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遞了什麼信號?
「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要增強憂患意識,有效應對和解決這些問題。綜合起來看,我國發展面臨的有利條件強於不利因素,經濟回升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要增強信心和底氣。」
這是12月11日至12日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我國經濟形勢的判斷。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全面總結2023年經濟工作,深刻分析當前經濟形勢,系統部署2024年經濟工作。
為繼續推動經濟回升向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向外界釋放出更加積極的經濟工作基調。
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李強、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會議。圖/新華
工作基調更「積極」
關於明年經濟工作基調,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有諸多不同於去年的提法,如「明年要堅持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等。
其中,引發外界較多關注的是在12月9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便提出的「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先立後破」的表述。其實,「先立後破」並非第一次出現,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曾提出,「必須堅持穩中求進,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要把握好時度效,堅持先立後破、穩紮穩打。」但是2022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今年4月、7月召開的兩次以經濟工作為主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中,關於工作基調的表述是「穩字當頭」或「穩中求進」。
該如何理解明年經濟工作基調的新變化?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指出,這展示出希望更積極引導預期的意味。在政策語義下,穩和進是辯證關係。「穩中求進」作為工作總基調,是一直延續的政策表述;其餘的表述中,「穩字當頭」「以穩求進」側重穩;「以進促穩」則側重進。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羅志恆認為,從短期來看,會議對明年經濟和政策的總基調偏積極,進一步闡釋了穩和進的關係,即「穩中求進、以進促穩」和「加大宏觀調控力度」,有利於推動明年經濟向好,夯實恢復的基礎。
基調偏積極的表述也意味著優先級的變化。「這意味經濟工作希望統籌實現長期目標與平抑短期波動,但兩者之間存在衝突,難以同時兼顧,需要優先解決當下問題,因此提出『以進促穩、先立後破』。」中央財經大學中國公共財政與政策研究院院長喬寶雲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長城證券產業金融研究院蔣飛團隊發布的研報也認為,在當前新舊動能切換期,固然要將目光放長,活躍市場主體、提高勞動生產效率,以結構性改革解決長期問題,即所謂「破」;但短期內仍需穩定市場預期,防止經濟陷入螺旋式下行,即所謂「穩」。因此本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實際上就是在重新安排長期和短期問題優先級。
蔣飛團隊認為,明年GDP增速目標大機率定在5%左右,維持中速增長,即所謂的「進」與「立」。而短期內經濟維持中高速發展,需要繼續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明年經濟工作的總體基調依然是穩定,在不增加更多風險的前提下,加強需求側政策。」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16年之後,決策層更加強調宏觀管理中中長期政策與短期政策之間的配合,政策側重逐漸從需求側轉向供給側,與此前頻繁使用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經濟一遇收縮便會使用擴張性政策的風格不同。但是一些市場主體並未適應這樣的轉變,仍在期待政策製造熱點,但屢屢踏空。
「2024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仍是擺脫疫情造成的壓力,以期更好恢復,供給與需求兩方面的政策都會使用。但前提是不增加更多風險,避免再次陷入過度擴張性政策累積風險、再使用收縮性政策治理風險的循環。」張軍認為,當下面對疫情造成的經濟壓力,也會使用需求方面的政策,但不會矯枉過正。
關於供給側與需求側政策的關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表述是「統籌擴大內需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羅志恆也在此前的分析中指出,會議也明確了擴張性政策要「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最終目標是「持續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防止因大水漫灌、政策強刺激而產生新的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風險。
宏觀政策如何發力?
擴張性政策必將落實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具體到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本次會議表述與此前基本一致,即積極的財政政策要適度加力、提質增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適度、精準有效。相比貨幣政策,市場一直更多寄望財政發力。
其實,財政政策在2023年下半年已經有逐漸發力的趨勢,中央政府宣布發行1萬億元特別國債,推升2023年一般財政赤字率至3.8%。而關於2024年財政赤字的安排,被外界視為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加力」的重要指標。
羅志恆認為,積極的財政政策主調不變,2024年赤字率或有必要突破3%,赤字規模由中央占主導。2023年四季度增發1萬億國債,並提前下達2024年度部分新增地方債額度,有助於儘快形成實物工作量,在2024年形成開門紅,但需注意政策接續性,避免出現項目資金後繼無力的局面。
蔣飛團隊也認可了「中央加槓桿」的趨勢,「實際上今年10月末增發一萬億國債、提高中央赤字並悉數轉移給地方財政,財政加力提效、以中央加槓桿對沖地方降槓桿的取向逐漸清晰。我們認為國內財政一手抓『地方政府化債』,一手抓『中央加槓桿』或將是未來較長時間的財政政策主線。我們預計2024年狹義赤字率或將設定在3.5%甚至更高,打破3%的約束」。
喬寶雲認為,相比於今年,明年財政政策的總體基調有所區別。「2022年年底,人們對疫情後經濟自然恢復有較高預期,因此2023年財政政策發力的方向更多是被動地應對一些過去長期積累的問題,如地方政府債務問題。2023年經濟回升向好但面臨不少挑戰,明年財政政策需要更加主動,力度更大。」
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加力」的方向究竟是什麼?
喬寶雲認為,應該對財政政策進行全面梳理,財政政策發力依然面臨不同的選擇,比如是中央財政發力,還是地方財政發力;再比如是在供給端發力,還是在需求端發力,財政政策需要更加精準地選擇。
「如果中央財政發力,就意味著中央政府的資產負債表會受到影響。如果地方財政發力,需要重新思考其效果。過去,我們認為地方政府更了解地方經濟現狀,但目前來看地方財政發力蘊含一些道德風險。」喬寶雲說。
另一個重要選擇便是財政政策在供給端還是在需求端發力。喬寶雲表示,過去財政政策更多集中於降稅降費、基建支出等方面。但剛剛發布的11月CPI數據仍難言樂觀,同比下降0.5%,面對需求不足的問題,可能需要思考如何利用財政政策擴大居民消費。「政策也需要適應經濟體系運行中出現的新問題,比如過去缺少中央財政資金直達居民個人的體制,而這樣的體制一經建立可以讓政策在特定時期更加積極地發揮作用。」
需求不足仍在拖累當前經濟恢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進一步推動經濟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難和挑戰,列在首位的便是「有效需求不足」。這讓外界對於政策更多支撐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有著持續期待。
野村中國首席經濟學家陸挺在談及延續至2024年的挑戰時,首先便提到消費復甦可能會放緩。2023年疫情之後的消費表現亮眼,2024年消費增長將面臨高基數問題,而且旅遊等報復性消費反彈力度將減弱,房價下跌、股市低迷等也導致財富效應下降,消費需求將面臨向下的壓力。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擴大國內需求,不同於去年「發揮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作用」表述,提出「要激發有潛能的消費,擴大有效益的投資,形成消費和投資的良性促進」。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認為,後續應會更為強調投資和消費的轉化,包括加強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如文旅基建、農村市場流通體系建設等;投資更多向民生領域傾斜,保障性住房、城中村改造和「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三大工程」應屬此範疇;在擴投資、促消費中帶動更多就業、促進居民增收,實現正循環。
「旅遊、餐飲等接觸型服務業受到疫情影響最大,因此2023年的反彈比較明顯,但是因為疫情造成的收入下降與收入預期的改變,整體消費反彈的力度沒有達到預期,因此擴大需求的著力點當然是增加居民收入。當然根本方式是通過改善就業增加收入,但是在做到這點之前,減少家庭支出也可以增加實際收入。」張軍說。
張軍認為,2024年擴大內需的重心或許會轉移到消費。但是這並不意味像美國一樣發放現金,而是在有限的條件下補貼一些家庭支出壓力比較大的項目,比如育兒、醫療、養老等方面。再比如從稅收系統的角度來看,每個家庭納稅情況很清晰,可以針對特定人群減稅。
與此前不同,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彆強調要加強政策協調性,「加強財政、貨幣、就業、產業、區域、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配合,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並指出要處理好多重關係,「注意把握和處理好速度與質量、宏觀數據與微觀感受、發展經濟與改善民生、發展與安全的關係,不斷鞏固和增強經濟回升向好態勢」。
記者:陳惟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