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0日上午，美國環境法研究所（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ELI）高級副總裁、研究與政策高級顧問John Pendergrass；公益環境法研究員Susannah Marie Dibble一行到訪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中國綠髮會、綠會）秘書處，綠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周晉峰、副秘書長馬勇熱情接待來賓一行，綠會國際部、期刊處、項目部同事參加了會議。
組圖來源：綠會融媒
會議上，雙方分別介紹了各自在推動環境保護方面長期開展的工作，並探討了未來共同感興趣的話題。雙方探討了《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GBF）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最佳實踐以及經驗、土壤健康及其保護、環境治理；以氣候變化影響等問題。
周晉峰介紹了綠會在保護生物多樣性、推動綠色發展、參與環境法治、倡導土壤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方面開展的工作及成效。雙方各自分享了過去幾年來的一些工作中的成功經驗、問題和心得。
周晉峰提到，中國綠髮會作為全國一級學會，一直致力於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多年來根據《環境保護法》維護環境公共利益。過去幾年來針對嚴重污染環境或破壞生態的違法企業提起了數起環境公益訴訟，其中多個案例被最高法列為典型案件，或收錄為指導案例，對推進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特別是生態環境保護相關的政策、標準等出台，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比如，發起了為保護土壤生物多樣性而創新提出的全國第一起「電蚯蚓環境公益訴訟」，使得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司法實踐從較為狹窄的「保護瀕危物種」的思路拓展到「保護生態系統」的一個經典判例，這個案例不光在中國、在全世界也具有引領意義。在綠會鄰里生物多樣性保護（BCON）工作組推動的反大規模電捕蚯蚓的持續長期努力和推動下，2023年中央一號文件將蚯蚓保護納入其中。
通過支持環境公益訴訟，推動外賣平台在點餐頁面增加了可自主選擇是否需要一次性外賣餐具的功能選項；並通過積極建言獻策、立法建議、環境公益訴訟等有效遏制月餅、粽子等食品和商品的過度包裝行為，推動了過度包裝垃圾減量。
此外，中國綠髮會還積極參與各個領域的政策建言，以及一年一度的「兩會」建言，主動為國家科學決策服務，有效服務了國家及地方相關政策的科學決策 ；編制、發布了40項涉及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全國團體標準；加入全國相關標準技術委員會的有關專家委員會；擔任國際標準化組織生物多樣性技術委員會（ISO/TC331）專家，參與國際標準的編撰等工作。
接著，馬勇與John Pendergrass探討了各自在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 領域的工作及其進展，馬勇提到，ESG與氣候變化直接相關，ESG在中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因其與國家的「雙碳」戰略與目標息息相關。為此，中國綠髮會編制實施了《ESG評價標準》，是中國國內較早的ESG領域的標準。與此同時，馬勇也提及中國綠髮會多年來堅持不懈地維護環境公共利益、保護綠水青山，致力於推進解決引發氣候變化的系列問題；在他看來，法官們雖精通法律、擅長判案，但他們在氣候等相關科學知識方面往往較為欠缺；加強對於他們相關科學知識的培訓，可以幫助他們提升意識，有效推動實際案例問題的解決。來賓表達了贊同。
談及氣候科學，周晉峰適時提及氣候生物多樣性，並介紹了他前段時間去沿海某地調研紅樹林的經歷。有些工程項目因侵占、破壞紅樹林，導致遷徙候鳥傳統棲息地喪失，地方便訂立了「三倍補種紅樹林」的政策。此政策聽起來出發點很好，實際上，很不科學。調研期間，他發現，當地利用非常看起來「了不起」的技術和方法，在塑料桶內培育紅樹林，並將其成功移植到本沒有紅樹林生長的地方。他對此並不認同。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涉及到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多樣性的重大問題。不是說只有「紅樹」就好；好的是「生態系統的不同」。不同的生境，孕育著不同的生命（生物多樣性）。我們任何一次人工的努力和改變，都是對生物多樣性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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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對於紅樹林遭到破壞後，到底該補種多少？在哪裡補種？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樣性科學問題，需廣泛邀請相關領域的科學家進行充分的論證。周晉峰認為，「紅樹林三倍補種」政策並非絕對錯誤，實際上，如果增種紅樹林遵循以下2點則並無不妥：1）在合適的位置進行補種；2）紅樹林補種的總規模不超過當地近期歷史上所生長的紅樹林的規模就可以。紅樹林補種，最重要的還是要科學化。
同樣，上海南匯東灘人工植樹造林運動也是前車之鑑：植樹不等於「綠色發展」。南匯東灘濕地曾經因指標化、運動式開展大規模植樹造林而被列入中央環保督查。南匯東灘是上海獨樹一幟的生態寶地，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尤其是鳥類多樣性。幾年前上海南匯東灘大規模的植樹，將當地濕地生物多樣性置於危險之中。大規模「植樹」並不能等於「綠色發展」。並不是所有地方都適合種樹、應該種樹；當地的原生態是濕地、灘涂，應該保留和尊重，不能以植樹的名義、以生態的名義惡劣破壞當地的典型生態。
接著，周晉峰分享了關於「科學綠化」的一些觀點。以「三北」防護林為例，他分享了科學植樹造林與水土保持及荒漠化治理之間的關係，分析了植樹造林運動中的一些良好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問題。過去的一些植樹理念因科學性的支持不足，隨著時間的流逝，也逐漸顯露出來。比如，有一些樹木或樹種，在種植30年後死亡。這就導致一百年需要種植三次；在自然界，這些樹種原本可以生存一百多年。那麼原因何在？
原因在於該項目嚴重依賴老化的幼苗進行造林，而沒有考慮到樹木的老化問題。不正確地使用克隆繁殖方法（老化的幼苗）而不是用真正種子發芽的樹木，嚴重影響了樹木的壽命，導致樹木過早衰老和死亡。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因此，如果未來繼續大規模植樹，我們需要可靠的技術，如rajeunissement（幼化）技術，來改變樹木的樹齡，並在種植前使其去老化。這在相當程度上解決了如何避免「三北」地區出現的一些樹木在種植幾十年後「短命」地成批死亡的問題。
接著，他還介紹了對於「聯合國生態恢復十年」的一些見解，剖析了當前一些地方濕地所面臨的挑戰和威脅——「好心辦壞事」，以工業文明思想指導的工程建設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原本的自然生態環境和綠水青山，給當地的生物多樣性帶來了巨大的威脅，並且這種對於自然的擾動和破壞幾乎是不可逆的，很難恢復如初。究其原因，在於他們混淆了「濕地恢復」與「濕地修復」這兩個概念，錯誤地開展了一項又一項「濕地修復」偽生態工程。
生態修復（Ecological Repair）與生態恢復（Ecological Restoration），一字之差，謬之大矣。之所以強調應為「恢復」而不是「修復」，是因為這意味著：不是人為的大規模地干預，而是以最小的人為干預來推動自然的恢復。在中文的語境中，「修復」的主體是人類，是一種人為作用，並且「修復」的思想和主張常常站在了生態文明的對立面，以生物多樣性破壞為代價。而在生態文明理念的指導下，無論是生態系統還是野生動物棲息地，其生態治理都應是基於自然的恢復而非人為的「修復」。能讓其自然恢復就別再採取人工措施進行修復，況且人工修復往往會因為某種自然因素而不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恢復成效。
周晉峰還談到了棲息地的喪失、以及由於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謂「生態工程」帶來的問題。時過境遷，今天隨著人口增加、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水資源的壓力日益加劇。以北京的南苑為例。歷史上屬於南苑大泡子的北京南苑，本是一片自然荒野之地、有著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濕地生態系統。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北京成長為一個極度缺水的高密度的人口城市。然而，如今有了一股 「恢復南囿秋風的歷史景觀」的規劃，並經過一系列「生態改造」項目建成了一個森林濕地公園。這對周邊區域生態環境帶來諸多影響。
那麼這裡森林濕地公園建成之後和沒建之前的區別是什麼呢？建成之前南苑是鳥的樂園，那裡棲息著40-50種鳥，很多瀕危的鳥把那裡作為它們的家園。而當新鋪設了美麗的草坪，並將其規劃成整齊劃一的森林濕地公園之後，那裡僅剩4-5種鳥棲息，這是為什麼呢？原來，不同的鳥偏愛的取食種類不同。有的鳥吃這個草籽，有的鳥吃那個草籽，但是新鋪設的草坪僅有一種草。比起工業化、不育的人工草皮，野草因為要繁衍，容易結籽，而草籽正是鳥類的食物來源，天然的野草還是以蜜源植物為食物的昆蟲等其他生物的最愛。所以，由於原來是荒地，沒有人管理，就會有這樣那樣的小蟲子可以作為鳥兒們的食物來源（城市原野地區，往往是生物多樣性富集區域）；但是，森林濕地公園建成之後，公園的定期管理（除草除蟲等）幾乎消滅了鳥兒們的天然食物。試想，這些本來生活在這片荒地的鳥歷經家園的變遷，它們該何以為食呢？要知道，那是北京幾乎最後的、唯一的荒野和凈土。
鑒於此，周晉峰認為，造成當前生態困境的一個重要原因，或許是相關方氣候、生物多樣性相關科學知識及保護意識的欠缺。
會談最後，John Pendergrass從隨身攜帶的公文包拿出提前精心準備好的「年度最新日曆」贈送給周晉峰，並詳細向周晉峰一一介紹了日曆扉頁及每頁插圖所對應的美國美妙的自然景觀及其生物多樣性現狀。會談在愉快的氛圍中結束，雙方表達了對於未來在相關領域繼續合作的期待。
攝：綠會融媒
（本文基於會議記錄整理，未經講話人核實。不代表平台觀點，僅供資訊參考。）
整理/Samantha 審核/綠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