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3日，住在成都華西壩的馬悅然在日記中寫道：「把兩百塊銀元放在一個提包里，埋在花園的糞坑裡。」6天後，他又把銀元從糞坑中釣上來，並「用了半天工夫，把比罪惡還黑的銀元擦洗乾淨」。
像許多擔心戰爭的成都人一樣，馬悅然既惶惶不可終日，又不失幽默感。
1950年7月，馬悅然離開中國。1956年，他來到北京，擔任瑞典駐華使館文化參贊，2年後離去。再次來北京時，已是上世紀80年代，他寫道：「真的哭得出眼淚，那時的北京完全不像林語堂先生所描寫的城市。」
今年10月17日，將中國視為「第二故鄉」的馬悅然溘然長逝，終年95歲。在他身後，貼滿了著名漢學家、翻譯家、高本漢的高足、瑞典文學院院士等標籤，但最為中國讀者熟悉的，還是「諾貝爾文學獎終生評委，且是十八位終身評委中，唯一精通漢語者」。很少有人想過，這一標籤背後的深層意味。
方丈帶他走入中國文學
1924年6月6日，馬悅然生於瑞典延雪平省首府延雪平市，它是瑞典第九大城市。
據馬悅然自己說，20歲服完兵役後，他去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攻讀拉丁文和希臘文，想畢業後當高中教師。1946年春，馬悅然讀了林語堂的《生活的藝術》，第五章講到了老子和莊子的哲學，便去圖書館借《道德經》的英文、德文和法文譯本，結果令他驚訝：三種譯本差別驚人。
馬悅然鼓起勇氣，給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打電話，希望拜訪他。在拜訪中，馬悅然問《道德經》哪個譯本更準確，高本漢說：「都不行，我自己的譯本最可靠，但沒有發表，我可以把手稿借給你看。」
一周後，馬悅然還手稿時，高本漢問：「你為什麼不學中文？」
1946年8月，馬悅然搬到斯德哥爾摩，跟高本漢學中文，從《左傳》開始。
高本漢
當時斯德哥爾摩大學沒有漢學系，高本漢每周給研究生開兩次講座。1948年，馬悅然拿到洛克菲勒獎學金，來中國調查方言。清末時，高本漢曾到中國搜集了33種漢語方言材料，其中南方材料較少，所以建議馬悅然去中國的西南山區。
馬悅然在四川北部工作2年，在峨眉山下，結識了報國寺方丈果玲。果玲出家前曾在大學教國文，馬悅然在寺中住了8個月，果玲每天早飯後授課2小時，除四書五經外，還有《唐詩三百首》、魏晉南北朝詩等。
離開報國寺後，馬悅然回到成都華西壩。為保護華西大學安全，馬悅然與他後來的岳父陳可行都曾參與巡邏。
馬悅然第二次來中國時，與著名作家老舍有交往。
據學者張靜河鉤沉，1970年前，馬悅然僅將5篇中國文學作品譯成瑞典語出版，其中包括老舍的短篇小說《普通病房》。1970年後，馬悅然譯介中國文學作品的速度「驟然加快」，「到1992年為止，他的全部文學譯作就有700種之多」。
寫不好漢語詩的漢學家
轉向中國現當代文學，可能與1975年發起的編寫《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相關。
據學者張靜河介紹，該手冊「對入選作品要求很嚴」，來自歐洲11國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中國香港等100多學者參與編寫，以詩歌卷為例，既收入胡適、聞一多、徐志摩等人作品，也收入杭約赫、蘭冰等很少被提及的詩人的作品。
《中國文學手冊，1900—1949》是從文學史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進行整理。這似乎給了馬悅然以誤導，他常以此視角來判斷作品價值。成為諾獎終身評委後，馬悅然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他的一些議論也屢屢引起國內學者不滿。
學者唐小林曾撰文對馬悅然的文學欣賞水平提出質疑，比如：將南北朝民歌中的《子夜歌》誤認為是名為子夜的女詩人作品，並稱讚她的作品有濃郁的肉感，寫得自由爽快；稱王老九是「很有天才的詩人」。這位王老九識字不多，是陝西農民，代表作是：「六月荷花滿池開，詩人歌手會北海。紅旗歌謠滿天飛，羞得李白頭難抬。」表達了1960年來北京參加全國文教群英會時的感受。
馬悅然用漢語寫過俳句，比如：
老和尚埋怨
「一兩大煙兩塊錢！」
怎得到遼西？
再如：
蝌蚪們做夢。
啪嗒地跳入池塘！
聽到麼，芭蕉？
馬悅然似乎認為，只要思想上有突破，就是好作品，中國文學也適合這一規則，這顯然是一種誤會。
文學史就是誤會史
馬悅然的誤會有積極意義。
首先，傳統中國文學過度強調審美，使文本板結成一個個潛規則，既限制了作家的創造力，也阻礙了大眾審美水平提高。馬悅然則鍾情「審丑」，不論是沈從文筆下湘西世界的冷酷、反人道，還是曹乃謙《溫家窯風景》中的愚昧、醜陋，都給了馬悅然發現的興奮，這種興奮來自文學史視角。
馬悅然稱讚說，曹乃謙作品中對亂倫的揭示，是此前中國文學沒有的。但他忽略了，從《金瓶梅》《紅樓夢》，到曹禺的《雷雨》，均有相關內容。
文學史視角的價值在於：提醒讀者，在貌似優美實則陳詞濫調的文筆背後，文學還有更廣闊的空間。文學不只是裝飾品，也可以是思想方法，揭開美好生活下的暗傷，也是文學的任務之一。
其次，傳統中國文學過於內向、封閉，重手藝輕創作。不少學者批評曹乃謙的作品表現力不足，只能滿足部分讀者獵奇的需要，難稱精品。可問題在於：精品的標準是什麼？難道精品就是對經典的高仿？
從文學史看，四大名著都曾被認為是獵奇之作，除《紅樓夢》外，其他三部在結構上均有「硬傷」，但今天誰能否定它們已屬經典呢？
因為誤讀鮑照，才會有李白；因為誤讀蘇東坡，才會有李清照。文學史就是誤會史，正因為一代代作家誤解了前人創作，感到不滿，才會創造出新的篇章。
馬悅然的誤會，也是其中之一。
鄉巴佬中真有「人道之根」嗎
誤會不可怕，誤會的結果卻可怕——馬悅然也投入到對鄉巴佬的禮讚中。
馬悅然曾說：「乃謙的小說，無論主人翁多麼貧窮，多麼笨拙，他或她還保存著一種中國農民固有的人道之根。蘇童的小說《米》是我所看過的最可怕的小說，裡面沒有一個好人，都是壞的……我真的看了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因為那種惡。」
作為現代都市中的遺民，很容易對「人道之根」過分信賴，因為它是被剝奪的故鄉的替代品。
馬悅然曾說：「峨眉山的雄偉秀麗、教我欣賞唐詩的報國寺方丈對我的關懷、報國寺里的小和尚們對我的友好、鄉下人民極為樸素的生活方式和眾多中國友人對我的關懷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應該說從那時起就與中國產生了感情。」
馬悅然希望自己出生在南宋，「如果生在山東，就和辛棄疾是鄰居了，可以談談詞，喝喝酒」。他表示，辛棄疾是中國歷史上最好的詩人，遠超李白、杜甫。
馬悅然曾翻譯過許多辛棄疾的詩，但辛棄疾肯定不會喜歡把「算只因魚鳥，天然自樂，非關風月，閒處偏多」，翻譯成「我多想追隨游魚與飛鳥，去分享大自然的快樂；我不願放棄清風和明月，悠閒之餘不斷充實自我」。在漢語中，「天然」不只是「大自然」，漢語中的「風月」也不只是「清風和明月」。
原本多義、模糊的詞彙，在馬悅然的筆下，被強行變得清晰、單義，所以馬悅然無法理解：「鄉巴佬」並不是另一種人類，他們和城市人一樣多元，如果在城市中找不到「人道之根」，那麼在鄉村也找不到。貌似提拔鄉巴佬的背後，其實是將他們排除在人類之外。
他依然在仰望文學共和國
馬悅然發明了「鄉巴佬」，並將它視為東方文明的價值所在，而支撐這一誤會的，是對文學共和國的想像。
歌德曾預言，世界文學將取代民族文學，因為人性是共同的，必然會有一種文學能將全人類團結起來。其實，這是啟蒙哲學的價值超越說屢遭挫敗後，不得不寄情於審美超越說，因為審美有超現實的一面，可以掙脫利益對行為的干擾。
歌德寄望於一個高於現實的審美，這是宗教思維的簡化版。審美真的是純精神嗎？真的游離於教育、傳統、傳播之外嗎？這種把心與身強行分開的想法，根本不可能成功。
馬悅然延續了這一虛構，他試圖用鄉巴佬來回答兩個問題：其一，文學的價值是什麼？其二，東方文學能給西方什麼？
馬悅然曾說：「我翻譯沈從文的《邊城》時，我很想到作者的故鄉去，跟那兒的很樸素，很正直，很爽快的居民在一起過一段日子。」
帶著遊覽人類博物館的心態，馬悅然希望中國文學永遠停在鄉巴佬，通過展覽「人道之根」令他賞心悅目，從而與本土的感受、本土的需要脫鉤。於是，中國文學成了OEM（外包訂單）：諾貝爾文學獎制定標準，中國作家只需按單生產，至於品牌塑造、市場推廣等，由諾獎來負責。
顯然，文學共和國是一份不太公平的契約，是假冒偽劣的大同理想。
錢鍾書為何出言尖銳
捅破這層窗戶紙的，是錢鍾書。
1995年第1期的《傳紀文學》中，刊出張建術創作的報告文學《魔鏡中的錢鍾書》，其中寫道：
更早的時候，諾貝爾評獎委員會的漢學家馬悅然上府拜訪他，那次，錢鍾書一面以禮相待，一面對著大名鼎鼎的馬博士，說出一番尖銳的話來。他說：「你跑到這裡來神氣什麼？你不就是仗著我們中國混你這飯碗嗎？你懂中國嗎？」
馬悅然夫人陳文芬認為絕無此事，但學者肖鷹找到了張建術，並依據史料，寫出《「錢鍾書斥責馬悅然」考辨》等文。
眾所周知，錢鍾書接受採訪後，必須看稿才同意發表，此文亦不例外。文章反響極大，可直到錢鍾書3年後去世，其間從未提出異議。
錢鍾書
肖鷹發現，王元化先生在《一九九一年回憶錄》中曾寫道：「我和馬悅然相識在八十年代初，他是由錢鍾書介紹給我的。當時錢先生曾向我說，『我不會把不相干的人介紹給你，這個人是不錯的。』當時馬悅然還不是瑞典皇家學院的院士。他當選為院士（同時也就成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以後，不知為了什麼，錢鍾書和他的交往逐漸疏遠，以至斷絕。有一次我聽到錢鍾書批評他說：『他的董仲舒也搞不下去了。』」
馬悅然曾撰文回憶他與錢鍾書的交往：「那是1981年或1982年，當時我是歐洲漢學學會的會長。他見我就說：哦，你到我們這個動物園，看哪些動物了？我們這個（《中國文學手冊》）一共4冊，小說、短篇小說、戲劇跟戲曲，但我們準備專門做個討論散文的，我就去問錢鍾書。他說，哦，中國有人寫散文嗎？這我倒沒聽說過。」
馬悅然沒注意到，錢鍾書回答中的挖苦意味。
他的真誠跨越了文化藩籬
每個人都是自身文化的造物，並以此為基礎，對其他文化進行想像。在一個已完成城市化、回歸平穩的社會中，馬悅然難免會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一種很多西方社會缺乏的活力。」
在馬悅然看來，東方文化負責優美、質樸、發展，所以與西方不同。正如賽義德所說：東方是西方人發明出來的。作為「他者」的那份惶惑、屈辱與憤怒，很難被發明者體察到。
馬悅然曾誇讚錢鍾書的小說，如果不是創作量少，也許錢鍾書會被提名。
晚年馬悅然落入了後現代的圈套中，非常配合媒體對「諾獎八卦」的需求，甚至還有一位年輕的中國作家表示，他賄賂過馬悅然。馬悅然竟真的寫信怒斥此謠言，使他民國式中文的短板暴露出來，為新一輪炒作提供了靶子。
後現代文化正消解一切，包括真誠。馬悅然越想誠實面對，便越遭到糾纏。
1988年，在得知沈從文去世的消息後，馬悅然試圖說服其他評委，打破諾貝爾文學獎不授予已去世作家的傳統，把獎給沈從文。被拒絕後，馬悅然走在街上，流下了淚水。
不論文學共和國是否成功，不論世界文學能否最終替代民族文學，偉大的理想必須有它的殉道者，他們願意付出犧牲，願意忍受誤會與挫折，他們自覺地背負著全人類的未來，馬悅然正是其中之一。
沒有人能完全超越誤會，但總有人在持續努力。馬悅然因此而不朽。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唐山 編輯：羅皓菱。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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