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元春系上海財經大學校長，中國人民大學原副校長、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聯合創始人。本文轉載自7月22日澎湃新聞。
這輪經濟復甦或呈不對稱的W形狀
澎湃新聞：中國上半年GDP增長2.5%，其中二季度增長0.4%，這個數據跟您此前的預期相比如何？
劉元春：大致一致，我們團隊對二季度GDP同比增速的預測是0.5%，比實際增速略高一點，因為我覺得下一步可能還會修正，有可能修正之後就是0.5%了。
對於高頻數據的折算實際上可以看得出來，4、5月份特別是4月份下滑得很厲害，4、5月份下滑的深度可能在-2%至-3%區間，因此二季度要達到0.4%至0.5%，6月份總體增長速度對應在4%左右。
實際上，市場上很多人預測是1.1%，但是1.1%的增速對應6月份就要增長很快才行。現在回升到4%，在疫情尾部效應還存在的時候已經算不錯了。
澎湃新聞：正如您所言，中國經濟出現了恢復態勢，您怎麼看復甦的可持續性？
劉元春：復甦從短期來講應該沒問題，原因很簡單：短期的復甦一方面取決於疫情受困行業的復工復產和經濟刺激的力度；另一方面，復甦也要取決於疫情防控的狀況，以及人民的適應程度。從任何一場疫情來看，它對經濟的衝擊來得快，原因就是其社交格局導致生活秩序、經濟秩序、社會秩序的深度改變，但是這種經濟下行不是由於資產負債表的惡化所導致的，因此在疫情結束之後，經濟的復甦速度也是比較快的。從一般疫情恢復的規律來講，短期復甦肯定會隨著社會、經濟運行秩序的常態化，出現一個加速性的恢復，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我們目前採取的這些政策，應該會在三季度有一個持續加碼的過程，包括存量政策的前置和增量政策，這兩塊都很大。存量政策來看，包括專項債的發行，增值稅留抵退稅，減稅降費的加速進行，同時也包括一些大型項目的前置。這個本來量就挺不小的。
另外，我們會看到增量政策圍繞著汽車和基建等新增的一些資金，以及相應的地方、中央政府的督導。三季度，從大家的復甦意願，從資金的供給程度和政策的扶持程度看，復甦應該都沒問題，如果疫情持續向好的話，那麼經濟增速達到6%至7%應該沒問題。
但是，麻煩可能在於中期，也就是說今年的四季度和明年的一季度壓力比較大。
第一，前置政策可能用完了。存量政策的前置會導致四季度沒什麼存量政策可以用，它就可能會出現一個「政策懸崖」。
第二，我們持續出台一些增量政策，但是財政、貨幣政策的空間已經大幅度收窄了，所以對增量政策的布局能力實際上是下降的。
第三，由於地方政府的財政力量可能基本上在三季度末會出現一些耗盡的現象，四季度可能就會出現「有心無力」的局面。
第四，房地產低迷可能會延續到四季度。
同時，我們可能在中期還面臨著很多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問題的衝擊，所以經濟復甦在三季度應該有一個加速態勢，而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可能面臨著一系列較為嚴峻的考驗，經濟復甦的態勢可能會遭受到較大的壓力，從而使這一輪經濟復甦的模式很可能呈現出一種不對稱的W形狀。
短期不宜貿然地進行政策的疊加和加碼
澎湃新聞：您剛剛也提到了我們的政策增量的空間將會收窄，那您怎麼看一些學者提出的加碼宏觀刺激力度的看法？
劉元春：泛泛講宏觀經濟刺激加碼沒有價值，在什麼時點進行加碼最為關鍵。
首先，我認為最近對政策不宜進行加碼，實際上一攬子穩經濟增長的政策在5月23日才推出，5月底才進行一些布局，6月份開始落實，7、8、9月份才是一個真正見效的階段。
這裡面，比如說專項債是6月份發行完，那麼8月份要全部到位使用，實際上它產生實物功效可能就在8月份左右。另外，相應的一些大型項目復產，實際上也是6月份才進行布局的，還沒有開足馬力。
因此，很多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實際上都還沒有真正地完全推動，到底這些政策效果怎麼樣？中國經濟復甦的狀況怎麼樣？貿然說現在政策力度不夠可能存在方法論的錯誤。同時，後疫情時代的復甦有其獨特的規律，不要過度地按照過去的經驗來推斷疫情衝擊和經濟復甦的狀況。
第二個很重要就是，未來還面臨著很多風險，特別是中期面臨的「灰犀牛」現象可能會很多，因此我們不宜在短期裡面一下子就把政策用完。如果用完，我們未來可調整的空間就很小，抵抗能力也會很低。大家也會看到，歐美用極度寬鬆來應對疫情，實際上帶來的後遺症比大家想像的要嚴峻，因此短期不易把雞蛋放到一個籃子裡面。
面對未來的這種不確定性，我們可能應當進行一些增量政策的布局，項目的儲備和通過一系列的基礎性工作來拓展我們的政策空間，創新我們的政策工具，而不是短期貿然地進行政策的疊加和加碼。
澎湃新聞：談到拓展政策空間，您覺得有哪些比較好的舉措？
劉元春：創造政策空間，第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擴大財政赤字率，這是大家的共識。
第二，就是發行特別國債，如果四季度依然面臨一些較大的下行壓力和外部衝擊的話。
第三，我們的一些類財政的工具可以使用，比如說開發貸款、開發基金等。當前處理現在房地產的問題，可以成立中央或者地方的房地產收購基金等來處理目前的一些局部問題。
第四，在貨幣政策面臨著「不可能三角」的時候，可以通過增加匯率的浮動，來增加貨幣政策的空間，使貨幣政策不必完全「亦步亦趨」地跟隨美國的貨幣政策。
同時，在一些結構性的工具上，原來使用過的貨幣政策工具也可以再使用。這些空間的創造，實際上需要提前布局一些項目，用項目來帶動相應的資金和政策空間的拓展。
利用專項基金，積極擴崗才能夠解決大學生的就業
澎湃新聞：今年就業壓力很大，高校畢業生達到1076萬。作為校長和經濟學家，您在穩就業方面有什麼建議嗎？
劉元春：穩就業肯定是目前經濟和社會面臨的一個大問題，特別是在我們城鎮調查失業率持續回落到5.5%左右的狀況下，年輕人和大學生失業率持續走高，這需要有專門的政策和舉措。16歲到24歲的年輕人失業率，在2020年達到過16.8%，2021年最高達到了16.2%以上，今年最高達到了19.3%，進一步高位攀升一定會引起社會層面的衝擊。
因此，要在擴崗方面有更大的舉措，而不僅僅是穩崗。因為穩崗主要是針對存量就業。擴崗才能夠解決大學生的就業；還有中職和高中畢業生，這裡面也差不多接近700萬人。
對於一般勞動力來講，可能可以採取「以工代賑」，通過基礎設施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擴展來擴展就業。但是「以工代賑」項目對很多大學生是不太適合的，所以可能要通過傳統職位改造和升級來應對大學生的就業問題。
比如說，目前大量的大學生不願意到工廠去，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工廠的福利水平太差，工作環境太差。如果我們對於工作環境，比如說空調、洗浴設施等這些方面進行一些改造，對於大學生的就業是有一定好處的。
另外，也讓一些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在這樣艱苦時期適度地擴編擴崗，對於度過難關應該也是有效的。
還有，我們還要啟動2020年實施過的一些舉措，在研究生層面進行擴招，延遲就業。當然，大學本身也採取了很多的舉措，比如說增加科研崗、學術助理崗等來幫助就業困難的學生，提供短期就業機會。科研崗可以使其在這裡待一、兩年，然後再按應屆畢業生來進行分配。
總體而言，在穩定總體失業率水平的基礎上，我們要把年輕人失業問題上升到一個更高的高度，出台一些相應的青年就業基金和專項行動計劃來幫助年輕人就業。
維持經濟基本盤不要搶跑，也不要無所作為
澎湃新聞：您認為當前宏觀經濟的主要風險點是什麼？
劉元春：宏觀經濟的主要風險點，第一還是疫情，因為只要疫情一出來，那麼就會導致局部區域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停擺。第二大風險，目前肯定就是金融風險，這依然是宏觀經濟的一個底線。房地產預期低迷，導致一些基礎參數，包括銷售、投資、土地、資金來源都還在持續探底，這會成為宏觀經濟的最大拖累。
第三個很大的風險，是俄烏事件。這會導致全球大宗商品價格進一步波動，特別是如果導致能源價格進一步持續飆升，會對中國產生成本性的衝擊。
第四個風險，是全球滯脹的出現，歐美經濟政策超預期的逆轉，會引發歐美需求減弱，甚至他們的「硬著陸」，這也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出現動盪，從而給我們資本市場帶來一系列的壓力。
第五個風險就是中美摩擦，貿易談判、宏觀政策合作以及供應鏈等方面都存在不確定性。
第六個風險，政策傳遞和實施上依然面臨很多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今年3月份政府工作報告，總理反覆談到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問題，它可能會導致一些宏觀經濟政策的執行出現合成謬誤和分解謬誤，從而導致在政策執行中間出現「一刀切」的簡單化，或者出現一些風險疊加的現象。
比如說，有可能很多地方三季度無節制地進行集中花錢，但到四季度就可能沒有錢花，倒逼中央進一步進行救助和債務擴張。從而導致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經常處於「過」與「不及」兩端搖擺，導致地方財政支撐力的弱化和「財政懸崖」現象的出現。
澎湃新聞：您提到了有諸多的不確定因素和潛在風險，那麼您認為下一步中國宏觀政策的核心應該是什麼？
劉元春：第一個就是，目前我們一定要穩紮穩打，很好地落實穩增長一攬子政策。我覺得，目前維持經濟基本盤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搶跑，相關部門也不能無所作為，要克服宏觀落實中間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
第二，我們要提前進行一些增量政策的布局，特別是對於政策空間的拓展，可能要提前進行研究謀劃。對一些增量項目要提前進行庫存，使我們在面臨外生衝擊的時候，能夠快速通過一些項目的啟動來進行相應政策的調整和相應風險的對沖。
第三，要利用二十大所帶來的新契機，使我們的短期復甦政策與中期改革政策要相契合起來，特別是在房地產的「軟著陸」上，要充分考慮房地產長效機制的建設和穩增長之間的平衡，不能夠簡單化，不能因為救房市而重返過去「治亂循環」的困局之中。我們可以通過一些保障性住房投入的力度加大來穩增長，同時有耐心地進行房地產的結構性調整，來解決房地產幾十年所積攢的深層次問題。
要深入研究歐美滯脹
澎湃新聞：今年以來，美聯儲採取了激進的加息措施，國內目前貨幣政策邊際上有所放鬆，您怎麼看中美政策差異？這種差異是否會持續一段時間？會帶來什麼影響？
劉元春：這種差異在歷史上也出現過，因為中美之間的宏觀周期本來都不一致。中國貨幣政策有很好的獨立性，特別是在匯率浮動空間更大的情況下，中國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空間更大。
因此，我們完全不必過度跟隨歐美政策的調整而調整。但是，在全球資本的套利和異動的情況裡面，中美之間的利差全面收窄，對於我們資金的外流會產生一系列的壓力，對於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也會產生一定壓力。所以，這時候我們在價格性調整和數量性調整上，可能要有一些取捨：不是簡單進行價格性的調整，而可能是在流動性充裕上面更多地做文章。
澎湃新聞：在全球滯脹的環境中，中國將會有哪些新機遇？
劉元春：第一，全球日常用品、耐用品價格的上漲，會對中國這一個全球製造業中心產生很好的利好，中國完全可以發揮其競爭力強、規模大、成本低的優勢來幫助全世界從供應端來克服滯脹的問題。從這個角度，中國未來一段時間出口的需求還會保持較好水平。
第二，能源價格的暴漲實際上為我們的能源轉型、新能源的全面市場化和規模化提供了極大的助推力，使新能源汽車等綠色能源產業進一步市場化，並且在規模化中處於世界領先的位置，這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第三，在歐美受阻於滯脹的狀態里，它很難騰出手來進一步落實前兩年對中國全面遏制的戰略舉措。從目前的研究來看，美國要想很好地解決市場問題，不能夠離開中國，所以美國也在全面評估上一輪貿易衝突間對我們加征的關稅。
同時，歐美所組建的相應的供應鏈聯盟，可能也在滯脹中間面臨著很大的壓力，所以這也會給我們帶來一個戰略機會。
當然，大家也一定要看到，在滯脹過程中間，中國也受到很多的衝擊，比如說大宗商品價格的衝擊，或者產生貿易摩擦和衝突進一步激化的現象。歐美經濟下滑的速度過快，也可能帶來對中國需求的收縮效應。
因此，目前我們肯定要深入研究歐美滯脹，及其進一步演進的路徑，把它的影響理得更清楚，然後再來採取相應的一些戰略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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