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的那個小女孩,已是個成熟的、容光煥發的、美麗而溫柔的少婦了……臉上已經沒有了長春時代的稚氣和嬌態,可以說我是第一次看見那最親切的微笑和想念的淚眼。
這是溥儀時隔十年，在1955年的夏天再一次見到「福貴人」李玉琴的場景。他眼中那個曾經對他百依百順，唯唯諾諾的少女李玉琴已經全然不見了蹤影，換來的是一個成熟的、容光煥發的少婦。
李玉琴是溥儀的第四個妻子。自從溥儀的偽滿洲國破滅後，他們已經有十年沒有見面了。再次見到溥儀的時候，李玉琴很是高興。在那短暫的會客時間，他們說了很多話，他們迫切地想要了解對方的情況，想知道這分別的十年，雙方是怎麼樣的度過的。
他們完全沒有分別已久的陌生感，言語之中充滿了溥儀想要的那種如同「戀愛」一般的情感。
這種感覺是溥儀全然沒有想到的。在他第一次收到李玉琴來信的時候，這種情感就已經躍然紙上，信中說，李玉琴還在等著他，還在尋找他。
言辭之間，熱情洋溢，這立刻讓溥儀心中升起了一種異樣的情緒，一種如同小說中所描寫的叫做「愛情」的情感。
溥儀的第四任妻子李玉琴
他的心中滿滿都是懷疑，因為他不確信這種感情，究竟是否是真實的？
我感到不安的已經不是這些，而是她對於那個封鎖她、統治她，把她看作奴隸似的人，今天表示了這種溫情是真實的嗎？「親愛的溥儀」這句開頭的稱呼，是真情的流露嗎？還是被我的去信的開頭無意識地引起的？還是由於別的我不知道的原因……
說實話，溥儀並沒有做好當別人丈夫的準備，他所迎娶的那些女子，除了「祥貴人」譚玉齡外，並沒有太多的情感。他把那些女人看做是自己的附庸，是不可以淘汰的商品，他從來沒有把他們放在和自己的平等的位置上。可是現在李玉琴又出現了，站在一種他前所未有的角度上，給了他如同戀愛的感覺。他感覺到一種不真實，甚至是懷疑。
現在李玉琴來了，就在他送出第一封信之後的十天，就來到了撫順戰犯管理所來看他了。他的心中忽然又生出一種希望，他願意相信這種情感是真實存在的。尤其是當溥儀知道李玉琴這十年來一直在等待著自己的時候，心中的歡喜簡直是無法用言語來形容。
李玉琴很快離開了，可是這天晚上，溥儀看著手裡的相片，相片上是李玉琴的照片，辮子上扎著兩個可愛的蝴蝶結。他把相片貼著自己的上衣口袋放好，時不時就掏出來看看，就好像是剛戀愛的小伙子，完全是一副患得患失的樣子。
就像是他自己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所說的那樣：「總之，從第一次會面起，我忽然似乎懂得了什麼叫作夫妻，什麼叫作戀愛。當一九五六年的春天降臨時，我真感到了春天，人民的寬大，妻子的愛情，這就是我的春天，我的希望。」
1955年的下半年，李玉琴又來看了溥儀一次，這一次他們又嘰哩哇啦聊了好久，難捨難分,因為事先已買好回去的車票，結果硬是誤了車。規定的一小時會面時間實在是太短了。不過,那次給溥儀帶去的兩套舊毛衣褲和背心,卻使這個正在被改造中的末代皇帝感到了長時間的溫暖。
可是溥儀並不知道的是，李玉琴的心已經開始發生變化了，她在一封信里有這樣一段話：
「我們重新建立新社會的幸福家庭，那時我們才是幸福呢！」
這是一種迂迴的說法，實際上是李玉琴對於過去在舊社會生活中的厭惡，她明確表示：只有在新社會建立的家庭，才是真的幸福的。
獄中的溥儀
可是舊的家庭生活是怎麼樣的？難道她之前和溥儀建立的那個家庭是痛苦的嗎？
答案或許在溥儀自己的回憶中能找出些許端倪來：
我想起了我們過去的家庭生活。那時是什麼家庭生活呢？對於她，我不過是當作一名奴僕，一個工具，一個用來聽我說些無處可說的蠢話的收音機，一個用來解悶出氣的物件。這可憐的姑娘被我訓練成不能有一點兒主見，和對於「夫君」的懷疑。
溥儀的話中那句「對於她，我不過是當作一名奴僕，一個工具，一個用來聽我說些無處可說的蠢話的收音機，一個用來解悶出氣的物件」中，便可以看出：李玉琴在當時溥儀心中的地位。兩個人完全沒有什麼感情，或者說，李玉琴在他心中只是一個物件。
其實當初李玉琴之所以進宮大半原因是因為「祥貴人」譚玉齡的死。當時譚玉玲「屍骨未寒」，帝室御用掛吉岡安直便搶著給溥儀安排后妃的人選。
他拿了一堆日本女子的照片，讓溥儀從中選擇一個作為自己繼任的妻子。溥儀擔心：娶一名日本妻子，這無異在自己的床頭替關東軍司令官安一個耳目。於是，他決定要找一個年幼的中國女孩子作為結婚對象。
結果吉岡居然給他拿來60多張當時偽滿中、小學校的女學生照片，供其挑選，最終選中了南嶺女子國民優級學校的李玉琴。
李玉琴從一開始就是溥儀的「被逼無奈」的選擇，他的這種選擇只不過是為了應付日本關東軍的藉口，他從一開始就只是把李玉琴當做「可用的玩具」，至於感情這種事情，決然是沒有的。
於是現在，當溥儀真的對這個曾經的「玩具」產生了感情的時候，他心中不可避免有了一種憂懼，甚至在心中揣測自己真的能夠給她這種想要的生活嗎？
偽滿洲國時期的溥儀
1956年的上半年，李玉琴第三次到撫順看望溥儀，來時仍是帶些書籍和文具用品等。有一次還拿了一雙她親手給溥儀做的布鞋，溥儀高興地把它在兄弟、妹夫和侄兒們中間傳看，他的「貴人」還給他做鞋穿了！
兩人之間的來信也是越來越頻繁，李玉琴在信中多次描述她心中所想像的那種「幸福的生活」，而對於這種「幸福的生活」，溥儀竟然也不自覺開始幻想了。
李玉琴為什麼屢次給溥儀描繪那種幸福的生活呢？其實，在偽滿皇宮中的日子，並不是那種想像中的錦衣玉食，或者換句話，說是牢籠也不為過。
皇宮裡的規矩很多。
剛進宮的時候，李玉琴就被送去了徹底消毒一遍。這是溥儀的怪癖，不單是她，任何人進宮都要經過這樣的一個程序，甚至連日常送進宮的報紙也要先消毒一番。
不但如此，由於出身平民，宮裡的那些皇親貴戚、宮女還有太監們，也經常向她投去蔑視的眼光。至於名義上的丈夫溥儀，也沒有把她放在一種正常「妻子」的態度上。就像是他自己在之後的回憶中說的那樣：
我和她結婚以後，仍把她看作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擺出一副封建專制的君主和家長的威風。高興時就去搭理搭理他，不高興時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有時還嚴厲呵斥她。後來索性不和她同居。因此，我們兩人之間根本談不到一般夫妻之間的情感。換句話說，我和她的關係，也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用壓力湊合到一起的。
他甚至還讓李玉琴簽訂了一張字據，由李玉琴本人簽字蓋章，並在佛像前面宣誓焚燒。
溥儀後來所寫的一份證實材料中，關於李玉琴那份「筆據」的內容曾作過如下說明：
「我為了完全控制她，首先定出了讓她永遠不能翻身的21條，主要內容是：強迫她必須無條件地完全遵守清王朝的祖制，必須從思想深處絕對服從我，一切言語行動都得順從我的意旨去做，任何事情都不得擅自處理，即使與父母通信也要先得到我的批准，要以三從四德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為準繩，忠實地伺候我一輩子。只許我對她不好，不許她對我變心。即使思想上起了不該有的念頭，也得立即自我揭露並向我請罪，否則就是「大不敬」，要甘受處分；不許給娘家人求官求職不許回家和家人見面；不許私蓄一分錢，打聽外事。此外還有不許撒謊，不許隱瞞，甚至還有見我不許愁眉苦臉之類的。
總之都是束縛她、防範她的辦法，從肉體到精神都作了周密的規定。對李玉琴的父母，家屬也制定了6條限制規定。例如：不許他們對外泄露和我的關係，不許求官、求職、求金錢，不許來看望李玉琴，也不許李玉琴回家探親，不許借我的名義辦事，如果我有什麼命令必須絕對執行。
這樣的生活必然不是李玉琴所想要的，甚至這種生活在現在的李玉琴的眼中看來是充滿厭惡的。
她在信中的語氣漸漸發生了變化，她的心中開始覺醒，她意識到過去的那種生活是一種不幸，而這之中的不幸的源頭，很大一部分還是來自於這個丈夫，溥儀。
她在給溥儀的信中時常會回憶對於往日生活的怨恨，而她想要的那種生活，讓溥儀充滿了嚮往，可是又有著一種愧疚的心情。他想到了過去是怎麼樣對待他的，他說：
越覺得負疚，感情卻越是在滋長。我發現，隨著見面和通信次數的增加，對她的感情和對未來的嚮往也逐漸強烈起來。
他能夠感知到在信中，李玉琴有著一種力量在甦醒，這種力量迥然於過去在宮廷中那種怪異的夫妻關係，那種被玷污的如同噩夢一般的日子所帶來的痛苦，一種對於新生活嚮往的力量在這個貧民的女兒的腦子裡開始甦醒。
現在已經是新社會了，她感知到了一種蓬勃的希望在這個新社會中發芽，而對於那散發著腐爛惡臭的舊社會，她的心中滿滿都是厭惡。雖然此時的她看待婚姻、家庭還是舊日的觀念，可是甦醒的力量已經在她的心裡紮根，在她的多次通信中，她迂迴地向溥儀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可是當時的溥儀還只是沉浸在對於兩人未來的幻想中，他想著自己被改造完成以後，或許可以和李玉琴建立一個全新的家庭，他覺得自己可以給她這種生活。可是他沒想到的是，李玉琴想不想要，或者說是不是想和他一起建立這種全新的生活。
只是在她後來的來信和會見中，發現她不太談到未來家庭的生活，而更多的是對過去的怨恨。關於她的過去，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太知道，她似乎不管這些，有時寫得很多，顯然是感觸激發之際，不吐不快，至於對誰談倒像是次要問題了。
在第四次探視後過去不久，李玉琴用整整一旬的業餘時間,斷斷續續地給溥儀寫了一封長信,全文近3000字,把自己的身世到理想,全寫到了。
回想起來，我的童年時代太苦了，是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踐踏之下的東北……日本鬼子大人，不叫我們去玩，並且放出洋狗嚇唬我們，叫洋狗咬我們。把我們嚇得哭了起來；跑吧？人沒有狗跑得快。於是，小朋友們大哭直喊媽媽。日本鬼子都哈哈大笑起來，孩子們都嚇壞了，他們開心地笑起來了。……」偽警察走上前一步，舉起拳頭說：「你再廢話，我就打你！」我和小朋友們憤恨地走開了……再看看今天，新中國的兒童是多麼的幸福啊……所以信寫不寫是沒關係的。同時，再去看你也是遙遙無期了。一來我沒有時間……可是，就不能有時間多給你寫信。
「可是，就不能有時間多給你寫信。」是真的沒有時間寫信了嗎？不得而知，可是看著信中所描繪的那種對於舊社會生活的描寫，那個曾經被日本人、洋人採買所欺辱的中國孩子，那些在長春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就可以明白這些不過是藉口。
她厭棄過去的一切。而對於溥儀——這個代表著過去痛苦記憶的男人，她又怎麼會去愛，她又拿什麼去愛？
她心中逐漸覺醒的情感和這樁婚姻所帶來的的那些痛苦的回憶，是如此矛盾。
可是沒有共同值得回憶的過去，又怎麼會有共同的未來呢？
李玉琴決定：為了未來，還是要把這一切給割捨掉。
於是在1956年12月中旬，李玉琴第五次來看望溥儀。
在那間他們每次會面的小屋子裡，溥儀再次見到了他的「妻子」李玉琴。
她的臉上還是帶著笑容，溥儀剛一坐下，李玉琴就說：「今天咱們研究一下，咱們生活上的事。」
溥儀是滿心疑惑，看著李玉琴還是帶著笑容的臉，突然間，覺得好像有什麼事情就要發生了。
「你對我現在雖然很不錯，可是我們年歲差得這麼多，興趣就很難一致，我喜歡的你不一定喜歡，你喜歡的我也不一定喜歡……我想來想去，還是離了的好……」
她是來提離婚的。這是溥儀完全沒有想到的，可是當聯繫到最近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來信，一切好像又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感情不是很好嗎？你說的那些，我並不那樣想，為什麼興趣不能一致呢……」
溥儀並不明白李玉琴，或者說他所了解的李玉琴只是他想像中的那個李玉琴。他不明白曾經那個和他一起暢想未來幸福生活的妻子，怎麼突然要離婚了。
他反覆挽留著她，可是李玉琴的態度十分堅決。不管溥儀怎麼勸說她也只是重複著那句話:我想來想去,只好這麼著。
我想來想去，只好這麼著了。她肯定是想過的，想過曾經在舊社會的那些日子，從偽滿垮台,到全國解放以後,她背著巨大的包袱,承受了巨大的壓力。她不會不想起自己在那些日子裡所遭受的種種白眼，那些孤苦無依的日子，而在那些日子裡，她的丈夫——溥儀，卻又是在哪裡。
她正是因為想了太多，才終於有了這麼樣一個決定：我要離婚。
是的，已經在新中國生活了五六年的李玉琴已經覺醒了，她嘗試到了新社會的美妙，那種從舊時代帶來的懵懂以及愚昧，正在她身上一點點剝開。
她想要重新開始，她想要和過去的一切訣別。而要訣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徹底告別溥儀。因為溥儀就是那箇舊時代的象徵，就是她所有痛苦的根源。
她還有幾十年的日子要去度過，她不得不考慮到自己。她已經想明白了，新的起點能否開始，過去的歷史能不能翻篇兒，最重要的就是溥儀「這一著」。
她在當時的所有想法可以用她自己的這段話來描述:「我和溥儀離婚，其他理由都是次要的，夫妻生活當然也有一定關係，但是一個長年吃素的人也就討厭肉了,一個多年不接觸男人的女人也能習慣的。如果沒有外界的壓力就不可能離婚。」
這個外界的壓力究竟是什麼。我們不得而知，或許是外人的閒言碎語，或許就像是李玉琴自己所說的那樣，她和溥儀年齡不合，興趣不合，或許是她對新社會的嚮往，女性意識的覺醒，但也或許是這些原因剛好全都拼湊在一起，讓她決心和溥儀離婚。
可是這一切是溥儀不懂的。當他和李玉琴之間的裂痕，赤裸裸擺放在他面前的時候，他完全沒有能力去修補，去挽回。管理所的所長也加入了勸說的行列，可是越是勸說，越是堅定了李玉琴的決心。
離婚，只能是離婚了。
溥儀仍然是覺得迷惑，可是這個曾經幾經滄桑的末代皇帝的思想認識確實是今非昔比的了。他已經懂得:在這樣的時候,要擺脫開自己,而儘量多從他人的角度考慮問題。最終他還是決定要李玉琴的請求。
後來在接受採訪的時候，溥儀講到為什麼同意和李玉琴離婚，他是這麼說的:
第一,在同德殿的年代裡，我確有很多對不起李玉琴的地方，給她留下了心靈上的傷痕;第二，兩人年齡懸殊,感情和興趣很難一致,李玉琴得不到應有的安慰;第三，我目前被管制，何時獲釋也是遙遙無期。
於是 ,溥儀便找到李玉琴,向她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既然如此,這是勉強不了你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你的痛苦上。我希望離開之後,我們還是朋友,好象兄妹一樣……」
「那是一定的,我們還是朋友,以後感情也不壞。」這是李玉琴流著眼淚的答覆。
當溥儀把與李玉琴談話的情況告訴所長後，所長有些不相信地問道「是不是就不可挽救?」
「她很堅決。」溥儀回答說,「我比她也是太老了，她不幸福……」
「你的態度是很好的。……且看看她是不是還有信來吧。」所長仍是抱著希望。
關於這以後的情況,溥儀自己有如下一段回憶:
「過了幾天,竟真又收到了她的來信。因為這次離婚始終是兩人和平協商的結果,並未發生彼此感情的破裂。
因此,她回家以後又給我寄信、寄東西,安慰我。來信還說惦念我,又說她的母親、姐姐和她因此連新年也沒有過好,都難過得流了淚。又說,如果我能夠早日出去的話,她還可以等待一個時期等等。我的這顆心又被弄得動盪不安起來了。
所長又找我談，他向我出主意說:讓她來,再談談,好不好?
於是我又給她發了一封信。她接信以後很快就來了。
本來在當時正當春節放假的期間,按理說是不能接見的。可是組織上去特別許可在假日內也能會見並且為了照顧我們,告訴說有話可以儘量談,談幾天都可以。還破格地允許讓她和我住在一起。
儘管所長這樣地為我們的終身幸福著想,但商談結果是不得不尊重她的意志我們雙方同意決定離婚。」
這樣,管理所領導和溥儀所期待的溥儀與李玉琴夫妻感情上的轉機,終於沒有出現,破鏡沒有重圓,一切工夫都還是白費了。
李玉琴返回長春後不久,便在長春市寬城子區法院辦理了離婚手續。
溥儀後來回顧這段往事寫道:「我也明白了,這是不可挽回的事。不但我沒有這個力量，熱心腸的所長和慈愛的母親(指李玉琴的媽媽)也都沒有辦法。她有了完全屬於她自己的意志,她真變了。這是我當時唯一想到的結論。」
當時,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所長同志還曾語重心長地對溥儀說道:「一切在變,你也在變,溥儀。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上,這是對的。」
1959年，溥儀被正式特赦，在中南海受到了周恩來的接見，之後甚至還得到了植物園的工作，工資也不錯，有100元。
後來溥儀又成為了全國政協委員，並從事修改民國檔案等史料工作，工資由100元調到了180元。
而離婚後，李玉琴意外的在長春又見到了溥儀。
一天，李玉琴從工作的圖書館、食堂出來，見招待所門前停著幾輛大客車，從旁邊走過時，無意識的向車裡一瞥，忽然發現溥儀就在車裡坐著，當時李玉琴瞬間愣住了。
回到宿舍的李玉琴坐立不安，突然生出一種特別想見溥儀的衝動，所以她跑出宿舍來到招待所門口，但是大堂內已經無人，她便到招待所收發室要求傳達，卻破天荒的被擋住了。理由是有重要客人。
第二次又去，並且提出了見溥儀的要求，結果只見到溥儀傳出的一張字條：既然已經離婚，還是以不見面為好。
沒辦法，李玉琴只好離開了。至此，他們再也沒也見過面。
對於離婚後，溥儀給李玉琴的紙條：還是不見面為好。後人有很多種解讀。
有人說，不見面為好，其實是溥儀在故意擠兌李玉琴。
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李玉琴之所以離婚就是因為溥儀不知道還要坐牢多久，前途未卜。結果現在就特赦了，還成了全國政協委員，這是在向李玉琴炫耀。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溥儀其實被李玉琴傷透了心，他投入了真感情，結果卻被離婚，是受了情傷。不見面，是為了避免見面還難過。
更多的人，認為溥儀他之所以留下那張絕情的字條，並不是翻臉不認人，只是希望李玉琴忘了他，走自己的路。
因為溥儀覺得自己帶給她的更多是不好的回憶，而不把這些不好的過去撇去，又怎麼可能會有幸福的未來呢？所以索性把他給忘了，重新開始。
更多人，認為溥儀可能想表達的就是最後一種意思吧，因為就像是撫順戰犯所所長說的那樣：
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犧牲上，這是對的。
而他對於李玉琴的放手，可能也就是他真正作為一個「人」，對於良心的贖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