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精英法律文化與世俗法律文化的差異

人情是水分高下，世事如雲任卷舒。

如山不怕傷人虎，只怕人情兩面刀。

人情是紙張張薄，事事如棋局局新。

如山不怕傷人虎，只怕人情兩面刀。

美人賣笑千金易，壯士窮途一飯難。

知恩報恩天下少，反面無情世間多。

欲知世情須嘗膽，會盡人情暗點頭。

易漲易退山溪水，易反易覆小人心。

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種對人心（古人稱之為人性）險惡、人情冷酷的看法，並沒有導致民眾去創立、相信法律規則，反而形成一種潛規則、相信一種「圈子文化」（熟人文化、碼頭文化、山頭文化、幫派文化等）。圈子裡的人以人情為大，若有什麼不好的事情，儘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有需要幫助的事情，不論對錯，就拔刀相助，兩肋插刀。但對圈子外的人則完全是另一副面孔：冷若冰霜，小心提防，公事公辦，假裝正經。圈子文化使社會陷入碎片化，不易培育出來維護公共利益、講究公共道德、設立公共規則等意識。

第二，人們不是孔子所說的「敬鬼神而遠之」，而是相信鬼神在獎懲人們：

萬事勸人休瞞昧，舉頭三尺有神明。

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

好義固為人所欽，貪利乃為鬼所笑。

中國古代沒有一神教的宗教，也沒有一神教下的那種超驗信仰，而是對眾多鬼神採取個人功利態度。這種理念好的一面，是不容易出現「十字軍東征」那樣的宗教狂熱。但是不是不利於樹立對法律規則的信仰，有待觀察。

第三，人們不是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各人生死各人了，管人閒事受人磨。

龍游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

畜生易度人難度，寧度畜生不度人。

屋漏偏遭連陰雨，船慢又遇頂頭風。

世事茫茫難自料，清風明月冷看人。

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

貧無達士將金贈，病有高人說藥方。

這種利己主義與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不同，他是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差序格局」中的利己主義，被費孝通先生批評為缺乏公共道德意識。

第四，人們不要像儒家經典《周易》說的那樣：「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似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因為命運無常，老天註定，還是安於現狀為好：

由來富貴三更夢，何必楚楚苦用心。

是非只為多開口，煩惱皆為強出頭。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輩新鮮一輩陳。

一苗露水一苗草，一層山水一層人。

悶坐書館閒操心，看來全是論古今。

書中有真就有假，世人認假不認真。

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也真。

真真假假難分解，假者自假真自真。

回憶事情般般假，借假修真破迷津。

為人莫作千年計，三十河東四十西。

多情自古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

命中只有八合米，走進天下難滿升。

少而寡慾顏色好，老不求官夢也閒。

良田不由心田置，產業變為冤業折。

千年天地八百主，田是主人人是客。

2022年5月21日，360導航頁面上還登載了如下表現當下人們宿命論心態的順口溜：

50到80歲的人生順口溜

50歲：人到50像藍球，兒子姑娘搶著留，買米買面又買油，抱著孩子能上樓。

60歲：人到60像排球，兒女不搶也不留。雖然不像以前牛，河面還能用手揉；買蔥買鹽打醬油，幫助孫子能洗頭。

70歲：人過70像足球，兒子姑娘都不留。人老話多不能由，洗鼻吐痰口水流；女兒女婿看見愁，兒子媳婦皺眉頭。

80歲：人進80沒活頭，不如一頭老黃牛，少氣無力臥床頭，吃喝撒拉把人求；遠親近鄰無人瞅，兒女因你結了仇。

總結：話雖說得有些丑，聽得心裡很彆扭，不是智勇瞎胡謅，現實生活例子有；誰也不要誇海口，誰也無需提前走。

各年齡段一個樣：20歲後外地與故鄉一個樣，30歲後晚上與白天一個樣，40歲後有沒有學歷一個樣，50歲後漂亮不漂亮一個樣，60歲後官大與官小一個樣，70歲後房子大與小一個樣。

我研習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有一個心得，覺得認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是由統治者信奉唯意志論和臣民信奉宿命論這兩者構成的一種組合。如果整個社會人人都信奉唯意志論，那古代也不會發生專制政治；如果人人都信奉宿命論，那古代也很難出現專制政治，恰巧是皇帝信奉唯意志論，臣民信奉宿命論，才會導致古代專制政治的出現。

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不是一元而是多元，黃仁宇先生在其《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明確提到了這一點。他指出，明代社會絕不是按照公開宣稱的正式規範運行，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體只是說說而已，於是他努力描繪真實情景。但到底按照什麼規則運行，他卻沒能點透，更沒有分析追究其形成機制。後來，吳思先生在其《潛規則》一書中畫龍點睛了，中國古代社會除了法律明規則之外，還有一套只做不說的潛規則。

三十年前，復旦大學胡守鈞教授曾在上海《文匯報》撰文提出一個觀點，說儒家文化有一個特點，其精華的內容往往不具多少操作性，而其糟粕的內容卻又較容易操作，這也是造成古代有些士大夫滿嘴仁義道德，實際上卻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原因之一。

李光耀先生早年曾在新加坡推廣儒家文化，但到晚年卻感嘆「儒家價值觀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起源於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是中國農業社會的產物， 是為中國農業社會服務的。如果把這個思想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今天資訊發達的工業社會裡，是絕對行不通的。比如我們不再重男輕女，兒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機會，也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因此，夫婦有別的觀念就必須改變。」儒家強調「性善論」，但李光耀在《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一文中直言不諱地指出：「我認為：人性本惡，必須加以限制，制止惡的一面。雖然這樣說可能令人沮喪，但我仍然這樣認為。」經濟學家林毅夫問道，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為什麼它們並沒有在16世紀、17世紀率先實現現代化和經濟發展？

此外，同樣受到儒家文化影響的許多其他國家並沒有實現同樣的經濟成功，而許許多多與儒家文化無緣的國家卻更早地實現了經濟現代化？」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生前明確指出，「儒學思想雖然有一些深湛內容，但是儒學作為一個整體已經過時。當代新儒家企圖復興儒學，那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我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自由、民主、法治是儒家缺乏的，但它們正是構成現代社會的三大支柱。

有人說，既讀懂歷史又讀懂現實的人，才堪稱思想者。上述中國古代傳統精英法律文化與民間世俗法律文化的差異，提醒我們要注意社會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溝通，兩者有一定差異實屬正常，但不能成為對立的二元文化，那樣不利於社會的和諧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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