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從西周金文資料來看，成周是周王經常舉行冊命、召見官員、發布軍事命令並時常舉行各種祭祀活動的地方。[4]因此，成周在西周時期具有王都地位是沒有疑問的。基於以洛邑為西周時期的「成周」的傳統看法，故梁曉景先生根據對西周金文資料的研究提出，洛邑即西周時期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軍事中心，是西周諸王常居之地，並稱「終西周之世，洛邑的這個地位未有改變」。[5]出土於洛陽的令方彝銘文記載，成周地區有京宮、康宮等宗廟建築，而康宮在西周金文中又聯繫著一大批宗廟建築。由此，著名的歷史學家朱鳳瀚教授也認為，西周時期的洛邑存在規模宏大的王宮建築群，「內含多種宗廟、宮室」。[6]

令方彝（圖源；中國青銅器全集5：131）

（3）令人尷尬的是，洛邑考古始於1952年，積七十年的考古發掘所揭示出的洛邑遺存面貌卻與學者們研究得到的認識大相逕庭。從遺址規模來看，西周時期的洛邑遺址面積僅約6平方公里，[7]遠小於寶雞周原遺址的30多平方公里；[8]從遺址年代範圍來看，洛邑遺址主要使用於西周早、中期，至西周晚期已經衰落，這與金文中的成周在整個西周時期均擁有重要地位的情況不相契合；並且，洛邑遺址至今沒有發現城牆，沒有發現天子級別的宮殿建築基址，也沒有發現天子級別的宗廟建築基址，同時，當地出土的西周金文材料中也缺乏周天子的活動記錄。

洛陽北窯遺址考古報告

回顧上述資料不難發現，當前的西周洛邑研究一直存在著一個預設前提，即洛邑是西周時期的成周。筆者曾在以前發表的文章中對這一前提表達了不同看法，並提出西周時期的成周並非洛邑，而是位於今關中平原的周原遺址。在論述這一觀點時，筆者主要使用了周原遺址的考古資料、《左傳》和《尚書》等文獻的記載以及關中平原與洛陽地區出土的西周金文資料等。如果我們要放棄西周洛邑即成周的傳統觀點，那麼就必然要面對一個重大問題：洛邑在先秦時期擁有的所謂「天下之中」地位如何解釋？

二、洛邑為西周「天下之中」說法的由來

當今學界普遍認為洛邑在兩周時期已經具有「天下之中」的地位，其主要依據是《尚書·召誥》曾把洛邑所在地區稱為「土中」。其文如下：

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

到了西漢時期，司馬遷作《史記》又稱洛邑為「天下之中」，如《周本紀》說：

周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

周公像

到了東漢時期，為了統一對經書的解釋，漢章帝舉行了著名的白虎觀會議。根據這次會議的記錄，班固整理形成了《白虎通》一書。該書的《京師篇》首次把「土中」與「京師」聯繫了起來，說：

王者京師必擇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製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

按照《白虎通》的這一記錄，把洛邑的「土中」理解為「天下之中」，似乎言之有據。然而，檢視《尚書》可以發現，漢代學者的這種說法與《尚書》存在明顯矛盾。比如《尚書·康誥》說：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

這裡稱洛邑為「東國洛」，而非「中國」。又比如《洛誥》記周公之言：

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乃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這裡的「大相東土」，就是指周公在洛邑的卜宅。這些記載有力地表明，《尚書》的「土中」並不是漢代學者所理解的「天下之中」。

三、西周人所理解的「天下之中」在哪裡？

一般認為，在先秦時期的「天下之中」已經具有指王都的含義。同時，也把王都稱為「中國」。在《詩經》中，周王明確把其所居地區稱為「中國」、「中原」。如《大雅·民勞》記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又說：「惠此京師，以綏四國。」《毛傳》：「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又比如《詩經·吉日》為周宣王田獵之詩。《詩》中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又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漆沮之水流經關中平原，這無任何疑問，可知這裡的「中原」即關中平原。又比如《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詩序》言此為「大夫刺幽王」之作，鄭玄謂「亦當為刺厲王」，可見這裡的「中原」亦指關中平原。

詩經（圖片來自網絡）

在何尊銘文中，周成王自稱居「中國」而治天下，以《詩經》例之，可知這裡的「中國」也應當指位於關中平原的西周王都。何尊中提到的「成周」指周原遺址，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做過論述，這裡不再重複。

四、周人自稱居「西土」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尚書》中的周人自稱居「西土」，故何尊的「中國」不在關中平原。其實，這是沒有深入理解文獻的緣故。周人自稱居「西土」時，都是作為把殷人故地稱為「東土」時的對稱來使用的。如《尚書·康誥》說：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這裡的西土指關中，東土則指康叔所受封的今河南淇縣一帶。「東土」與「西土」對言，非常明確。類似的例子也出現在《穆天子傳》卷三，但由於相對地理位置的變化，故該書中的周穆王自稱居住在「東土」，而西王母則自稱居住在「西土」。

穆天子傳刻本圖影

可見，兩周時期的「東土」和「西土」是相對的地理概念，這種相對概念並不涉及「天下之中」問題。明白了這種相對性，就可以知道，周人稱洛邑為「土中」，這裡的土中應理解為「東土」與「西土」之間的意思。因此，周人稱洛邑為「郟鄏」（見《左傳·宣公三年》），稱洛陽盆地北緣的邙山為郟山。二物相持為夾，夾地之邑則為郟。換句話說，《尚書》稱洛邑在「土中」與《左傳》稱洛邑為「郟鄏」其實是一回事，這都是基於洛邑地處殷商故地與西周王畿之間而產生的說法。

周人的這種觀念對秦漢時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比如秦人就往往以與洛陽毗鄰的崤山和函谷關為界限，稱其東為「山東」或「關東」，而稱其所居為「關中」或「關西」。關於這個問題，邢義田[9] 和辛德勇[10] 都有深入的論述。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得到兩點結論：第一，直到戰國時期，以洛邑為「天下之中」的觀念仍然沒有出現。第二，考古學界在三代考古甚至新石器時代考古中把關中平原和豫西地區統稱為「中原文化區「。這個「中原文化區」的概念只宜在考古學語境下使用，而不宜放到歷史學語境下的三代研究中。

五、《呂氏春秋》、《淮南子》的「天下之中」與洛邑有關嗎？

談到先秦時期的」天下之中「問題，我們還需要對兩條早期文獻做一下說明。其中一條出自《荀子·大略篇》，其文如下：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

另一條記載出自《呂氏春秋·慎勢篇》，其文如下：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以上兩條文獻，均時有學者將之與洛陽具有「天下之中」地位的觀點相聯繫。比如，許宏在《最早的中國·建立中極》一章即把《呂氏春秋》的這條記載與二里頭擁有所謂」中國最早的中軸線規劃的大型宮室建築群「進行聯繫，用以證明其「最早中國」之說。[11] 那麼，《呂氏春秋》的」天下之中「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同出於《呂氏春秋》的《有始篇》為我們提供了答案。該文說：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又《淮南子·墬形訓》說：

建木在都廣，眾帝所自上下，日中無影，呼之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山海經傳》南宋刻本影印

《淮南子》和《呂氏春秋》的這兩條材料都出自《山海經》，這是學者熟知的。《山海經·海內經》記載：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郭璞註：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畢沅認為這句是《山海經》原文）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冬夏播琴。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靈壽實華，草木所聚。爰有百獸，相群爰處。此草也，冬夏不死。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有木，青葉紫莖，玄華黃實，名曰建木。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實如麻，其葉如芒，大皞爰過，黃帝所為。

王逸注《九嘆·遠遊》「絕都廣以直指兮」引《山海經》說：

都廣在西南，其地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也。

三星堆青銅神樹

三星堆青銅神樹的出現證明了建木神話的可靠性。三星堆遺址地處成都平原，這與楊慎、呂子方、蒙文通等學者所指出的都廣之野即成都平原的觀點正好吻合。由此可見，漢語文獻中最早記錄的「天下之中」實際上指向的是成都平原，而不是伊洛盆地。

六、洛邑為東都的問題

這裡，我們有必要對洛邑所謂的「東都」之稱作一個補充性說明。以洛邑為西周時期的成周並稱「東都」，此說始出《左傳》。《昭公三十二年》周敬王說：

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

對於這一條材料，我們可以分兩點進行說明：

第一，根據徐中舒等學者的研究，《左傳》形成於戰國中期。我們知道，東周王室以洛邑為都，因此，我們不能排除《左傳》把西周時期的洛邑稱為「成周」的這個說法只是在以東周時期的「成周」之名來稱呼西周時期的洛邑，而不能證明西周時期的洛邑已有「成周」之稱。

第二，《左傳》的這條記載是唯一的一條把洛邑稱為西周時期的「東都」的文獻記錄。那麼，這條記載可以證明洛邑在西周時期擁有王都地位嗎？其實並不能。這是因為，「都」在古代文獻中雖然可以用來指「王都」，但也常常用來指諸侯采邑或指較大城邑，如《左傳·定公三年》的「墮三都」、《戰國策·燕策一》的「將五都之兵」，這裡的「都」都不是王都的意思。因此，《左傳》所稱的「東都」完全可以理解為東方都市，而不一定非要理解為「東方王都」。

此外，《左傳·宣公三年》周大夫王孫滿還有「成王定鼎於郟鄏」的說法，唐代孔穎達注《桓公二年》認為定鼎有定都的意思，但這種說法同樣在先秦兩漢文獻中是得不到證明的。

小結

綜上所說，西周時期的洛邑只是周王朝在東方建立的一個比一般都邑更大的城邑，它並不具有「西周王都」的地位；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乃與位於關中平原的周原遺址有關，與洛邑並沒有關係 。《尚書》的「土中」本指東土和西土間的夾縫之地，並不宜理解為「天地之中」。洛邑「成周」稱號的獲得始於平王東遷之後，故伏生傳《尚書》二十八篇均不見稱洛邑為「成周」的記錄。如以上之說可用，則宋江寧先生提到的西周洛邑研究所面臨的困境也就自然消失了。

從上引文獻來看，洛陽地區「天下之中」稱號之由來，應濫觴於西漢時期，（有趣的是，《史記·貨殖列傳》同時也把定陶和三河地區稱為「天下之中」，這表明司馬遷筆下的「天下之中」並不具有神聖性。）而其觀念之大盛則可能在東漢時期，究其原因，這應與東漢王朝定都在洛陽有關。但值得注意的是，東漢時期出現的《周髀算經》仍稱洛邑在天中之南十萬三千里，[12] 《河圖括地象》等漢代緯書則視崑崙為「天下之中」，這表明東漢時期對洛陽「天地之中」的建構並沒有獲得一致認同。就此而言，洛陽的「天地之中」固然是古代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一種價值建構，但這種建構顯然是不能作為預設觀點應用到三代研究之中的。

參考文獻：

[1] 宋江寧：《文獻、金文和考古資料在西周史研究中關係的討論——以洛陽西周時期成周、洛邑、王城的研究為例》，《三代考古（五）》，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年。

[2] 唐蘭：《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第1期。

[3] 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4—5頁。

[4] 何景成：《西周王朝政府的行政組織與運行機制》，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年，第77—81頁。

[5] 梁曉景：《西周建都洛邑淺論》，《中國古都研究（第四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9—213頁。

[6] 朱鳳瀚：《〈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5頁。

[7] 葉萬松，張劍，李德方：《西周洛邑城址考》，《華夏考古》1991年第2期，第75頁。

[8] 宋江寧：《關中盆地史前到秦漢時期的中心區轉移現象考察》，《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

[9] 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關西與山東、山西》，《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10] 辛德勇：《漢武帝「廣關」與西漢前期地域控制的變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8年第2期。

[11] 許宏：《最早的中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88頁。

[12] 程貞一，聞人軍譯註：《周髀算經譯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第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