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道成今年90歲，先後寫出了《頤和園》《圓明園研究四十年》《科舉史話》《慈禧太后傳》等著作。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闞紅柳評價，王道成是中國系統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學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學知識素養，為清史研究留下了獨特的文化視角。
清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王道成。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馮雨昕
編輯丨胡傑
校對丨趙琳
本文5058字閱讀10分鐘
比起坐書桌，王道成更喜歡在客廳的飯桌旁工作，那裡緊靠著一扇窗戶，有陽光灑進來——他喜歡自然光更勝過燈光。沉入古籍時，泡杯淡茶也是享受，他順便要感嘆一句，「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
這位小個子的學者90歲了，面色紅潤，聲音響亮，有點鶴髮童顏的樣子。談話間，四川口音濃重，總是大笑。他自評耳聰，目不算太明，有輕微白內障，但不妨礙他每日閱讀書報上的小字。
他的前半生研究文學，後半生研究歷史。不過總結起來說，也是「文史不分家」。
讀書、寫作，經過了近70年的學術生涯，王道成寫出了《頤和園》《圓明園研究四十年》《科舉史話》《慈禧太后傳》等著作。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闞紅柳評價，王道成是中國系統研究清史的第一批學者之一，也用自己的古典文學知識素養，為清史研究留下了獨特的文化視角。
8月中旬，王道成告訴記者，自己正在整理編輯一本上百萬字的《國朝畿輔詩傳》。他曾向闞紅柳說，自己還有一個為頤和園著新書的計劃。
「王老師給人的感覺是，他好像還能有一萬年的光陰用來做學術。」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長夏艷說。
「文史不分家」
成為清史專家以前，王道成的人生還有兩種可能性。
1951年，他曾報名參軍，但是徵兵要求身高要達到1.6米，「我正好差一公分。」
帶有些遺憾，他參加了當年的高考，考入重慶大學中文系，希望能實現另一個夢想——成為漢語言、漢文學的專家。「那會兒的同學們都想當作家，但我知道我這個人缺乏想像力，當不了作家。我就希望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專家。」
王道成從小就對古典漢語文學頗有研究。
1933年，他出生在四川省宜賓市高縣，父母開油坊，他是家中老大，被祖父寄予厚望，兩歲時就被教授識字。按當地習俗，四歲零四個月時，他接受啟蒙，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千字文》等。六歲他拜到一個前清秀才門下，學習四書五經等舊學，而後「七歲作對子，十歲修文章。」到了十二歲考入中學，開始接受新學教育。王道成記得，自己是學校里唯一一個能夠用文言文作文的，被老師評價「文如秋水」。
1952年，院系調整，王道成轉到四川大學中文系就讀。1955年畢業後，他被分配到北京大學中文系任助教，次年又被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先後在國文教研室、新聞系文學教研室、直屬漢語教研室等多個研究室工作。25歲起，他就給人民大學的研究生講古文課了。因為講得好，學校通過群眾評議給他頒獎。拿到獎金後，正好是除夕夜，他去店裡買了一大袋子軟糖，「晚上在家裡，一邊看書一邊吃糖，很快就把糖全部吃完了。」
1972年，人民大學歷史教研室決定成立清史研究小組，由時任人民大學副校長的郭影秋任組長，編制為四十人。而當時教研室只有二十個人，其餘的人就從檔案、黨史、語文、哲學等院系調取。王道成也被力邀加入。
當時他很猶豫，「我說我都快四十歲了，我人到中年還改行?」來邀請他的同事告訴他，文史不分家，文學也是清史的一部分，「他還和我說，我已經教了十幾年書了，應該坐下來搞搞研究了。」
王道成在小區里讀書。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也是在那位同事的解釋下，王道成明白了彼時清史研究的形勢：新中國成立初期，董必武提出要組織人力編清史，周恩來親自主持籌備編纂工作，並決定在人民大學成立清史研究所。後因種種原因，有關工作一直被耽擱至上世紀七十年代。1972年，經北京市委批准，人民大學才正式成立清史研究小組。
「那會兒，清史這門專業很不被重視。搞古代史的人，認為它是封建社會的末梢，沒有什麼可研究的。搞近代史的人呢，認為鴉片戰爭前的清代史都是屬於古代史，跟他們無關。」凡此種種，王道成聽後，生出一種填補學術空白的使命感。
1972年4月，他如約調入清史研究小組。
研究歷史，要坐得住
王道成回憶，清史研究小組成立之初，郭影秋提出了編寫《簡明清史》《清代大事記》《中國歷史綱要》等任務，全組大多數人力集中在此，他則被分配完成外來的約稿任務。1974年，他和同組另外兩位同事接到上級要求，寫一本談《紅樓夢》歷史背景的書。
「從《紅樓夢》提出問題，進而講述清代歷史，再歸結到《紅樓夢》，這是我們的寫作方法。」三人重新並多次閱讀《紅樓夢》，結合公開的檔案及材料分析，於1976年4月出版了七萬多字的《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王道成說，為避免追求個人名利的嫌疑，他與同事們商定用一個集體筆名「施達青」——彼時，人民大學停辦，清史研究小組全建制分配至北京師範大學，「施達青」即取自「北京師範大學清史研究小組」的簡化諧音。
後來，《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被著名紅學家周汝昌、吳恩裕和馮其庸稱讚見解新穎、史料翔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全面論述《紅樓夢》歷史背景的著作。
這是王道成有生以來出版的第一本書，他在今天評價，「雖然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缺點甚至錯誤，但是，它畢竟是我清史研究歷程中走出的第一步。」這本書的成功加強了他對清史研究的決心與信心。
1975年，王道成受北京出版社及頤和園管理處之邀，參與《頤和園》一書的編寫。
起先，責任編輯給他們規劃了寫作方向，要求按照《定陵》一書的模式，寫「頤和園是用勞動人民血汗和才智建成的」「頤和園是封建帝王罪惡統治的象徵」的主題。王道成卻覺得，這樣寫書雖容易，卻沒有生命力，「太政治化了，像命題作文一樣。」
他與幾個編寫組成員，花費一周的時間，到頤和園與群眾遊園，聽他們的興趣所在。最後總結出了四個問題：頤和園是怎麼修起來的?修園子之前，這裡是什麼樣子?建成以後，這裡發生了哪些事情?頤和園的建築和園林有什麼特點?
為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又去請教更多領域的專家。聽北京大學的侯仁之教授講述海淀的歷史地理，請清華大學建築學家吳良鏞講解頤和園的園林和建築，也請梁思成的助手、清華大學建築系教授莫宗江帶他們遊園、講課。
此外，他們跑遍了北京各大圖書館，翻看已有的文章與書籍，發現許多原先的歷史說法是不準確甚至矛盾的。「比方說，慈禧太后挪用海軍經費修建頤和園，到底是用了多少白銀?有人說800萬兩，有人說2000萬兩、3000萬兩、6000萬兩，最高的有人說8000萬兩。最高數字和最低數字相差10倍之多……到底根據是什麼?誰也說不清楚。」
他為此買了公交月票，每天都坐車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泡一整天，讀一摞摞的上諭檔和奏摺原件。任何一個篤定的歷史細節都需要翻閱海量的檔案。他舉例，只為考據慈禧的父親葉赫那拉·惠征在安徽任上時的情況，他整整看了三個月的檔案。
王道成在北京東城段祺瑞執政府舊址，手中拿著由他編輯的《近代京華史跡》，裡面介紹了關於他背後這棟建築的故事。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最後，王道成與同事們為書擬出五個主題，即頤和園的前身、頤和園與慈禧太后、解放後的頤和園、頤和園是勞動人民智慧與血汗的結晶、頤和園主要景物介紹。王道成代表編寫組，在審稿會上彙報情況，被批准取代了原先責編定下的寫作方案。
1978年11月，《頤和園》正式出版，王道成記得，當時有關專家將其評為「國內關於頤和園的最有權威性的著作」。
在王道成看來，編寫《頤和園》是他研究道路上的轉折點，「讓我真正理解到了，如何才能做好研究工作。」他解釋，此前編寫《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參考的多是易找的公開資料，而要寫作《頤和園》，他需翻閱那些不為人知的歷史檔案。
這是歷史研究的方法論，王道成說，須得耐得下心、坐得住，從浩瀚文庫里尋找和印證歷史真相。寫《頤和園》的兩年多時間裡，他估摸自己看了上千萬字，筆記也記了十幾本。
90歲，仍在著史
2002年，現北京燕山出版社社長夏艷到清史研究所讀研究生，認識了王道成。王道成雖已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退休，但仍然為所里的許多研究項目做評審或主持。
在夏艷的印象里，王道成「一眼看過去就是一介書生」，總穿襯衫，鞋子永遠乾乾淨淨。且他做事極其認真，每每為研究所的項目寫審稿意見，總要交付二三十頁工工整整的手寫文章。夏艷也是後來才知道，王道成作審稿意見，總是先以草書快速記下，怕同事們看不懂，再規規矩矩地謄寫一遍內容。他脾氣也好，「從來沒有拒絕過我的任何大小請求。」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王道成就住在張自忠路上人民大學老校區內的一間公寓里。他的妻子前年去世了，現如今他獨居在那裡。
王道成的書房裡堆滿了書籍和研究資料。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攝
四個房間塞滿了書，在地上、桌面上疊得和人一樣高。這些書除了用於研究外，還和授課有關。過去他給學生講課，「每講一門課，就要有一套相關的書。」而他講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文學批評史等十幾門課，藏書因此很雜，他估算，少說有三萬冊。
他今年剛滿90周歲，自評除了有高血壓及前年給心臟做了兩個支架，身體還算不錯。他的睡眠好，一覺能睡八個小時以上。每天早上九點，他會給女兒打個電話，「證明我還活著。」因為堅信不能光動腦、不動身體，他不願請保姆，自己買菜、做飯、收拾家務。他舉例，煮粥時，他會同時做自己發明的保健操，從梳頭開始，到眼睛、耳朵、頸部、腰和腿，全套下來要20個動作、花費半個小時，以作鍛鍊。他仍保有一定的生活情趣。夏艷說，每年春節，她都會帶一束水仙花拜訪王道成，因賞水仙是他過年的保留節目。
生活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仍是做書與寫書。8月中旬的一天，王道成向記者展示自己正在參與製作的《國朝畿輔詩傳》，全篇有60卷左右，一百多萬字。受燕山出版社委託，現他已完成了點校，正在為詩文內容做注釋。
夏艷解釋，對北京歷史文獻研究而言，《國朝畿輔詩傳》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它記錄了從順治到道光年間，京津冀地區的代表性詩人的代表性作品。這對於我們研究清代文史會非常有幫助;且裡面存了大量的史料，比如關於金銀器呀、首飾呀，要考證物質文化史也可以參考;當然，對於詩詞愛好者也是一種福利，大家所熟知的都是唐詩，但其實清代詩歌又是另外一個高峰。」
夏艷認為，王道成這樣的專家是編輯《國朝畿輔詩傳》的最佳人選，因為他既對北京的文史十分熟悉，又有極強的文獻及古典文學功底，「尤其是那些詩詞、駢文，國內能夠做精確的、恰當的點校注釋的專家非常少。」
以夏艷的話來說，王道成的貢獻難能可貴，因為做古籍文獻整理，是一個「賴漢子幹不了、好漢子不願意干」的活兒，它對學識和精力的要求都很高，但是在學者評職稱時，又不討好，不能算是科研著作。「學界都認為，搞研究才是比較牛的事情，整理文獻，那都是在整理前人留下的東西。」
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闞紅柳評價，王道成在歷史學領域的貢獻是獨特的。她舉例，王道成對於科舉史、圓明園、頤和園等等的研究，都嘗試從文化歷史層面去解析其歷史，這在上世紀清史研究初興時，是非常有特色的視角。「這可能和他的出身，和他早年對文學的學術積累有關——王老師的研究有機地結合了文獻檔案與詩文。」
或是得益於長年的古籍文獻工作的積累，王道成至今仍有著讓闞紅柳難忘的記憶力。「他的邏輯和時間線總是非常清楚，比方說你問他圓明園歷史中的某一個事件，不管是再細枝末節的內容，只要他學習過，他都可以原原本本把每個時間點、相關人物立刻說清楚。他就像一本活的清代歷史書一樣。」
闞紅柳說，王道成快90歲時，忽然和她提起，因頤和園又整理公開了一批新檔案，他要去細細讀來，摘出有益的，為他先前所作的《頤和園》作內容補充，再出一本新書。她非常訝異於他的旺盛精力。
王道成認為，自己離「真正的退休」尚且遙遠。
「當年一起上大學的有108個同學，現在在世的只剩十幾個了。這十幾個人裡邊還能夠幹活的，就我一個人。」8月中旬，接受新京報記者採訪時，他掰著指頭笑稱。
他有一台老式電視機，寬厚無比，用了20多年了。晚上他用它收看北京衛視的《覺醒年代》，常常看到半夜才睡。「我對民國史沒有那麼熟悉，看這樣的片子感覺能有些了解。」電視機下面的柜子里，放了幾十本發黃的筆記本，是他苦心造詣一生的清史研究見證。還有些內容，直接存在了他的腦子裡。
「我讀了那麼多年檔案，存下這麼多些材料，裡面有許多，後人恐怕都是很難看見的。」他說，「趁我還有精力時，只想將它們多多記錄下來。」
人物簡介：
北京文化守護人王道成，男，1933年4月出生於四川省高縣，清史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1955年，畢業於四川大學中文系，而後在北京大學、人民大學從事教研工作。1972年，調入人民大學清史研究小組。後歷任清史研究所清代後期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清史研究所副所長、碩士研究生導師等職。1993年10月，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有《頤和園》《紅樓夢與清代封建社會》《科舉史話》《慈禧太后傳》《圓明園研究四十年》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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