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東三省總督錫良應對鼠疫之得失

在清末東北暴發的一次大規模的鼠疫中，東三省總督錫良督責各項防疫舉措，開展疫病學研究,加強與各國合作，比較有效地保證了各項舉措的執行。但也存在一些重大失誤，如沒有及時阻斷交通，沒有及時向外界通報疫情，失誤損失在所難免。

清末宣統年間，東北暴發了一次大規模的鼠疫。宣統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兩名由俄國回國的華工在滿洲里因疫身亡，是為清末東三省鼠疫之發端。此次鼠疫發展迅猛，很快蔓延至哈爾濱、長春以及整個東三省，並波及京、津、冀、魯等地。面對這一來勢洶洶的突發疫情，東三省當局採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舉措，至次年三月下旬長達半年之久的鼠疫終被遏制。其時擔任東三省總督的是素以公正廉潔、恪盡職守著稱的錫良，他在應對鼠疫過程中起到了至為重要的作用，也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有重審之必要。

防疫主要措施

在應對鼠疫過程中， 以下幾個方面的做法值得稱道。

其一，嚴格督飭各項防疫舉措的實施。

鼠疫發生後東三省採取隔離查驗、阻斷交通、疫情日報、焚屍燒屋、消毒清潔等舉措。錫良意識到，諸策或與民不便、或尤類慘刻，「然非實力執行，則疫無遏止之期，不特三省千數百萬人民生命財產不能自保，交通久斷則商務失敗，人人擾亂則交涉橫生，貽禍何堪設想？」（《錫良遺稿》，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11頁）基於此一認識，錫良強力督飭各項舉措的嚴格執行。

就疫情日報而言，起初各屬對此多敷衍了事，「非言趕緊籌備，即曰正在預防，其籌辦預防之方法究竟若何，無憑查考」。鑒於此，錫良對報告內容提出具體要求，包括病院、隔離所數量以及醫員、設備配置，消毒隊、掩埋隊人數，每日入病院以及治癒、疫斃人數。特彆強調嚴禁弄虛作假，「有者詳列情形，無者勿得粉飾」。（《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錫良檔案。下引文除註明出處者，皆引自該檔案）對於電報費用則一律免費，「但各地方官亦不得因免電費任意輕發，措詞冗濫」。（《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儘管錫良強調日報須實事求是，但假報、濫報情形仍時有發生，如昌圖、懷德、賓州等地每日均報有治癒人數，經查所謂治癒者不過尋常感冒，而對染疫者則「趨避不遑，並未診視」。錫良對此怒斥之：「侈然以治疫自炫其長，不啻以民命為兒戲，稍有天良詎肯出此？……凡有防疫之責者，不得因疫之難治，而置病者於不顧。」（《通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十一日）

再如疫屍處理，方法得當與否直接關乎防疫成效，亦關乎國際視聽趨向。錫良最初主張消毒深埋疫屍：「屍體即使焚化，亦不能不抬出郊外，且與民間習俗相違，徒滋驚擾，轉恐隱匿，未便准行，仍以消毒深埋為是。」（《飭新民張守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然此法不僅不能阻斷疫源，反適以製造重大隱患，正如外務部所指出：「疫屍非火葬不足消除毒積，棺多掩埋不及或不能深埋，特足釀疫。」錫良隨即將此義通告各州縣。（《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二日）之後，錫良則堅決實行焚屍燒屋辦法。但民眾出於傳統觀念以及現實利益考慮，對焚化政策普遍難以接受，暗中將疫屍或偷埋、或棄於深山雪堆之中。對此，錫良通飭各州縣務必「苦口演說」，「使人民曉然於官府保全生命萬不得已之苦衷，以祛疑訝」。（《飭開原王令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時責令地方官「派馬巡遍處搜尋，遇有棄屍從速焚化」，「本大臣不時派人密查，如查有上項情事，定惟該地方官是問」。（《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十九日）

其二、推進防疫組織和法規建設，開展疫病學研究。

在錫良督導下，宣統二年十二月間，奉天防疫總局、江省全省防疫會、吉林全省防疫總局相繼成立，各州縣則成立防疫分局、防疫所、防疫分所。同時，錫良大力推動東三省防疫法規建設，形成近代中國第一次大規模防疫法規的建設高潮。有學者統計，自1910年底到1911年上半年出現的防疫法規達到百件，涉及疫情報告類、阻斷交通類、留驗檢疫隔離類、強制清潔消毒類、疫屍及穢物處理類、防疫獎懲類、防疫善後類等。（焦潤明：《清末中國大規模防疫法規建設之濫觴》，《晉陽學刊》2019年第1期）上述法規內容廣泛，涉及防疫整個過程的各個方面，為防疫工作的有效展開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證。

進入宣統三年後，錫良有意識啟動疫病學研究。正月十一日，錫良通飭各州縣強化對民眾進行醫學常識宣講：「疫病傳染，東西醫學家用顯微鏡試驗、用藥物培養，確有一種毒菌為之媒介，僉謂無完全療治之方法，是以注重預防，以消毒、隔離遏其傳染。吾民向未經驗，不知染疫劇烈，視防疫之焚燒、禁閉為苛虐，而歸咎於不為醫治。」（《通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十一日）二月一日，錫良要求新民府等地將疫發至今各種情形詳細調查，限十日內寄省，作為醫學研究資料之用。具體包括以下內容：1.是疫初發時情形若何，有無發熱、咳嗽、吐血、起核等情，病發後何種情形；2.是疫由何處而來，何處蔓延最甚；3.有疫地之中，上下級紳學商工及苦力各等社會，何者染疫為多；4.有疫地之療治、看護、埋葬及習俗何如，有無迷信忌醫及各項不適於防疫之習慣；5.有疫地之衛生，衣食住處及道路、用水、溝渠等何如；6.疫症之各種防衛方法；7.疫斃之人數、年齡、職業、月日、地址；8.疫症之治療諸方法。並特彆強調「務須確切查明，不得稍涉含混」。（《通電新民張守等電》，宣統三年二月一日）

尚在防疫期間，錫良即開始籌備召開國際醫學大會。正月二十二日，錫良要求各州縣就參會人員勢將拋出的「是疫之發生情形、蔓延狀態，及有疫地之各種社會習俗、衛生狀態，發疫後之各種防衛辦法」等問題提早做準備。（《飭哈爾濱郭司使電》，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二日）宣統三年三月五日，來自英、日、俄、德、法、美、比、意、奧等國的代表齊聚瀋陽，召開萬國鼠疫研究會，會議持續25天之久。此次會議是近代以來在中國舉辦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學術大會，展示出晚清政府為抗擊鼠疫主動向世界學習求教的意願。

其三、在維護國家主權基礎上加強與各國合作。

鑒於「此間既苦無醫，尤苦在事之醫程度不及」，（《飭哈爾濱郭司使電》，宣統三年正月二十八日）錫良主張與外國展開防疫合作。宣統二年十月間成立的哈爾濱防疫會、長春防疫會，即由中、日、俄防疫人員組成。奉天防疫總局成立後，「聘請西醫，設立隔離醫院，對人民檢查病症」。（《吳景濂自述年譜》，《近代史資料》第106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30頁）。

然而，清末東北地緣政治異常複雜。日俄戰爭後，日本、俄國在東北形成各自勢力範圍。疫發之後，列強不僅出於自保目的儘可能防控鼠疫，而且還有干涉中國防疫事宜，乃至侵犯中國主權的動機。正如錫良所言：「我不自辦，外人必實行干預。」（《飭昌圖李守鐵嶺徐令電》宣統三年正月六日）俄國藉口中國民間存在棄疫屍於雪地的現象，等春暖冰開疫屍隨流而下則疫勢難免蔓延，提出所有黑龍江各船應接受其衛生檢查，並欲在松花江設關檢查，甚至「擬藉此派兵斷絕交通」（《通致吉江兩省電》，宣統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某些俄籍醫生則屢與商民滋事，以致形成「中醫實乏良士，俄醫又拂輿情，辦理頗為棘手」（《哈爾濱於道來電》，宣統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局面。日本鑒於疫勢日盛，「擬派警干涉，代燒屍身房屋」。英國駐哈爾濱領事「素輕我國官辦事業」，要求疫事權全歸英醫。（《陳簡帥自哈爾濱來電》，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錫良認為，列強無理要求「事關主權，顯欲侵越」，要求各屬照覆各國領事，嚴正聲明疫情防控乃一國內政，斷無他國越俎之理。（《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十二日）對於外籍醫生與商民齟齬情事錫良高度警惕，認為若任由發展則難免激生交涉，「不但風潮易起，且失主權」。（《飭於道電》，宣統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對此，錫良主張將個別外籍醫師辭退，並向外務部及各省請調醫生。宣統二年十一月間，外務部派天津軍醫學堂會辦伍連德以及天津衛生總局法醫梅聶、英醫吉陛來東；直隸總督陳夔龍也派精通西醫的醫官三員、醫學生六名來東。雖有上述情事發生，錫良並未因噎廢食，仍主張與外籍醫生合作，除藉助其力外，更希冀通過中外合作消除列強對中國防疫的非議，其致電吉林巡撫陳昭常即言：「俄人圍燒傅家甸之議，如果疫氣不止，此舉難保不見諸實行，國體民生大有關係。鄙見，俄人防疫事本有經驗，若令伍吉二醫與俄醫及中俄各員會辦，收效較速，且可預杜彼非理之舉動，但必先會訂章程及權限，庶可消患未萌。」（《致陳簡帥》，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其他方面措施

對防疫人員督責、優待同施。疫情防控成效有賴「地方官破除積習，克勞無倦」。（《飭長春李道安東趙道4營口周道電》，宣統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為督促官員實心任事、杜絕懶政怠政，錫良既頻發群電，強調「救疫急於救焚，萬不能耽延誤事」（《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之義，更有對防疫不力者的直接督責，如吉林西北路道於駟興、西南路道李澎恩即被處於撤職處分。針對醫生，錫良也制定嚴格紀律，要求早間八鍾出勤，遲至十鍾者一次記過、二次罰薪、三次撤差。同時，基於「防疫事同禦敵，捐一己之性命以赴急難」（《錫良遺稿》，第1266頁）的認識，錫良給予參與防控人員厚薪待遇，其中醫官月薪三百兩，醫生一百二十兩，巡捕一百二十四元。對於尤為出力者照異常勞績保獎，染疫致死者依陣亡例優恤。英國醫生傑克遜染疫身亡後，錫良給予一萬美元撫恤金，並在追悼詞中沉痛說道：「長老會失去了一位最有前途的成員，而中國政府則失去了一位樂於幫助自己的偉大朋友。」（杜格爾德·克里斯蒂：《奉天三十年：1883—1913》，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頁）

積極消除社會負面情緒。鼠疫不僅造成人員大量死亡，還引發商鋪倒閉、停工停產、物價飛漲等社會問題，造成民眾生存壓力以及心理恐慌。此外不容忽視的是，受宿命觀影響，人們對防疫必要性普遍持懷疑、冷漠態度。克里斯蒂記道，「人們厭惡人身自由受到干涉，更加怨恨買賣和生意受到干擾」。相當多的人認為「大限到了的時候，所有人都得死」，「既然那樣，為什麼還把人送到隔離營去？為什麼把好好的衣服被褥都燒了」？（《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08頁）對此，錫良令各州縣廣貼布告，發布疫情最新動態，並用日常用語解釋鼠疫的危險以及預防措施。臨近宣統三年春節之際，在一份布告中，「錫良用長輩的口吻告誡他的人民，為了大家的健康，不要相互拜訪。」（《奉天三十年：1883—1913》，第210頁）同時，錫良要求各地慎選人員四處演說，「使一般人民疑慮全消，咸曉然於各種防衛設施」。並提議由「已展緩開學」的各學堂教員充任防疫宣講之責，「任事勤勞者，事竣擇尤酌給津貼，以資獎勵」。（《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多途徑籌措防疫經費。東北鼠疫防控耗費巨大，當時有人推測：「從前閉關時代每次用兵之費多不過數千萬，少尚不及千萬，今東三省、京津等處辦理防疫事宜需費一千萬兩以上。」（夢幻：《閒評一》，《大公報》，宣統三年正月二十三日）錫良也自稱：「日來三省各屬電牘紛馳，請醫請藥應接不暇，經費浩繁，不知將來如何結束。」（《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錫良檔案中有一份清冊，展示出防疫經費的幾種來源。1.部撥各款。錫良曾兩次向清政府請款，清政府從大連關撥款銀31.2萬兩；2.息借各款。奉天大清分銀行借銀20萬兩、奉天交通銀行借銀10萬兩、東三省官銀號借銀25萬兩；3.度支司庫墊撥。從解部契稅款中墊撥15萬兩。以上共計101.2萬兩。（《錫良移交籌辦防疫各費清冊》，宣統三年四月，《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輯第124冊），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頁）此外，在宣統三年正月間，錫良奏請開辦防疫賑捐。（《東三省將開防疫賑捐》，《申報》，宣統三年正月十七日）

失誤之處

錫良防控鼠疫之舉措，亦在以下方面存在重大失誤。

其一，沒有及時阻斷交通。

鼠疫發生早期，東三省當局重視不夠，防疫不力，除將病人隔離、規定死亡後酌給埋葬費外，並無具體防治辦法。可以說，東三省未在第一時間阻斷交通，錯過了控制疫情最佳時機。至宣統二年十一月三日，吉林民政使鄧邦述提出阻斷交通的建議：「若疫氣盛傳，只有暫絕交通，為保守之計。」（《鄧司使自哈爾濱來電》，宣統二年十一月三日）然錫良此時仍對疫情缺乏足夠認識，警惕性不足，加之顧慮重重，而未予採納。

直到疫發兩個半月後，錫良方致電吉撫陳昭常商議阻斷交通：「各國防疫，首以斷絕交通為要，若哈埠將火車暫時停止輸送各處，則傳染必難，較留驗辦理為易而收效亦較速。」（致陳簡帥電，宣統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因交通未及時阻斷，嚴重影響到其它舉措的效果。錫良即坦言，從疫發至是年底，「瘟疫蔓延甚廣，道殣相望，慘不忍睹。經督飭認真防衛，而毒氛迄未少殺。」（《賀王益吾老師年節》，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而遲至宣統三年正月，錫良方擬定阻斷交通詳細辦法：「疫盛之區，如哈爾濱、呼蘭、雙城、長春等處，車輛行人一概不准其南下，無疫各處之車輛行人，亦不准其到以上各處，以杜傳染。凡要道，不論有疫無疫，均設卡查驗。車輛行人來自無疫處所者，驗明放行；來自有疫處所者截留七日，驗系無病，仍給照放行。既經驗過七日之後，在經過無疫地方，非驗系有病及疑似者，不再留驗。車輛裝運以糧石柴煤日用必需之貨物為限，其獸類、皮革、陳舊衣服，無論何處，仍不准往來輸送。」（《通飭三省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十日）

其二，沒有及時向外界通報疫情。

直到宣統二年底，錫良方將疫情嚴峻形勢通告各省：「百斯篤疫病，冬初發見於滿洲里，患者寒熱頭暈，咳嗽吐血，皮膚變黑色，一二日即不治。哈爾濱首當其衝，已疫斃二千餘人，蔓延附近之雙城、長春、賓州、阿城、呼蘭、綏化等處，亦已死一千數百人。沈垣傳染迄今斃二百二十餘人，沿鐵道各屬，如新民、昌圖、廣寧、綏中，均波及傳播日甚。」（《通致各省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而此時，各省對於東北疫事已然「謠言四起」，（《飭各道府廳州縣電》，宣統三年正月三日）這種外部環境，顯然不利於東北的疫情防控。

在向各省通告疫情的同時，錫良亦發出求援請求。如十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錫良先後電請山東巡撫孫寶琦、兩廣總督派遣西醫或軍醫來奉協助，並請求經費支持。但各省因遽得東北疫情消息，難免缺乏準備且某些省份亦受到疫情波及，以致大多不能給予支援。如山東巡撫孫寶琦復電錫良：「煙台日見蔓延，德州各處亦有傳染，正在四處防禦。西醫、軍醫尚不敷用，未能派赴尊處。」（《濟南孫慕帥來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曾任黑龍江將軍、奉天巡撫的江蘇巡撫程德全致電錫良，也表達了愛莫能助之意：「疫病傳染甚速，西醫缺乏，款項支絀，自在意中，愛莫能助，奈何？」（《蘇州程雪帥來電》，宣統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綜上，在應對鼠疫過程中，錫良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有的甚至是影響全局的重大失誤。但值得稱道的是，錫良秉持擔當意識，嚴格督責，充分發揮了總督的主導和引領作用，從而保證各項舉措的嚴格執行和有效落實。疫情結束後，英國《字林西報》就錫良應對鼠疫專門刊發題為《東督之防疫》評論文章，頗能反映當時輿論傾向：「東督獨能以明白之見地，行文明之政策，效驗卓著……凡在奉天之居民，應無不深致其感謝之情者也。」（《譯字林報文〈東督之防疫〉》，《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輯第130冊），第144-146頁）

（作者：潘崇 系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