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存續的必要條件之一。通過對生產組織方式的歷史轉型進行考察，可以發現，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主體性的積極塑造正是社會歷史過程的客觀要求。而對工業化早期的管理和紀律舉措進行分析，則能說明勞動力本身何以成為合格商品的途經。通過將「為什麼」及「如何」進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兩者結合起來，能進一步透視資產階級政治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產生錯謬的社會歷史根源，並加深我們對於工人階級解放實質內涵的領會。

對於身處「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當代人來說，史根源，並加深我們對於工人階級解放的實質內涵為企業提供高效的管理，提高單位時間的效率和產出，靈活應對市場變動以適時調整發展戰略或降低的領會出，靈活應對市場變動以適時調整發展戰略或降低

一、工業革命之前的諸生產組織方式:

對於身處「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當代人來說，為企業提供高效的管理，提高單位時間的效率和產出，靈活應對市場變動以適時調整發展戰略或降低投資風險，並無任何新奇之處。對成功管理的推崇也早已成為一種時尚，管理的典型案例亦為世界各地的商學院細心揣摩。

但歷史地看，現代管理實際上是在實施工廠監督和紀律的面目下，艱難誕生於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嚴重對抗中: 「為適應工廠勤勉的需要，設計並實施一套有效的工廠紀律法典工廠管理和紀是一項赫拉克勒斯式的事業。」律的需要促使早期產業資本家積極變身為對一切事物都投以審慎目光的細心檢查者，這實際上是在無形中賦予產業資本家以一項溢出工廠之外的新型社會權力。

產業資本家為了建立與工廠制度相配套的管理和紀律體制，通過他們所掌握的經濟霸權和各項非經濟手段，在工廠內部改變人類生產組織方式非經濟手段，在工廠內部改變人類生產組織方式，大發展使得手工作坊日益顯現出其固有的局限性， 在工廠外部以新的工業價值和道德組織社會成員尤其是下層勞動階級的生活、休閒及娛樂方式。

這一貫通工廠內外的舉措使得社會原有的秩序、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均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並最終催生出現代無產階級主體。以生產組織方式的歷史演進為線索，通過對比性研究來透視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主體性的塑造，有助於我們理解工業化初期現代管理和紀律得以出現的原因、相關舉措及其社會歷史意義。

而通過將「為什麼」及「如何」進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兩者結合起來，能進一步透視資產階級政治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產生錯謬的社會歷史根源，並加深我們對於工人階級解放的實質內涵的領會。

一、工業革命之前的諸生產組織方式： 現代管理的不可能性

在工廠制度得以出現並站穩腳跟之前，歐洲最為古老和成熟的勞動組織形式是獨立的手工作坊。它們通常由數量不等的熟練工或學徒組成，手藝人在家庭成員和學徒的輔助之下獨立工作。由於僅限於為相對狹小的地方性市場提供產品，因而作坊規模極小，對管理的要求並不高。在手工作坊中，唯一對技能訓練和人力資本的形成感興趣的，恐怕就只有學徒的父母。

這種培養一般採取師傅—學徒制，在這種模式下，技能的傳授不僅是秘傳的，且帶有父權制的性質。然而好景不長，歐洲中世紀後期的巨大發展使得手工作坊日益顯現出其固有的局限性，許多作坊在不利的經濟形勢中喪失了原先所享有的獨立性。市場需求的快速變動、產品的花樣翻新、信息的不對稱和資金困難等因素促成了作坊對提供原料、生產工具及設備的商人—僱主的依附。

「昔日，匠人們主要服務於本地客戶群，通過經濟利益與這個小而穩定的群體緊密結合在一起; 而現在，他必須依靠向遠方的競爭性市場銷售產品來盈利，從而不 得不仰仗中間商的主攫取了對終端產品的控制權。雖然按照西德尼·波拉德( Sidney Pollard) 的說法，家庭工業制才應該是組織與大規模商品市場相聯繫的小規模生產的適當形式，但在這一時期，在以中間商為主導的售賣—生產體系中，生產環節最終滑向了分包制。

分包制在其興盛之前業已實行數世紀之久，通常由商人—資本家向以家庭、作坊為單位的小生產者提供原料、設備來進行訂貨式的生產，小 生產者或者自己進行生產，或者將工作再度分包出去。在這種生產體制下，家庭與生產場所之間尚未發生時空上的分離: 小生產者負責保管好僱主的原 材料，在家中利用自由支配的時間將原料加工為成品。

相應地，小生產者對時間的自由支配權使得計 件工資制盛行一時。 實際上，正是這一時期市場迅速擴大所造成的管理壓力為這種生產體制提供了生存空間。從商 人—僱主的角度來看，外包制的優勢在於，一方面能 夠減少他們進行直接監督的職責，另一方面能夠將 企業經營風險、資本投入和技術知識等讓與小生產者承擔。

但外包制在發育上無疑是極不健全的: 首先，由於分散於農村的廣大區域，商人—僱主必然無 法對生產過程實行有效控制，因而小生產者或工人 家庭經常無法如期交付成品 ( 例如，他們的僱主面對著織工在家中替五位不同的僱主勞動的可能) 。這對於銳意進取、積極搶占市場的商人—僱主來說，無異於當頭棒喝。這一窘境，只有在商業—資本家與小生產者之間存在人身紐帶、債務 關係、市場壟斷等有利於僱主的情況下才會稍有緩解。

其次，較低的工資成本優勢為產品在供應上的不穩定和質量上的不統一所抵消，兒童和婦女雖工資低廉，但通常技藝較差。再者，小生產者對僱主所提供的原料存在普遍的侵吞現象。有的工人很早就學會了偷工減料，經常通過「揩油」來彌補自己的收入不足。例如，在毛紡貿易中，有的工人可能會以次充好，隱瞞紡織中的缺陷，或弄濕羊毛以增加重量。侵吞行為在關係到價格昂貴原料時變得無法容忍。

最後，外包制生產容易固化僵硬，對技術或組織方面 的提升漠不關心甚至予以遏制。在歷史上，許多歐洲企業曾有意拖延採用新的生產方式。所有這些問題使得外包制日益成為掣肘之物並被有意識地推向 一旁，但這確實並非意味著外包制即將徹底告別歷 史舞台。作為特定歷史時期商人—僱主用以規避管理需求的一種應急方式，分包制本身並不構成一個「階段」。

而是能夠與產業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同階段相兼容;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對主導的生產組織方式的補充，外包制將獲得新的動力和活力，並迸發出驚人的社會控制效能當先前的手工業者和家庭從業人員日益被集中 到同一片屋檐下從事生產時，也就意味著工場手工業時代的來臨。就總體來說，工場手工業的「集中」並未給管理帶來多少實質性的變革。

工人仍或多或少地按照其先前的勞動方式進行生產，唯一的差別 只是他們現在離開了家庭: 家庭與生產過程發生分離，原先的生產場所從此主要充當消費場所。與西德尼·波拉德「控制供應和質量的願望」的觀點相一致，馬格林同樣認為，在工場手工業階段，資本主義勞動分工在本質上不是追求技術上更優的勞動組織方式的結果，而是追求一種確保工場主在生產過也就是程中具有至關重要作用的努力的結果說，工場主的野心在於，在實現對終端產品的控制之後，進一步要求獲得對生產過程的直接控制。

工場手工業確實體現了加強對生產過程的控制的意圖。「集中在同一片屋檐之下」畢竟已意味著處於僱主的直接目光和監督之下; 而分工的精細化趨勢，一方面將工場主作為一種生產職能牢固地安插在生產過程之中，另一方面不斷在技術上瓦解熟練工對生產過程或生產的某些階段的壟斷: 他們經常依仗自身的技術優勢在勞動時間和人員安排上與工場主進行角力，極大地衝擊了工場主的威信和聲望。但就總體而言，工場主的控制是不充分的，集中化的工場生產所能控制的也只是生產的若干階段。只是由於市場的激烈競爭、僱主與工人的尖銳衝突，對管理和紀律的急切要求才在資本主義工廠制度中得到最為明晰的表達。

二、工廠制度及其機器體系:讓現代管理成為必要

現代工廠的開端通常與以紡織廠取代棉紗的家庭製造的理察·阿克萊特( Ｒichard Arkwright) 聯繫在一起，其顯著特徵是「勞動紀律同技術的專業 化、協作以及非人力動力的應用相結合」 廠制度特別是機器體系的出現確實意味著生產技術和設備的大踏步前進，這迫使工人從生產的主觀要素下降為生產的客觀要素，日益淪為看管、照料、侍弄和清潔龐大機器的「人手」，因而這標誌著布雷弗曼所言的概念與執行相分離的開端: 「原先，在手工業中，勞動多少是技能性的，因而通常是生產中最為昂貴的要素; 現在工作必須在工廠內，( 工人) 作為必須整齊劃一地開始、停頓和終止( 所有這些都受 到監工的密切監視) 的巨大團隊的一部分，按照由不知 疲 倦、無 生 命 的 裝 備 設 定 的 節 奏 來 完 成。」

有文獻記載，雖然此前陶器商喬什瓦·韋奇伍德 ( JosiahWedgwood ) 所實施的工廠管理和紀律———他的鐘表、初生的考勤制度以及其他規章制但對於工 度———對後來者而言具有典範性意義廠管理和紀律的嚴肅討論在 1830 年之前並不存在。機器體系的引入加劇了這一問題的急迫 ·尤爾的《工廠哲學》即是明證。從產業資本家的角度來說，工廠機器體系使得巨量的成本沉澱在固定資本之上，僱主對管理和紀律的關注因此成為一種無聲的內在強制。

機器體系連續的流水線作業下，木桶定律顯現出來: 生產的總速度以行動最為緩勞動力輸出中所發生的慢的工人的速度為偷懶、不穩定等現象會降低產能和固定資本的使用率，這是一種雙重的損失; 生產設備在經濟上日益昂貴，在技術上日益精密複雜，這使得僱主希望能夠對工人如何操作這些機器實施監督，愛惜僱主的機器應該成為操作者的職業美德。

而從實際生產者的角度來說，「喪失財產的人寧可成為流浪漢、強盜和乞丐，也不願成為工馬克斯·韋伯更是直言，當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用加強勞動強度的方式來提高勞動生產率時，會遭到前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極其頑強的抵制。習慣於前資本主義社會傳統的生產者對其所認可的良好生活標準有著嚴格的堅持，這使得他們「當工資水平達到一定點後，寧願放棄更多的收入而換得充足的閒暇時間; 給他的工資越高，他達到這一點所即工資上漲，工人反而選需的努力就越少」擇勞動的更少。

農民、手工業者或學徒並不僅以經濟收入來衡量其勞動的回報。在賺取到一定的錢財之後，農民就會離開工業而返回自己的村莊，而手工業者則去酒館豪飲買醉。早期棉紡織廠的許多成年工人有「自由散漫的習慣，很少長期留在廠房。此外，出勤率不穩定，曠工更是家裡」常便飯，紡紗工可以在事先不告知僱主的情況下自行離開。

總的來說，工人對於進入有著別樣時間節奏的大型工廠抱有反感，而工廠對濟貧院和監獄有意或無意的模仿則加劇了這一厭惡情緒。對工廠制度及其機器體系的巨大社會歷史效應的首次辨認和描繪，雖然在實質上是馬克思的貢獻，但他本人關於管理和紀律的思考似乎存在著某種分析上的失衡乃至含混不清之處。

一方面，令人欽佩地對工廠內部的科層制、紀律問題作出了無與倫比的分析和闡釋; 另一方面，則對工廠外部的紀律問題作出如下自相矛盾的判斷: 「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後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 條件。」「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於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種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

我們站在辯護的立場上，認為上述兩種觀點所對應的只是資產階級在不同歷史時期為實現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而採用的不同策略，因而將雙方對立起來所構成的不過是一種虛假的矛盾，但總的來說，馬克思對工廠外部紀律問題的討論確實言之甚少，以至於可以認為他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是不充分的。

國外學術界一再注意到這一問題，我們甚至可以將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解為對馬克思觀點的質疑和含蓄的批評: 馬克思側重強 調主體性生產的身體的和生物學的方面( 工人階級身體的再生產) ，而較少涉及再生產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方面。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社會系統要再生產出自身，僅僅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是不夠的，它必須在再生產出對生產資料的控制 的同時，再生產出對工人階級的控制;

既要再生產出勞動力得以誕生的外部條件，還要通過情感、認知和慾望再生產出勞動力的主體性，再生產出作為剩餘價值之根源的勞動力本身。勞動力不僅要成為商品，還要通過管理和紀律成為合格的商品。以工廠制度為代表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想真正站穩腳跟，實現對生產過程的完全控制，那麼管理與紀律成為技術—機器發明和制度—工廠發展的必要環節。

「讓工人學會( 工廠的) 工作並不難，但關鍵性的問題在於使得工人接受工廠的觀念，在於摧毀他 們的敵視，在於將他們約束為全職工人。」者我們藉助工廠哲學家尤爾所表達出的怨恨，立刻就能明白早期產業資本家的「主要的困難……在於 訓練人們，以使他們放棄散漫的工作習慣並使他們自身認同複雜自動機那不變的規則性」此

，出於現實的需要，早期的產業資本家必然要將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花費在實現對勞動力的社會控制之上: 資本主義工廠制度及其機器體系所必需的工人階級應被積極地生產出來; 工人階級主體應成為一種「晚近的發明」，應從「無」之中生出「有」。

三、工廠的內部與外部———早期資產階級如何塑造生產和生活

者與生產資料的普遍分離、勞動對資本的實質從屬確保了產業資本家與工人之間的統治—隸屬關係。在工廠外部，如同在工廠內部一樣，正是這一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使得產業資本家能夠將權威和影響滲透到工人和人手的日常存在之中。因而在那些處於同一僱主控制之下的工廠區，改造工人階級及其後代子女全部身心的努力表現得最為活躍，效果也最為顯著。事實上，管理的需要及壓力最終與工業—城鎮的建設相互關聯。

在工業化早期階段，新興產業資本家的含義遠比現今豐富。他們必然發現自己處在一個異常尷尬的位置之上，所從事的是一項極有可能血本無歸的高風險事業。為社會環境所迫，在工廠周圍興建交通運輸網絡，進行大規模農業生產，自行配備軍事安全力量，提供工人住宅、醫療衛生救助、教育設施 ( 如日間學校、主日學校、餐廳、體育場、圖書館等) 以及最為重要的教堂等非工業性質的基礎設施和機構成為企業家的分內之事。

這種情形使得西德尼·波拉德發出這樣的感嘆: 「如果我們在僱主的這種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之外添加上其對教育、住宅等的權力，那麼，為什麼對工廠或礦井的管理可能意味著是對整個社區的治理 ( govern-ment of awhole community ) 也 就 一 目 了 然通過對住宅、食品、商店、教育及宗教的控制，僱主幾乎可以在一切生活領域鞏固其統治。

社區通過非市場紐帶與工廠緊密地捆綁在一起，而勞動力及勞動者對工業價值和道德的順從被同時再生產出來。企業主實質上的父權制及最終蛻變為一種治理方式的管理與紀律成為早期工廠區發展塗抹不去的底色。上文只是概要性地說明了早期工廠區的狀況。只有超越諸工廠區多元異質性的管理和紀律策略，我們才能在更為一般的社會—政治層面把握工業化早期管理和紀律發展的總體戰略及邏輯。

幸運的是，馬克思口中的安德魯·尤爾的《工廠哲學》為我們打開了方便之門。透過這本著作，我們不僅能窺見到當時人們對工廠管理和紀律的密切關注及普遍焦慮，還能觸碰到早期產業資本家及其辯護士對塑造工廠—機器體系時代的紀律的最為自覺和完備 的思考。出於論證邏輯上的需要，本文將以《工廠 哲學》為藍本，添加必要的補充，力圖勾勒出英國工廠—機器體系時代管理和紀律嘗試的大致輪廓。

在《工廠哲學》中，尤爾重建紀律的野心自覺涵蓋整個社會與全體成員，上層階級、企業主和下層階級被一網打盡。雖然「上層階級的無知」和「下層階級的缺乏教養」成為王國「最不能容忍的恥辱」，但其重點始終毫不移易地指向下層階級，尤其指向工 廠僱傭工人及其後代子女。為了建立資產階級所需 的紀律，這一時期所實行的戰略包括: 1. 訴諸法律和威懾。這無疑是最為慣常和本能的反應。

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確實發生過「國家強制」，通過血腥立法迫使喪失財產的人轉變為工人: 流浪漢「由於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於僱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如在 18 世紀，英國國會曾兩次頒布紀律」法令，要求羊毛工人在規定期限內回到工作崗位並完成工作。1749 年這一期限為 21 天，而在 1777 年則被縮短為 8 天。此外，為對付因工廠的集中而便利起來的工人階級聯合，法律還被用於對抗工會組織和暴動。

而當舊有的法律不適合當前的形勢時，企業主階級要求訴諸新的法律。例如，尤爾認為，舊濟貧法助長了下層民眾的懶惰和腐化，故而不遺餘力地呼喚新的濟貧法的誕生。但是，法律的實施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肯定是笨拙的，在製造業相當分散的資本主義社會早期，情況尤為如此 。威懾的方式多種多樣，不符合要求的勞動會受到肉體懲罰、罰款或解僱。總的來說，罰款是最為常見的制裁方式。

罰款雖然只是對微小偏差的懲罰，卻具有功能上的「多價性」: 工廠意味著時間的經濟，不能按時出勤、曠工和早退者都會受到嚴厲罰 款，因而罰款承擔著培育時間觀念的任務; 此外，罰款還能為企業主增加額外收入———馬克思曾將之嘲諷為貪得無厭。

2.由於工人的技能是其任性妄為和難以駕馭的根源，因而很難將有技能的熟練工併入機器體系之中; 而只有尚未度過青春期的少年和兒童才是絕佳的柔性材料。基於以上考量，尤爾提出要對工人階級分而治之，要有區別地對待成年工人和工人級的兒童( 但並非沒有重疊) ，並將關注的重心置後者之上。為了對付成年工人，資本要將科學徵召入伍，積極引導技術進步以粉碎成年工人的威望。

通過資本與科學的結盟，將新的生產技術和設備發明出來，不斷蠶食以至最終徹底摧毀成年男工對生產過程或生產諸環節的控制，使得原先的弱勢者、依附者能夠轉變為強有力的競爭者: 婦女和兒童取代成年男工，一 般勞動者取代訓練有素的手工業者。他們不僅價格低廉，而且更便於管理。例如，以自動走錠紡紗機替代普通走錠紡紗機的作用就在於解僱大部分男性紡織工，而保留青少年和兒童度取勝的秘訣，主要不在於其自身的技術優勢，而在於它一方面將階級問題轉換為技術效率問題，並成功地以後者之名遮蔽了前者，另一方面將階級問題轉換為階級內部問題，以工人之間的競爭轉移甚至取代僱主和工人之間的敵視。

向影響機器體系高效運轉的慣習開戰。引入汽笛、鐘錶，遲到 1 分鐘或 2 分鐘的工人禁止跨進工廠大門; 為了回報由僱主提供的工作崗位，工人應該放棄自由開動或停止機器的古老特權; 工廠要注意檢查醉酒，嚴禁僱傭那些具有酗酒惡習者。向傳統節日和慶典開戰，推崇一種理性的娛樂。

嚴禁開設小酒吧，限制烈性酒水的售賣或課以重稅;通過引入新的娛樂活動，諸如「星期六半日假運動」，使得「聖星期一」等傳統節日的狂歡作樂受到約束和改變。資產階級不僅由此獲得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開始將時間的理性化和保持清醒的觀念逐步植入工人階級的頭腦之中。例如，原先為資產階級所喜愛的短途旅行，成為星期六半日假委員會用以填補閒暇的適當方式的興致受到壓制，工作和休閒之間的恰當平衡日益崩潰。

對成年男工實施積極的激勵機制。自身獲得財富、成功與權力的原因在於勤勉、節制和節儉等工業品質，而工人的從屬地位則是由於這些要素的先天性缺漏，這一直以來都被僱主階層奉為圭臬。但大致在現代工廠誕生的同一時段，這種對工人勞動的意識形態開始發生轉變: 勞動者同樣能夠對經濟刺激作出回應。休謨的心理學理論所提供的見解似乎

在此方面有其貢獻 。這一時期所實行的激勵機制———「按成果付酬的某些變種」———因而可以看作是這種新型觀念的實踐表達。這一舉措意義重大，因為「它標誌著工人尋求固定的最低收入或桑巴特的『生計』原則這一信念的終結，以及就工資而言，工人的努力在一個廣闊也就是說，在工廠內部，那些原先觀念的發端」

極少進行積累、珍惜閒暇和娛樂勝過一切、僅為餬口而從事生產的工人，逐漸對提供的刺激反應迅捷，日益敏感於金錢的誘惑。這一重大思想進展及其實踐無疑構成了將前現代冥頑不靈的惰性材質改造為資產階級所需的謹慎理財、深謀遠慮、自利的占有性個人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同時這也可以為人文學科 ( 諸如勞動心理學) 以及工資的邊際效應理論誕生提供部分解釋。除此之外，既然工人在工業品質上的先天缺陷這一貧困帽子開始被摘除，那麼，它所引發的另一種合理推論便在於要「以與組織物理機器同樣合理的原則來組織道德機器」，必須向工人特別是工人階級子女灌輸其先輩所缺少的產業精神與價值。

3．充分發揮福音宗教的潛能，積極組織實施對工人階級子女的教育。我們業已熟知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一般性關係的經典闡述，而在工廠—機器體系時代，我們將對此有更為細膩的感受: 僱主直接站立於教會背後，在各地資助興建教堂、小禮拜堂和主日學校。主日學校應成為「通過建立明智的德行來反對惡習和無知的侵

襲」的「安靜堡壘」 。勞動的天職觀念對僱傭關係雙方宣揚一種宗教意識形態: 為給工人樹立良好典範，資產階級在遵守宗教紀律方面要以身作則;在工廠內，工人方面的順從( 行為端正、吃苦耐勞、服從管理) 以及企業主方面審慎的道德檢查與監督，就是最大的福祉———「對上帝的虔誠」的最高表現。

而為了在「在知識和美德方面培育本城鎮兒童」，為了向工人階級子女灌輸勤勉、遵守秩序、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間和財產權、嚴守時間、聽話和自製等一系列資產階級價值及態度，要在一切地區尤其是在工廠地區為窮人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

工廠主不得僱傭任何不按規定定期上學的兒童; 每周向每位兒童收取一定的教育費用，這可以向兒童和家長傳達知識具有價值的觀念，激發兒童主動獲得知識的意識; 為了樹立一種「體面」的優秀品質，兒童應在上課之前清洗雙手和面頰，而老師應每天對兒童早餐過後是否洗手進行檢查; 兒童應處於具有良好習慣的年輕女性的教育之下; 兒童除了擁有通常意義上的道德之外，還應變得順從和遵守紀律，能夠約束自己的情緒:

在學校內外都要嚴格控制自己的行為和舉止，不應言行粗俗下流; 為遏制粗心大意和不計後果，應在教授一般性才能如識字、書寫和算術等方面同樣不遺餘力。由以上各項具體措施可見，對兒童的教育和培養絕非出於青少年本身發展的目的，能力培育在實質上也不是技術性的而是社會性的和道德性的。工人階級子女不僅要成為守紀律的勞動者，還要成為資本主義社會未來物質和文化商品的潛在合格消費者，並為滿足工廠的需要從小做好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準備。

四、總 結

勞動由對資本的形式從屬轉變為對資本的實質從屬，這不僅使得確保生產有序進行的工廠內部管理和紀律成為迫切需要，而且同時使得紀律直接越出工廠的狹小空間而擴展成為一種一般性的治理方式。在此意義上，產業資本家為實現所需的控制而對工廠進行紀律改造同時就意味著對社會的重塑和構序。

在工廠內部 企業主通過技術進步將工人還原為只應具有低等的刺激—回應本能、與機器體系同樣冰冷的人—機器，試圖粗暴壓制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情感波動和主觀態度 而在工廠外部 為確保工人對難以容忍的工作條件的接受 藉助衛斯理宗這樣的道德機器有系統地大肆攻擊舊有的慣習和傳統，積極煽動並組織有益於企業主階層的新型倫理和理性。

壓制心靈與「向理性進軍」攜手並進，這一時期的整個紀律舉措內在地具有悖反傾向。對於 E． P． 湯普森和西德尼·波拉德這樣的作家來說，總體而言，工業化早期的產業資本家所採取 的管理和紀律措施還是相當粗糙及野蠻的，而擅於揭露權力的微觀技術和空間機制的米歇爾·福柯顯然會對這種觀點不屑一顧 。

但這一分歧並不妨礙潛在的辯論雙方與我們一道達成如下共識:首先，自霍布斯、洛克以來的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哲學所宣揚的自由、平等的公民不過是如煙的幻象，不過是以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勞動力的買和賣為社會根源的一種意識形態。正如馬克思所言，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分離，最終迫使勞動者以不著片縷、除了自身的勞動力之外「自由得一無所有」的方式進入勞動力商品市場，在被資產階級挑肥揀瘦之後進入堪比人間煉獄的工廠。

工人的平等與自由不過是與資本家簽訂勞動契約的平等與自由，不過是作為買賣交易雙方的平等與自由。在形式上的平等與自由之下，掩藏的是工人實質上的臣服和遭受 奴役; 政治國家層面的高貴和體面，無法抵消工人在 市民社會中的低微和屈辱。其次，古典經濟學所謂的理性的「經濟人」並不純然是理論上的假設，它在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賦予僱傭關係雙方的主體效應，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大的真實。

正如科西克所言，資本主義「經濟是一個系統，是一個支配著社會關係的規律系列。 而人正是在這種關係中被逐步地改造為『經濟人』。……作為系統中的一個要素，經濟人是一種到這一最大的真實，而是在於它將這一歷史的真實心照不宣地當作自明的前提。上帝按照自身形象創造了人類，而資產階級則按照自身形象創造了「經 濟人」理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邏輯使得這一「創世紀」散發出尼采「主人道德」的風味: 工人階級理當如此! 人類理當如此!

「經濟人」不只是資本主義社會成員的一般屬性，更是全人類的一般屬性，工人階級理所當然地應成為理性的「經濟人」。為了實現這一偉大理想，恢復無產階級喪失掉的本 性，資產階級不惜勇闖地獄烈火，對勞動者發起神聖的圍剿。 再者，( 英國) 工人階級及其子女轉變成為符合產業革命需要的勞動者的歷史，絕不是一段平滑、進步和幸福的歷史。

只是在火與血、冷酷與暴力的錘鍊中，在不平等的權力關係中，在道德衛士的惱羞成怒 無恥謾罵和熱心建議中，工人最終才成為合格的前工業社會的勞工或手工業者不順勞動力商品只能是強制的社會歷史過程的結果，後發國家的工業化起步與發展在本質上必然遵循相近的路徑。臣服的工人階級主體只能誕生於現代管理和紀律之中。

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的管理就其形式來說是專制的 ， 資本主義平時十分喜歡公權制，特別是代議制，但資本在工廠法典中卻通 過 私 人 立 法 獨 斷 地 確 立 了 對 工 人 的 專制」而 20 世紀美國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布若威進一步把早期資本主義工廠企業視為一個專制的「內部國家」或者「獨立王國」，在其中，對「物」的管理變成了對「人」的治理。資本主義工業不僅生產出產品，同時也生產出工人對管理制度的「同意」因此，依據上述理由，對資產階級政治哲學和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絕不應局限於理論上的批判，還應上升到對致使其發生理論錯誤的社會根源進行現實的革命性批判———必須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在日常生活層面對工人主體性的生產和壓迫。也就是說，無產階級的解放並不能簡單等同於以高度發達的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主義社會應在對未來社會新型主體性的積極鍛造中、在對日常生活的不斷革命中誕生。

［參 考 文 獻］

［1］Andrew Ure．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 ［M］． Lon- don: Charles Knight，1835．

［ 2］大衛蘭德斯

解除束縛的普羅米修斯［ ］北京: 華夏 M ．出版社，2007．

［3］Sidney Pollard． The Genesis of Modern Management: A Study of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 in Great Britain ［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65．

［4］Michael Burawoy，Karl Marx and the Satanic Mills: Factory Politics Under Early Capitalism in England， the United States，and Ｒussia，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0，1984( 2) ．

［5］Stephen A． Marglin，What Do Bosses Do? The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Hierarchy in Capitalist Production，Ｒeview of Ｒ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Vol．6，1974( 2) ．

［6］馬克斯·韋伯．經濟通史［M］．上海: 上海三聯書店，2006．

［7］David Landes． The unbound Prometheus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8］Neil McKendrick，Josiah Wedgwood and Factory Discipline，

The Historical Journal，Vol．4，No． 1 ( 1961) ．

［9］Joel Mokyr，The Ｒise and Fall of the Factory System: Tech-nology，firms，and households since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Carnegie－Ｒ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Vol．55 ( 2001) ．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8．

［11］E．P．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M］．南京: 譯林出版

社，2001．

［1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4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3］Douglas A． Ｒeid，The Decline of Saint Monday 1766 －1876，Past ＆ Present，No．71 ( May，1976) ．

［14］ A． W． Coats，Changing Attitudes to Labour in the Mid－ Eighteenth Century，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Series，Vol． 11，1958( 1) ．

［15］Sidney Pollard，Factory Discipline in the Industrial Ｒevo-lution，The Economic History Ｒeview，New Series，Vol．16，1963( 2) ．

［16］卡萊爾·科西克．具體的辯證法［M］．北京: 社會科學文

獻出版社，1989．

［17］馬克思思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麥可·布若威．製造同意———壟斷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變遷［M］．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