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國學研究院由於堅持「治學和做人並重」，形成了「尊師重道」、師愛生、生尊師的優良傳統。本文謹就其師生情誼談幾點實況。
一
「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一個學校辦得好壞，教師水平及其教學態度是至關重要的。但要請到學有專長的名師，並充分發揮其才幹卻要有正確的用人政策和工作態度。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章程》中明文規定：「本院聘宏博精深，學有專長之學者數人，為專任教授，常川住院，任教授及指導之事」。有《章程》，還要有人去貫徹執行，否則《章程》便成為廢紙空話。在其籌辦伊始，即非常重視名師的延聘，首先在胡適的建議下聘請了王國維和梁啟超，接著又聘請了趙元任和陳寅恪。其時，陳寅恪正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研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教，已是馳名海內外的學者。
他的應聘來清華執教，有如下一段令聞嘉譽的故事。吳宓與陳寅恪自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結識後，畢生友情彌篤。其時吳宓為國學研究院籌委會主任，經他積極推薦，校長曹雲祥於1925年2月中旬電聘陳寅恪為研究院導師。這年4月，梁啟超應聘到校後，又向曹校長推薦陳。曹雲祥故問：「他是那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學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說：「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辦了。」梁啟超生氣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顯然梁是氣話，是極言之。其實兩個月前聘書便已發出，陳寅恪於6月復電應聘，並言「明春到校」。校方得知他在歐洲經濟拮据，即匯去預發薪金二千元，又給予購書款二千元，為他回國提供了方便。
那時，清華國學研究院在行動上做到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他們懂得「行勝於言」的道理，只喊口號，不見行動，是辦不成事的。他們重視真才實學，不慕虛名，不輕信「文憑」。認為：學位是衡量知識水平的依據，但不是絕對標尺。在其聘請的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四位專任教授中，僅趙一人有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學位，王、梁、陳三位雖是學貫中西博大精深的學者，均無博士、碩士頭街，甚而連學士也不曾是；梁啟超的「文學博士」稱號是後來美國耶魯大學給他的。
1926年7月，陳寅恪到校的當天，在吳宓的陪同下登門拜訪王國維，兩人相見如故，傾蓋論學，甚是相投，結為忘年。當天梁啟超不在校中，待其由天津返校，陳寅恪即往訪之。他還拜訪了梅貽琦和趙元任等院中同仁，至此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陳、趙諸導師已經聚齊。他們不但學術上各有專長，且彼此尊重，坦誠相待，謙和禮讓，友情真摯。在他們看來，朋友之道，信義為首，故當相助，然不可企圖利用，如果為相互利用而交友，便失去了交友的真諦。他們卑視吹牛拍馬、阿諛獻媚之徒，崇尚漢劉向之說——「君子之言，寡而實；小人之言，多而虛。」孔夫子有言：「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他們之交，是為益友。
清華國學研究院對教授一視同仁，充分發揮了他們的專長和主動精神。
來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之前，王國維曾擔任過清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即老師；梁啟超曾執教天津南開等校，是公認的「學術界的北斗」，原籍廣東新會，人們尊稱他「新會」。其弟子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說：「梁任公先生極服先生之學，凡有疑難，皆曰：『可問王先生』，同學輩對於先生，亦備敬愛，故先生居研究院至為愜適」。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輓詞》中有如下詩名：「清華學院多英傑，其間新會稱耆哲」，「許我忘年為氣類，北海今知有劉備」。可見其謙恭和對王、梁二同事的尊重，他還尊稱梁啟超為「南海聖人」。有一天，蔣天樞等弟子前去求教於陳師。陳寅恪向他們說：「我有一幅對聯送你們!」諸弟子喜出望外，屏息諦聽。聯曰：
南海聖人再傳弟子；
大清皇帝同學少年。
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於歡笑聲中受到鼓舞，受到「尊師重道」的啟示。
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講師李濟，在這裡受到尊重，心情舒暢，都恪守職責，嚴謹執教。「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禮記•學記》）他們重視學術，尊重學者，「治學和做人並重」，給予諸受業弟子以極大的感染力，被奉為榜樣，循守不渝，形成了「師愛生，生尊師」和諧的師生關係。
二
藍文征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一文中說：「研究院的特點，是治學和做人並重，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敬誠殷切，穆然有鵝湖、鹿洞遺風。每當春秋佳目，隨侍諸師，徜徉湖山，俯仰呤嘯，無限春風舞宓常之樂，院中都以學問道義相期，故師弟之間，恩同骨肉，同門之誼，親如手足，常引起許多人的羨慕。因同學分研中國文、史、哲諸學，故皆酷愛中國歷史文化，視同性命。」概述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師生情誼及其「尊師重道」的院風，感人至深。
這一傳統的形成是與導師們的言傳身教分不開的。他們經常勸導學生努力養成一種好學風，做人就要做一個正直的人，有道德的人。1927年6月30日，梁啟超偕其弟子作北海之游，發表談話一篇。學生吳其昌記其經過說：「先生每於暑假將近時，約同學諸君作北海之游，俯仰詠嘯於映雪浴蘭之堂，亦往往邀名師講學其間。去夏，寶山張君勵先生因事來京，為諸同學講宋賢名理，蓋穆然有鵝湖、鹿洞之遺見焉。今夏復賡盛游，以時故，諸賢因不能蒞止。先生恐無以孚此嘉會，故自述此篇，以為諸同學之勉策云爾。」他們每有此類師生同游，師生可盡情暢談外，並有學術交流，或請校外名師來講，或由導師自述。藍文征和吳其昌都談到他們師生間「穆然有鵝湖、鹿洞之遺風」。可知其不同學術見解熱烈討論之盛況。
梁啟超這篇講話，大半都是勸勉學生如何在道德上學業上加強修養，「把做人的基礎先打定」。他說：「科學不但應用於求智識，還要用來做自己人格修養的工具」，「當研究一個問題時，態度應如何忠實，工作應如何耐煩，見解要如何獨立，整理組織應如何洽理且細密……。凡此之類，都要一面求知識的推求，一面求道術的修養，兩者打成一片。」就是說：在求知時，工作時都不要忘記道德修養；而道德修養並非「參禪打坐的空修養」，要在自己所接觸的具體人和事上磨鍊。他說：「現在學校的人，當然是將來中國的中堅。然而現在學校里的人，準備了沒有？準備什麼樣來擔任這重大的責任？智識才能固然是要的，然而道德信仰——不是宗教——是斷然不可少的」。他勸同學們在道德修養方面，「最先從自己做起，立個標準」，「一面自己嚴厲的約束自己，不跟惡社會跑」，一面在「朋友間互想勉勵」，「漸次聲應氣求」，「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種風氣」。他最後說：」歸納起來，以上所講的有兩點：（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會上造成一種不逐時流的新人；（二）做學問的方法——在學術界上造成一種適應新潮的國學」。其他導師也常勸導學生如何做學問，如何做人。
各位教師在教學中相互尊敬，相互商討。1926年3月27日，研究院辦公室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三位教授擬就「本年度招生各科命題及閱卷名單」，呈校長批准。王國維擬出二十題後，寄往天津梁啟超，徵求其意見。梁啟超也擬出一些寄回學校與王國維等有關教師商量，並致書王國維，在講述了對研究院招生考試的意見後，他說「不審尊意以為何如？今別擬一準考通告呈覽。若謂可用，請更與雨僧（吳宓）一商。」還說：「四月半後當來校就教一切」。（《梁啟超致王國維書》）可見教授間相互尊敬，遇事多商量的情誼。
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接受導師的「人格薰陶」，他們每月舉行一次茶話會，屆時全院師生齊聚一堂，或討論治學方法，或述個人處世之經驗，以收「觀摩砥礪之益」。平時有弟子請業問難，導師亦著重在「治學與做人」方面進行指導。姚名達在《哀余斷憶》一文中，記述其與王國維之間的師生情誼說：「十二月三日，即夏曆十月二十九日，實為先生五秩初度之辰。先生方以理長了喪事自南方歸未久。仝人展拜於堂，未暇有以娛先生，僅倩貴陽姚茫父繪畫為壽。又七日，先生招仝人茶會於後工字廳，出歷代石經拓本相示。仝人嘖嘖嗟賞，競提問語。先生辨答如流，欣悅異昔。始知先生冷靜之中固有熱烈也」。
國學院還設立了五個研究室，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各負責一室，各教授指導學生研究範圍之內的重要參考書皆置於室中，以便學生閱覽。他們根據學生的「志向、興趣，及學歷之所近」因材施教，對學生的質疑問難極為重視，縝密解答和指導，啟發學生去博覽多思。徐中舒在「追憶王靜安先生」時說：「余以研究考古故，與先生接談問難之時尤多，先生談話雅尚質樸，毫無華飾，非有所問，不輕發言；有時或至默坐相對，捲菸以自遣，片刻可盡數支；有時或欲有所發揮，亦僅略舉大意，數言而止；遇有疑難問題不能解者，先生即稱不知，故先生談話，除與學術有關者外，可記者絕少也」。
綜上所述，其「尊師重道」，師愛生，生尊師，和諧的師生關係，實源之於「各位先生傳業態度的莊嚴懇摯，諸同學問道心志的誠敬殷切。」
三
各位導師不僅關心弟子的學業學習，而且關心他們的全面成長，以及生活、就業諸問題。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可說是無微不至的，這也是得到弟子們敬重的一個重要原因。周傳儒在《史學大師梁啟超與王國維》一文中說：「在追隨梁王二師若干年中，有幾件事，銘刻於心，至今不忘者，撮錄之，以昭明前輩，重交情，講義氣，關心師友、門生如何做人，所謂身教」。「其一，獎掖後進。劉節入學不久，於《東方雜誌》發表《洪範疏證》，新會召之，大加獎勵。余永梁作了幾篇關於契文考釋，新會以其所藏《殷墟書契前篇、後篇、菁華》全套賜之，勖其繼續努力。姚名達著《章實齋年譜》、《邵念魯年譜》，為之介紹商務印書館刊行。同學中有生活困信難者，為之承攬松坡圖書館編寫卡片索引，給予補助。介結王庸、劉節、謝剛主入北京圖書館，管理海氏紀念室，歷史輿圖室。介紹方壯猷做丁文江的秘書，介紹周傳儒入暨南大學做副教授。無論在校、畢業，皆為之安插工作。」
學生可以隨時到導師家中請業問難，導師對弟子的提問，則是以「知為知，不知為不知」的態度，實事求是地縝密解答，遇有不解之難題，即說「不知」。然後告以可到某書中查尋，或言可去請教某先生，絕不誇誇其談，妄加議論。他們的「知為知，不知為不知」的嚴謹態度，今天仍有提倡的必要。
導師對學生則有求必應。學生謝國楨在畢業前夕，請恩師王國維在其兩隻摺扇上題字留念。王國維正為時局之將變而煩躁，仍即書錄前人七律四首相贈。其時任職於研究院辦公室的周光午記述說：「某夕，余適遇先生於吳宓（雨僧）先生所，聞談之傾，先生喟然曰：『吳（其昌）、謝（國楨）諸君，皆速余剪其辮。實則此辮只有待他人來剪，余則何能自剪者』。言罷，三人對坐無語，後此連夜遇先生於此，所談皆時局情形也。於時研究院同學求先生墨寶者，先生輒書古今詩詞之能見其志者以應。」王國維為北伐軍將抵北京，恐其受辱，而悲觀苦惱，為謝國楨題的四首律詩中的兩首，為陳寶琛的落花詩，兩首為唐韓（致堯）的詩。一隻扇上所題的兩首落花詩是：
生滅原知色即空，眼看傾國付東風。喚醒綺夢憎啼烏，入情絲奈綱蟲。雨里羅衾寒不寐，春闌金縷曲方終。返生香豈人間有，除奏通時問碧翁。
流水前溪去不留，余香駘蕩碧池頭。燕銜魚唼能相厚，泥污苦遮各有由，委蛻大難求凈土，傷心最是近高樓，庇根枝葉由來重，長夏陰成且少休。
王國維自沉後，梁啟超聽說王生前曾為謝國楨題贈這兩首詩，平時又知周傳儒同謝國楨一樣喜好書法，即購一檀香摺扇，照書此二詩贈予周傳儒，還告之：「以此兼紀念王師也」。周傳儒對王、梁二師「眷懷後輩」的品德「銘刻在心」，將梁師所題贈的摺扇一直珍藏著。1981年，也就是在題贈54年之際，周傳儒撰寫了一篇《史學大師梁啟超與王國維》，緬懷梁、王二師，同時將梁啟超贈的扇面公之於眾。
學生對恩師繫念殷切，前面已經提及，在王國維遭受長子之喪的打擊時，諸弟子想方設法「以娛先生」。
許多學生畢業後走上社會，仍繫念著校中師友，經常書信致候，磋商學術。陸侃如等畢業後在上海及江浙一帶執教，聽說梁啟超病重住了醫院，即聯名致書墾切慰問。信中說：「任師夫子大人鈞鑒：自別道範，相從南來，河山雖隔，繫念常殷。每度京津同學有道出滬上者，輒相與把臂促膝問津門起居。聞師座清恙大減，則粲然喜色；若聞玉體違和，則相與蹙額浩嘆矣。」「著假中得剛主（謝國楨）信，稱師座近況佳善，息影著書，私心竊喜，以為稍養數月，或能全愈矣。今為時不過三月，乃報忽載病重入協和醫院之說，誠然此信非虛。惟此間同學所急欲知者，即師座病為舊疾復發耶，抑新恙乍添耶？飲食行動尚能如常否？尚祈師座有以示之。」「此間同門有足為師座告者，即全體俱能安心向學，無一輕率浮動者；且社會各文皆相推重，是悉由師座曩日訓誨之功也。」言真情世，頗致仰望禱祝之誠，師生情誼可見。
學生尊敬導師，虛心接受導師的教誨，但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卻知無不言地進行討論。「獨立自由之意志」，是他們共同的理念。這也正是他們之間和諧關係的所由生，學業上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內在原因。姚名達在《友座私語》中說：「靜安先生，稟二百載樸學昌盛之業，值三十年史料出現之富，其著作，皆有發明，考證至此，極矣。然對於新出史料，或昧其出土確地。如商三句兵，初以為出於保定清苑之南鄉，有跋著在《觀堂集林》，嗣又批云：『後知此三器本出易州』。不知其所據者，何人之言。而竟因此斷為『殷時北方侯國之器』，『商之文化，時已沾溉北上』。又謂『蓋商自侯冥治河，已徙居河北，遠至易水左右』，『則今保定（後改易州）有殷人遺器，固不足怪』。先生蓋已深信其說之不謬矣。然以吾聞之陸泳沂教授，則此三器實出陝西，陝西商人攜至保定，北京延古齋肆主陳養餘君得之，以轉售於羅叔言參事，先生則又見之於參事許，蓋已見聞授受至五六次，真相漸昧矣。陳君昨年親語教授，此器斷非保定易州出」，「讀先生文者，幸留意焉。」訂正了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之說。
四
愛因斯坦有句名言：「世間最美好的東西，莫過於有幾個頭腦和心地都很正直的嚴正朋友。」清華國學研究院師生的情誼，便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幫助之上的，是真摯的，嚴正的。他們的情誼不受外面的影響，不因個人眼前的利害而變初衷，有損友情。所倡做「不逐時流的新人」，就是要學生做一個有主見，不盲從，忠於自己信仰的人。
梁啟超曾受業康有為，同倡變法維新，人稱「康梁」，師生情誼深厚。但在康有為支持張勳復辟時，梁啟超通電全國，痛斥張勳，亦間抵康有為；1926年康有為逝世，梁啟超於法源寺設壇開弔，率諸弟子致祭，自己披麻戴孝，有來吊者叩頭還禮，有如孝子。尊敬恩師，又能坦誠批評其錯誤，表現了敬人以德的可貴品德。披麻戴孝，對來吊者叩頭還禮，今已不興，但其尊師重道、是非分明，深為弟子們所敬重，所仿效。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時正在參加浙江同鄉會歡送研究院畢業同鄉集會的曹雲祥校長，得知王國維自沉後，即向與會者宣布說：「頃聞同鄉王靜安先生自沉頤和園昆明湖，蓋先生與清室關係甚深也。」吳宓也認為：他的自沉是「殉清無疑」。辛亥革命後，王國維政治思想趨於保寧，「眷戀舊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儘管如此，清華師生對他仍是非常敬重，不曾受冷落，噩耗傳來，聞者無不為之悲痛挽惜。校長曹雲祥、教務長梅貽琦、摯友吳宓和陳達、梁漱溟、馬衡等先生，及學生三十多人即分乘兩輛汽車奔赴頤和園。他們到達後，因天色已晚，門衛只准校長和校警四人入內，其餘人皆乘車返回學校。眾弟子抵校後即行商議如何為王師辦理喪事，在移屍、檢驗、入殮、停靈過程中均扶護在側，有如親人。6月16日，浙江同鄉會舉行悼祭，清華研究院師生前往參加，祭壇收到哀輓詩聯數百幅，顯現了人們對學者的景仰。
茲選錄清華師生輓聯輓詩數則於下：
梁啟超輓聯：其學以通方知類為宗，不僅奇字譯革是，創通龜契；一死明行已有恥之義，莫將凡情恩怨，猜擬鵷雛。
陳寅恪輓聯：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越甲未應公獨恥，湘纍寧與俗同塵。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贏得大清乾淨水，年年鳴咽說靈均。
吳宓輓聯：離宮猶是前朝，主辱臣憂，汨羅異代沉屈子；浩動正逢此日，人亡國瘁，海宇同聲哭鄭君。
姚名達輓聯：絕學不傳，師胡早死；群囂未息，吾欲無言。
儲皖峰輓聯：幾番問難析疑塵思盡滌；太息我來公去學城已虛。
王力在《挽王靜安師詩》中寫道：海內大師誰為首？海寧王公馳名久。樗材何幸列門牆，昕夕親炙承相厚……似此良師何處求!山頹梁壞恨悠悠。一自童時哭亡父，十年忍淚為公流。
安葬那天遇雨，道路泥寧不堪。曹雲祥校長及吳宓等清華師生數十人，冒雨送葬至清華園東二里許之墓地，直至葬畢方歸。
清華國學研究院新學年開學後，梁啟超持鮮花，率研究院新舊弟子，前往墓地，獻花墓前，叩首拜尊，痛器不已。奠畢，向諸生髮表講演，即《王靜安先生墓前悼詞》，評述了王國維的治學精神和治學方法，讚揚了他的學術成就，最後說：「最痛心的，我們第三年開學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諸位同學談話，這不僅我們悲苦，就是世界亦當覺得受了大損失。在院的舊同學親受過王先生二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學足有些未見過王先生，而覆故居可想見聲頦，讀遺書可領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為學方法，分循他的為學路徑，加以清晰的自覺，繼續努力，既可以自以所學，也不負他二年來的辛苦和對我們的期望」。是的，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治學精神一直在清華國學研究院新舊學生中相承不哀，推動著他們的學習和研究。
1928年，在王國維自沉周年之際，吳宓主編的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學衡》雜誌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國學論叢》等刊物都刊行了《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號。吳宓在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前言」中說：「王靜安先生自沉於頤和園之昆明湖中，迄今適滿一年，允以紀念」。「王先生之生平及其著作，已為眾所稔知，惟遍觀一年來各種紀念刊物，於王先生治學成績，多專取一端而詳為推闡，至若融匯其學術思想之全體，為綜合的論述者，殊未見有。本副刊爰從事於此，略以王先生之治學範圍之變遷及其時間的先後為序分為三篇：（一）曰《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登第二十二期（張萌麟撰，署後素痴——注）；（二）曰《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登第二十三期（浦江清撰，署名永——筆者注）；（三）曰《王靜安先生之考證學》，登二十四期（趙萬里撰，署名蠡舟——筆者注）。三篇本末一貫，只以每期篇幅有限，不得已分登三期，請讀者諒之」。在第二十二期還發表了一篇《論王靜安先生之自沉》，浦江清撰。《學衡》雜誌第六十四期全部轉載了上述文章，還發表了陳寅恪撰寫的《王觀堂先生輓詞並序》、吳宓的《落花詩》八首和《六月二日作落花詩成復賦此律為王靜安先生投身昆明湖一周年之期也》一首、劉盼遂的《落花感王靜安師練日作》一首。這些詩文說明他們的情誼不但沒有「人一走茶就涼」，而是同事之誼、師生之情仍同往日一樣真摯熱烈。
1929年6月，清華大學已決定國學研究院停辦，尚在校的研究院師生集資，於校內建一「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永作紀念。紀念碑由梁思成設計，陳寅恪撰文，馬衡篆額，林志鈞書丹，碑文是：
海寧王先生自沉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人咸懷思不能自己，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珉，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辭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凱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此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該紀念碑今仍聳立在清華大學校園內。
五
師生情誼，乍聽起來好象僅是教師與學生、教師與教師、學生與學生間的私人關係。但深究起來，它卻關係到學校的德育問題。清華國學研究院重視學生的品德教育，堅持「治學與做人並重」，因而才有如此真摯的師生情誼，是教師的言傳身教，給學生做出榜樣，推進了「尊師重道」的學風，使學生潛移默化，奉行不渝。不可否認，他們做人的信條全是舊的傳統道德觀念，今天看來並非盡善，有不少不合時宜的糟粕，但更應看到在傳統道德中有許多具有普遍價值和積極意義的精華，有待我們去發掘，去繼承和發揚光大。
我們知道，道德是在特定歷史時期規範人們思想、行動，並啟發、引導人們進入一種高尚的人生境界的行為準則和價值觀念。道德是一個歷史範疇，「一代有一代之思想，一代有一代之道德觀念，一代有一代之偉大人格」。既是歷史範疇，就必有歷史的沉積，歷史的繼承性。梁啟超重視道德的自我修養，勸學生「從自己做起」，並說：「我自己做人不敢說有所成就，不過直到現在我覺得還是天天向上，在人格上磨鍊及擴充，吾自少到現在，一點不敢放鬆。對於諸同學我不敢說有多少人上的感化，不過我總想努力令不至有若干惡影響到諸同學。」他們的自我修養，是由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出發，企望從個人做起，自我修養，自我完善，而從無數個自我的完善，達到社會的完善。我們今天在建設精神文明過程中提出的「從我做起」，則是從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發，培養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道德修養同樣需要從個人做起，自立、自律，直至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兩者既有時代的差異性，又有歷史的繼承性。
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要學生重視道德修養，教師的模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已不正何以正人呢？聞一多在提議「恢復倫理演講」來加強德育時，強調指出：「不過恢復倫理演講有兩件事要注意：（一）材料問題；（二）人底問題」。「講倫理的人，自身須可作人模範」，「若叫『望之不是人君』的人講那強盜式或市儈式的英雄事跡，便成了『非倫理的』演講了。」
為人師者要「作人的模範」，今天仍有其普遍和永恆的意義。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歷史經驗又告訴我們，為人師者要得到弟子們的信任與敬重，必須具有「莊嚴墾摯」的教學態度，「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忠於職守，熱愛本職工作，尊師愛生是我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新道德的過程中，還必須注意處理好當今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突出矛盾問題，如『義』和『利』之間的矛盾。我們搞市場經濟，不能不講究『利』，如工作效率，勞動報酬，生產利潤等；但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所以又不能只講『利』而不講『義』，如勞動美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等」，為人師者就要講究師德，不能見「利」忘「義」。有些辦學者，對教學質量極不負責，甚至權錢交易公然賣假文憑，這是與社會主義的教育職業道德不相容的。
最後謹錄一句古語借作今用，「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楚狂接輿》）
原文刊載於《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12卷第1期。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tw/uf6Z7ngB9wjdwRpvWVo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