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對惡人的奇觀化源自韓國本土文化，同時又非常符合當下公眾習慣依靠「標籤」和「設定」了解角色的新形態認知習慣，惡人奇觀為觀眾提供了宣洩現實中不滿的出口，只要外部壓力在，有負面情緒在，有宣洩動力在，網飛在韓原創還能靠著這一「流量密碼」創口碑。
文 | 戴桃疆
網飛(Netflix)在韓國的每一步動作都會引發中國觀眾的關注，從《王國》開始，每一部網飛在韓原創作品都能在中國觀眾中引發一定範圍的討論，尤其是在全球範圍內爆紅的現象級作品《魷魚遊戲》之後，中國觀眾對於網飛韓國原創作品盯得更緊了。如果說劉亞仁出演的《地獄使者》和全新面孔主演的《殭屍校園》噱頭大於內容，那麼金惠秀主演的《少年法庭》則依靠對現實問題的表現再次贏得了中國觀眾的青睞，一度在眾多影視推薦的狂轟濫炸下創下豆瓣9.0分的高分，但隨著湧入的觀眾增加，觀眾評分情緒更為冷靜，分數也逐漸降了下來。
《少年法庭》展現了身為少年法庭法官的女主角和一群少年犯之間沒有硝煙的戰爭。女主角曾育有一子，被少年殺害，兇手依靠法律脫罪，女主角因此對少年犯產生情感上的厭惡，這種情緒被帶入工作中，並貫穿全劇的諸多案件。除了展示韓國社會層面對於少年犯問題及其成因的思考，《少年法庭》引發關注主要原因也在於劇中毫不迴避地展示了諸多人性之惡，惡人的形象因為與青少年的年輕面孔結合因而更加讓觀眾感到不寒而慄，同時又增強了觀眾對於惡人的厭惡。主角的個人經歷所致的立場也與多數民眾對於少年犯問題的立場一致，面對少年犯問題偏向福利性的法律，公眾更在於的是如何懲罰。罪惡並非不可赦免，只是青少年犯罪玷污了社會對於這一群體既定的「清純」印象，因而在情感上更加難以接受。《少年法庭》不治罪不罷休的情緒內核為憤懣不平的公眾提供了情緒宣洩的窗口。很少有人深究劇中程序正義缺失的條件下得出的結論是否符合正義的標準，韓國人能拍這樣的題材在許多中國觀眾看來已經贏麻了。
細心的觀眾的不難發現，《魷魚遊戲》及其之後的所有網飛在韓原創作品儘管在題材、內容上各有不同，但都不遺餘力地在展示人性之惡。《魷魚遊戲》里從主角身處的環境到遊戲的始作俑者都是壞法不一的大小惡人，《地獄使者》批了奇幻的皮囊，後半程純粹展示的是一群利慾薰心的大惡人是如何繼續謊言的，《殭屍校園》里粉衣女同學在危機爆發後突然壞得不放過任何一個作惡的機會，喪屍化但又完全沒有失去意識到男同學惡靈一樣糾纏主角團……再到如今的《少年法庭》，最能刺激觀眾情緒的仍然是一些神經質的青少年惡人。
這些「壞人」從使壞的動機到鏡頭前的表演都是臉譜化的，只看一部覺得新鮮，看多了就會對這種純粹的壞人脫敏。對於多數文化產品消費者而言，韓國惡人奇觀化地展示在一段時間裡仍然是關鍵的「流量密碼」。
韓國惡人影視形象由來已久，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韓國懸疑犯罪和驚悚題材電影爆髮式產出，惡人一直支撐著韓國影視形象的半壁江山，進入二十世紀，惡人開始複雜化，在被劇情賦予實現正義的動機之後成為背景黑、出手狠的大哥、惡女，黑吃黑、狗咬狗的劇情構成了部分動作劇情片和動作喜劇的主要內容，隨著社會局勢日漸緊張，惡人又回歸了臉譜化。
韓國人對於惡人的鐘情與長情源自韓國本土文化中的首要要素「恨」，許多文化研究者認為韓國文化的陰陽兩面即是「興」與「恨」，極端化的情緒表達落實在現實或許不是好事，但戲劇化的情緒卻成為影視創作的養料。
「恨」文化總體是負面的，它的主要表現一則是冤屈，源自現實，道義不顯，正義不伸，心中咒怨難以消除，是怨恨之恨；二則是悲痛，是強烈的、無法宣洩的負面情緒。韓國人所謂的恨是個體難以抗衡的，造成恨的源頭通常是手眼通天的財閥官僚，或是法律保護的特定群體，這種悲痛無法通過個體的努力避免，進一步強化了其中的冤屈感，韓國人恨得長久，恨可以隨著時間被淡忘，但不能被時間磨滅，恨會時常復活。韓國人在遭遇恨的狀態時也會選擇隱忍，隱忍的時間長了就會學會逃避、變得消極，放棄期待，失去希望。歸根結底，韓國人的恨本質源自自卑，一切都是因為自己不行，所以才導致不甘的後果。當一個人行了，就會從恨的狀態轉向情緒的另一個極端，即是「興」。這種二極體情緒本質也是儒家文化的邊緣產物，在東亞儒家文化圈裡都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韓劇從九十年代的「韓流」起經歷起伏，行政上的限制令也未能使其失去市場，社會文化歷史積澱中的共同性難辭其咎。
不止網飛在韓原創劇存在惡人奇觀，回想一下不難發現，幾乎每一部在中國國內引發輿論聲量的熱門韓劇都有大大小小的惡人，早期的豪門惡婆婆，到現在又蠢又壞吸食下一社會階層骨血的大中小富人，再到眼下無良窮人和沒有心的青少年，惡人無惡不作，觀眾整天被劇中的惡人氣得肝疼，但靠著繼續罵惡人、等著惡人受到正義的懲罰、等著惡人被更惡者制裁的復合動力，這些影視作品總是擁有不錯的社會輿論熱度和飄紅的收視率/點擊率。宣洩完情緒，觀眾回到現實，繼續承受來自現實的壓力。韓國有《熔爐》和《素媛》這樣反作用於社會的先例，但絕大多數奇觀化惡人的影視作品更多的只是在提供情緒出口，對公眾認識社會問題，並進一步採取措施改善社會問題並沒有什麼正面作用。韓國能拍，和韓國人做得好、做得對，是兩個層面的問題，韓國人做了，不代表韓國人值得一個九分。
對惡人的奇觀化源自韓國本土文化，同時又非常符合當下公眾習慣依靠「標籤」和「設定」了解角色的新形態認知習慣，惡人奇觀為觀眾提供了宣洩現實中不滿的出口，只要外部壓力在，有負面情緒在，有宣洩動力在，網飛在韓原創還能靠著這一「流量密碼」創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