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一部紀錄片有價值，是因為它是創作者富有質感的一段生命旅程。
拍攝第一部紀錄片，至今已二十四年。然而拍攝過程中的每個故事、每個場景、每個段落，乃至每個細節，依然清晰記得，宛如昨日。並非事件怎樣地動魄驚心，也不是人物多麼地偉大不凡，只是當年拍片時一起所經歷的那些人、那些事，心中常常念起，生活中也從未遠離。
大家總說攝製完成一部紀錄片，差不多也就成為所涉領域的准專家了，這是對於片中事來說的。對於人，通常會有另一種描述：拍完一部紀錄片，片中的人，也就成了你生活中的人；片中人的生活，也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
紀錄片拍攝者與劇情片創作者是完全不同的兩類角色。劇情片中創作者的角色，雖然和紀錄片創作者在某方面有些相似，都有伴隨、歷時和共情的過程，然而，由於虛構與真實之間截然不同的界線，使得創作者的心理體驗和情感付出全然不同，尤其是在作品創作完成以後。
劇情片創作，創作主體始終只是一種角色扮演，儘管有時也會因「入戲」太深一時難以自拔，但因其情境式、虛構性，難免與片中人物「間離」，拍攝過程結束，關係也就差不多終止了。紀錄片則不然，你所面對的人，就是出現在你生活中的活生生的個體。儘管是因工作關係而結緣，相聚也未必有太長時間，但是，他將很自然地融入你的生活，成為你生活中的一員，你會與其一起歡喜一起憂。與一些人的關係，甚至會在片子結束後才真正開始，或者以另一種方式延續。
前幾年在桂林參加紀錄片會議，會議期間，自然少不了朋友聚餐。紀錄片《龍脊》導演作為美食狂人，一直是此類活動的活躍分子，那次卻十分反常地成為缺席者。追問原因，說是要專程探望《龍脊》中男孩病重的爺爺。一直聽說導演幫助片中少年求學、求職和找朋友的事，沒想到情義如此這般，不只是隔代朋友，更猶如遠房親戚。想想也不足為奇，這跟紀錄片人的良心不無關係。《遠在北京的家》十年後再續前緣，求證式尋訪拍攝的「時間的重量」，說到底也是對於那群花季少女未來命運的關愛。
面對採訪中窮苦的人，你不可能不想著如何傳授他經驗以擺脫貧困；面對鏡頭前身患疾病的人，你不可能不去想如何幫他尋醫問藥戰勝病魔；面對片中的弱者，封鏡以後你也不可能就此離去，而不想著如何給他以力量重拾尊嚴。一個紀錄片人，會在其片中人物獲得成功時與他分享喜悅；會在他身處困境時給予幫助；會在他感到悲傷時予以安慰；會在他遭遇苦難時與其共渡。
孤獨症患者，被稱作「星星上來的孩子」，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還鮮為人知。紀錄片《母親，別無選擇》中的母親，就是要為身患此種疑難病症的九歲兒子尋醫問藥。無奈，當時北京的各大醫院幾乎都無法診斷，甚至不清楚此種病症該在哪個科室就診。這位被美國《時代周刊》評為亞洲區封面人物的母親，開始了漫長的征程，一步步讓中國社會了解這種在中國有著7/1000發病率且無法治癒的絕症。作為導演，本人也在拍攝過程中逐步了解了這種特殊病症，並在片子完成後，尤其是片子在法國獲得大獎，《歐洲時報》《人民日報》及中央電視台等媒體作了大量報道以後，協助片中這位母親，利用僅有的孤獨症相關國際醫學資源，通過當年國內剛剛起步的網際網路，為中國患者尋求國際援助。同時，還利用各種媒體平台和社交場所，引導社會對這群特殊的孩子及其家庭給予理解和關注。多年來，孤獨症孩子和家庭一直是我的牽掛。
紀錄片人與其片中人之間那份深沉而持久的關聯，也成為了九十年代中國紀錄片的一個特質。如，《一個愛滋病病毒攜帶者》對於患者及其家庭的關注，並竭力消弭社會對於愛滋病傳染的無端恐懼；《爆炸》對於用非常規手段喚醒社會良知農婦的介入性引導和持續關注，促進相關法律制定出台；《半個世紀鄉戀》為韓國二戰慰安婦50年歸鄉愿望的奔走……
並非紀錄片人要成為救世主，只是紀錄片人應該有對於成就他和他的作品的片中人的感恩；應該有對於每個生命個體的善意和尊重；應該有對於社會的溫暖和良知。
如若一部紀錄片有價值，是因為它是創作者富有質感的一段生命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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