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鄭傑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11月8日，22歲的法國大學生Anas.K在法國大學及管理事務中心（CROUS）大樓外自焚，抗議窘迫的經濟狀況和艱難的生活際遇。目前該學生全身90%被燒傷，在生死一線間。15日，為表示聲援，里昂、巴黎、里爾和蒙彼利埃等地爆發學生暴力抗議活動，抗議大學生生活的不穩定性，要求政府對學生日益艱難的生活給予更多公共援助，重建學生社會救助體系。在巴黎，抗議的學生們圍堵法國高等教育部；在里爾則闖入里爾大學法學院，前總統奧朗德原定於此的演講被迫取消。
我們不禁要思考，什麼樣的生存境遇導致大學生以如此激烈的行為結束自己的生命？事件發生後，該學生身邊人指出「他的行為顯然是具有政治意義的舉動」。在自焚前，Anas.K在臉書上留下了對法國政府的譴責「我譴責馬克龍、奧朗德、薩科齊和歐盟，是他們使我走向死亡並且製造了諸多的不確定性」。
學生生活的不穩定問題並非法國社會的新問題，實際上由來已久。在法國，大學生的生活開支一般有三種來源：兼職的工資收入（約占33%），公共補助（其中包括直接的助學金和住房補貼，間接的CROUS、學校醫療、免除註冊費等，約占32%），家庭互助（指的是家長補助，約占25%）。
根據法國全國大學生聯合會（Unef）今年8月份的報告，目前73.8%的學生無法享受到社會救助，需要依靠父母或者打工收入維持學業。同時，享有社會救助的學生，其所接收的補助金額難以滿足每月的生活訴求。因此，該報告認為法國現行的學生社會救助體系是「缺乏有效性的」。
學生的自焚和暴力抗議活動同樣是對該體系的不滿和失望，他們認為政府沒有表示足夠的重視也沒有進行真正的對話。對於18歲到27歲之間、尚未有穩定收入的學生來說，生活和完成學業都越來越難了。
學生群體的不滿情緒源起於對生活成本上升的敏銳感知。據統計，2019年學生日常生活開支較2018年上漲了2.83%。儘管法國國家財政對學生補助的支出不斷增加，從全球來看，法國社會福利制度也十分優渥，但高於社會通貨膨脹率的生活支出上升仍然使習慣「政府大包大攬」的法國年輕人感到無助和脆弱。當然，學生們的抗議也並非無病呻吟，法國大學生群體的現實境遇著實堪憂。
2019年，20%的法國大學生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在自焚事件發生後，部分大學生接受採訪時表示「每月的社會救助金在支付完必要生活開銷（如房租、交通、通訊等），剩下的部分難以維持生計」，甚至有學生吐露「不得不從垃圾箱找吃的，並且兼職幾份工作來付房租」。一方面是課外打工帶來的課業壓力增大，另一方面是不同家庭的學生境遇不同引發社會不公，這時候政府作為「無微不至的保姆」，也自然成為低收入學生群體的救命稻草和譴責對象。
學生抗議運動歷來是法國社會運動的一部分，但此次抗議活動尚未形成全社會和全國效應。自11月中旬起，法國社會進入新一輪的多事之秋。11月14日公立醫院急診部門要求改革的抗議活動開始，17日又恰逢黃馬甲運動一周年，預計12月5日反對退休改革的遊行也將開始。
政府擔憂各個社會群體形成一致抗議，對自焚學生表示了同情，並表示對此問題「十分警覺」。當然，法國政府在表達理解和對話意願的同時，也表達了對抗議運動激進化和暴力的零容忍。包括教育部長、奧朗德等在內的多方均可以理解學生們的處境，但是堅決譴責以「不穩定性」為名製造暴力衝突，破壞公共秩序。
與其他抗議運動一樣，學生自焚及引發的暴力運動背後是法國社會的長期弊病。我們可以理解學生群體尚未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需要政府補助和社會救助。但是，從全球範圍看，法國學生群體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優於絕大多數國家的學生群體。法國教育部長指出，政府投入了57億歐元用於學生的社會救助。
據筆者了解，在里昂的CROUS大學食堂，學生們只需要花費3.25歐便可以享受一頓還不錯的午餐，遠低於普通餐館的正常價格，其差價自然來自政府補貼。然而，面對國家財政收支的長期不平衡和預算的捉襟見肘，馬克龍及其前任政府均將削減財政開支作為優先事務。
馬克龍政府執政初期即出台了削減社會福利的措施。其中，政府認為學生房補受益者過於寬泛，分配效果不佳，沒有考慮家庭收入和家庭互助，提出將削減個人住房補貼（APL）並將社會標準獎學金(BCS)與出勤率掛鉤。削減福利的措施從來都必然撥動法國社會群體的敏感神經，加之馬克龍政府2017年宣布擴建6萬個CROUS公寓的承諾沒有兌現，引發學生群體對「政府無視學生訴求「的不滿。在法國，民眾對高福利的訴求和政府行為困境之間的矛盾不是學生單個社會群體的問題，而是整個法國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責任編輯：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