們有榮譽感」。

不過，單艷麗強調，雖然要求村（社區）紅白理事會將彩禮數額納入婚事報備事項統一監管，但對低價彩禮和零彩禮的推廣並沒有對鄉鎮和村裡設置強制性的指標，因此部分鄉鎮和村其實沒有壓力，也會不重視，各鄉鎮推廣成效也並不均衡。

李惠穎也驗證了這一說法，「這不是強制性的，也不是每年給每個村下多少任務」。

事實上，對村支書們來說，推行低價彩禮、零彩禮並不容易，如何保證手段有效而不異化是個難題，甚至連彩禮的真實數額都難以搞清楚。多位村支書都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彩禮無法嚴格定義，「一般是指訂婚和結婚時給現金的那筆錢，但有時也會把首飾和購置的婚衣計算在內」。而在訂婚或結婚儀式上，禮金由紅布包裹，除雙方家庭和媒人外，其他人難以知曉彩禮真實金額。

這種情況下，政策起到的導向作用可能反而更重要。張清華說，如果有人將高彩禮瞞報成低價彩禮，恰恰證明了農村當前並不以高額彩禮為榮，政策效果已經實現。

上圖：早在2017年就推進婚俗改革的詩經村鎮二十里舖村，噴泉旁一處提倡反對高額彩禮的宣傳畫已經褪色。 下圖：羅位村文明牆上的拒絕天價彩禮宣傳標語和漫畫。本文攝影/本刊記者 解雪薇

不能「一刀切」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龔為綱結合過去20年彩禮價格變動的大數據、抽樣調查數據以及田野調查信息的一項研究發現，彩禮價格上漲的分水嶺出現在2008年。2008年之前，全國彩禮的平均水平從1995至2007年大體維持在1萬元至2萬元，此後，則一路飆升至約14萬元。

龔為綱說，彩禮價格之所以在2008年發生轉折，既是由於1990年代的出生性別比失衡現象，也與此後加速推進的城鎮化有關。

龔為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高額彩禮提高了結婚門檻，不僅對適齡青年的婚姻造成擠壓，對父輩而言，需要延長務工時間，通過從事高強度工作甚至借貸來支付子代高額的婚姻成本，進而對父代家庭造成經濟擠壓甚至是代際剝削。

「高額彩禮還會影響婚姻秩序，催生閃婚閃離、買賣婚姻及騙婚現象。」他在黃淮海地區調研時，就曾遇到過媒人和女方父母合夥，為有智力障礙的女兒多次安排婚姻斂財的案例。

從2019年起，高額彩禮被中央一號文件點名了五次。2022年8月，農業農村部、中央文明辦、民政部等八部門聯合發布《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農村移風易俗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工作方案》。

高額彩禮整治成為全國多地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的突破口。《中國新聞周刊》梳理髮現，在32個全國婚俗改革實驗區，不同地區治理彩禮的手段各有不同，但總體來說可以分為三類。一類是倡導獎勵型，如河間市領導對零彩禮、低價彩禮頒髮結婚證，優先入托；重慶市大足區民政局則鼓勵有條件的鎮街對不要彩禮的新人給予獎勵，並以新人名義將獎金捐贈給轄區內的貧困學生和特困人員。

另一類是懲罰型，如河北省邯鄲市肥鄉區對索要高額彩禮的家庭，取消星級文明戶榮譽。最後一類則是無關獎罰的「立規矩」，在河南省寧陵縣，將不超3萬元的彩禮倡導標準納入村規民約。

關於彩禮的司法解釋也在更新。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關於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規範了針對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彩禮認定範圍、彩禮返還原則、訴訟主體資格等重點難點問題。

不過，龔為綱表示，據調研實際情況來看，懲罰性的措施一般很難落實，當前彩禮治理的效果較為有限。有的地區只能實現制度和規則上牆，實際治理存在無從下手或者用力過猛等問題。

有輿論認為，彩禮給付是雙方家庭你情我願，不應被過多介入。龔為綱則認為，當高額的婚姻成本引發普遍的對於婚姻的恐懼和焦慮情緒時，需要重點關注高額彩禮有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他強調，高額彩禮整治的目的是要遏制彩禮日漸失控的態勢，讓其回歸正常和理性的區間，因此要因地施策。

「應劃分高額彩禮治理的重點地區，確定各個地區彩禮的天花板。」龔為綱說，針對彩禮高漲的黃淮海、江西和福建等地區，應該明確彩禮治理的決心，加大彩禮治理的力度，進行長時段的、目標明確的治理。可以參考地方的經濟發展水平與平均家庭年收入，使得彩禮金額不會給家庭造成較大的經濟負擔，例如江西撫州規定彩禮金額不高於人均年收入的3倍。而對於原本彩禮價格就比較低的地區，彩禮整治沒有必要興師動眾，適當宣傳相關政策即可。

除此之外，也要考慮彩禮的實際用途。彩禮金額是在城鎮化的過程中上漲的，功能性也在拓展，被視作子代在縣城體面生活的保障，包括支付女性從生育到養育的各類成本及下一代的教育成本等，他說，「彩禮的金額是一系列社會問題的表現，只有綜合理解當地彩禮的歸屬和性質，才能明確合理的金額，並推出一整套協同治理機制。」

發於2024.5.13總第113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河間試點：整治高額彩禮的五年

記者：解雪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