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底的時候，羅曼·波蘭斯基憑藉新作《我控訴》在法國電影凱撒獎獲得最佳導演和最佳編劇獎，一時引起了輿論的軒然大波。
爭議的焦點，並不是《我控訴》的藝術成就是否擔得起凱撒獎的榮譽，而是波蘭斯基本人的醜聞舊事。
波蘭斯基40年前的少女性侵案早已是世人皆知的污點，凱撒這次授獎不但讓哈內爾等一批電影人憤然離席，也讓無數影迷再次加入到對波蘭斯基的聲討行列當中。國內也有一大批影迷就此事件爭論不休。
如今，大半個月過去，爭議的聲浪漸已平息，而我們也終於能看到《我控訴》。
在這裡，只討論影片本身，無關電影之外的是非曲直。
《我控訴》的片名，無疑是取自1898年著名作家埃米爾·佐拉在《震旦報》上發表的致總統的同名公開信，這封著名的公開信的背景，正是波蘭斯基的影片試圖還原的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是19世紀末法國的一場知名冤案。
1894年，猶太裔的時任法國陸軍上尉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因為一些並不充分的證據被判叛國罪，其本人遭到軍隊的革職，並被判處終身流放，在惡魔島上忍受著羞辱式的監禁。
影片的一開場，就是對德雷福斯革職一幕的再現。
這場戲拍得莊嚴肅穆，整齊劃一的軍隊在肅殺的氣氛中執行了革職的儀式，四周圍觀的民眾則不斷發出「處死賣國賊」的呼喊。
可以說，整部影片的基調，在這場開場戲裡就一早定下。
此後的故事則圍繞法軍反間諜處處長喬治·皮卡爾展開。
在另一起案件的調查過程中，皮卡爾無意間發現當初審判德雷福斯的證據有重大疏漏，而真正叛國的間諜其實另有其人。
當初給德雷福斯定罪的證據，僅有幾封含糊其辭的書信，唯一「確鑿」的證據，是與其筆跡相似的一封書信。
但皮卡爾卻發現這封書信的筆跡，與陸軍軍官埃斯特拉奇的筆跡一模一樣，後者才是向德國泄露軍事情報的間諜。
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皮卡爾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的上級說明德雷福斯的冤情，提議重申此案。
但皮卡爾等來的，卻是一次又一次地拒絕，讓他為了軍隊和政府的榮譽和面子，沉默噤聲。當皮卡爾為了正義繼續追查真相，連他本人也被軍隊立案調查，先是革職，最後更被投入監牢。
在這個過程中，《我控訴》呈現的是軍隊官僚體系的刻板與腐朽。
他們不但無視證據，而且偽造證據，一邊不斷用軍銜和官階壓制皮卡爾的聲音，一邊還極力為真兇埃斯特拉奇洗脫嫌疑。
他們根本不關心國家的安全，也罔顧真相和正義，他們唯一在乎的，是自己曾經做出的判決不被更改，自己的失誤不至於蒙羞。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軍隊體系之所以如此斬釘截鐵地認定德雷福斯有罪，與他的猶太人身份有巨大關係。
當時的法國社會，反猶主義在民眾中有極大的影響力，每當社會出現重大問題，總有人會在第一時間找猶太人問罪。
身為猶太人的德雷福斯，儼然從一開始就背負了某種原罪。
正是在這一帶有強烈種族歧視的偏見之下，軍隊和法庭才會如此草率地審理此案，他們的判決才會在民眾當中有數量可觀的支持者。
而皮卡爾之所以當初敢於站出來為德雷福斯辯護，正是因為他對猶太人不抱任何偏見。
萬般無奈之下，皮卡爾只得求助於新聞報界，把此事向公眾公開。埃米爾·佐拉和後來擔任法國總理的克列孟梭也從此時開始強烈關注此事。
不久之後，就有了佐拉那篇力透紙背的《我控訴：致共和國總統的信》。
文中，佐拉嚴厲譴責了軍方高層和軍事法庭基於反猶偏見、以「愛國」、「榮譽」為名去掩蓋自身的醜聞並捏造事實誣陷德雷福斯。
波蘭斯基也用了一組鏡頭把這篇直陳軍隊官僚腐敗體系的雄文，逐字逐句地在銀幕上誦讀出來。
那些從中作梗的軍官，每一個都在控訴的名單之上，每一個都感覺是在被當面呵斥和羞辱。
佐拉的文章發表之後，有大量公眾人士為他的訴求籤名，其中包括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納托爾·法郎士和印象派畫家莫奈等人。
這些文化界人生的發聲和表態，也就此定義了「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以批判為己任；為公義而發聲。
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佐拉就是最早的「公知」（公共知識分子）。
1898年法庭終於開庭重審德雷福斯案，在公開的庭審席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個軍銜響亮的將軍公然提供不實的證詞，一群群不明真相的群眾在聽到德雷福斯有罪的判決後高呼法蘭西萬歲。
德雷福斯案重審的場景，幾乎是影片開場一幕的重演——一樣是整齊劃一身著軍裝的軍隊，一樣是狂熱地抱持愛國激情的民眾，一樣是孤單孱弱的猶太人德雷福斯，只不過他的身邊站著一個無從聲辯的皮卡爾。
德雷福斯的冤屈並未得到洗雪，只是把終生流放改為十年苦役，皮卡爾還得繼續服監，就連為他們發聲的佐拉，都被判處一年徒刑，處3000罰金。
與此同時，埃斯特拉奇卻在秘密軍事法庭的審判後被判無罪。
到此時，德雷福斯案已經在法國國內引起了軒然大波，越來越多的人對德雷福斯的蒙冤和真兇的無罪釋放表達不滿。
整個法國社會從上到下，包括政府、軍隊、教會、報界、政黨、團體、家庭，幾乎都分裂成了支持德雷福斯和反對德雷福斯兩派，爭鬥異常激烈，全國都陷入一場嚴重的社會和政治危機。
最後，當時的法國總統不得不特赦德雷福斯，但德雷福斯卻表示：「共和國政府還了我自由，然而失去了名譽的自由對我毫無意義。」
在重審8年後的1906年，最高法院才宣判德雷福斯無罪，蒙冤12年的他終於得以恢復名譽和軍銜。
始終在為德雷福斯辯護的皮卡爾，也因此而獲得了巨大的聲望和影響力，晉升為準將，並在克列蒙梭內閣中任陸軍部長。
波蘭斯基拍攝這樣一部控訴官僚體系的影片，很難不讓人與他自己的經歷產生某種聯想。
波蘭斯基自己就是一名猶太人，而他的性侵案更是讓他多年來不得前往美國。《我控訴》再現的德雷福斯冤案，也很像是他對自己被判的罪行所做出的某種聲辯。
蒙冤多年之後，歷史還了德雷福斯一個公道。至於波蘭斯基的案件原委，我們也只能等待時間去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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