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思宗為人多疑，這一性格表現在政治上，是對文武百官不信任。時人李清在其《三垣筆記》一書中記載說：「上(指明思宗)每閱章疏，必召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剡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鋪張題面，娓娓紙上者，借耳，無為所欺也。明思宗對官吏的看法既是如此之糟，那就不可能對之全心信用，於是，便轉而重用身邊的家奴—一宦官。他自己曾經公開承認：「文武各臣，朕未嘗不用，因其蒙狗，勉用內臣耳。」
接著，明思宗又對宦官干政作了種種限制。如崇禎元年(1628年)正月，「命內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許出禁門」;二月，「諭戒廷臣結交近侍」。明思宗在這一時期約束宦官，不加重用當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他剛剛從宦官魏忠賢手中奪取了政權，為了取得朝廷大臣的支持，鞏固自己的地位，便不能不反天啟年間重用宦官之道而行之。但是由於他內心裡不信任朝廷大臣，這種約束宦官、不加重用的局面，是不可能持久的。崇禎二年(1629年)冬，後金兵進入內地騷擾，京師戒嚴。至此，明思宗遂因不信任百官，認為他們「不稱任使」,而重新起用了宦官。十一月十日，「遣乾清宮太監王應朝監視行營」。十七日，「遣太監馮元升核軍，畢，詔下戶部發餉。又命太監呂直勞諸軍」。十二月，以「司禮太監沈良佐、內官太監呂直(提)督九門及皇城門，司禮太監李鳳翔總督忠勇營，提督京營」。
所以當時的人曾說：「上性多疑，有監視，又有視監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