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靖華
2008年，在去高校任教之前，我進入合肥市規劃設計研究院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那段時間，我剛剛完成了碩士論文《九龍攢珠》，正處於上一問題已經完成，下一方向還未確立的空窗期。在規劃院工作的短暫的時光里，和以前一樣，意外的看到了一些資料，這些資料和合肥市巢湖北岸的一些水利設施有關。圖紙包含了我碩士階段所調查的村莊，但在內容上有很大的擴展。特別是在巢湖北岸半島的長臨河及北部地區，發現了大量以祖先姓名命名的村子。這些村莊在我讀碩士階段已經知道存在，但並不知道數量如此之大。帶著這些問題，我離開了設計單位，決心去對這些問題進行研究。
但這條研究的道路非常之困難，或者說其曲折遠遠超過我的想像。從決心做這個問題，到完成論文，花了整整9年時間。這9年時間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我在南京工程學院一邊任教，一邊從事科研。但學校初創，教學任務非常之重，幾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能撲進去。中間雖然爭取了一些機會帶學生下鄉調查，也取得了不少族譜文獻，但實際進展並不十分明顯。這段時間，又遭到了一個很大意外，2010年，因為人為的原因，兩三年來為了讀博所調查的族譜等文獻完全遺失了。這場打擊以後，有段時間頗感氣餒。但2012年，承蒙導師葛劍雄先生的厚愛，考入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在時任建工學院院長宗蘭先生的關心和同事們的支持下，多少從繁重的教學任務中擺脫出來，開始進入到第二階段的學習之中。
這個階段的學習，對於本書的形成是非常關鍵的。一方面，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知識結構和科研訓練，極大了強化了在碩士階段初步形成，但尚未系統化的研究路徑。我在碩士階段主要接受的是中建史領域的科研訓練，建築史的研究基本還是強調以物為中心，但史地所的研究則以文獻為中心。這兩者之間的融合，復旦大學給與了非常專業的，直接的動力。第二方面，從2012年夏季開始，得到了合肥市肥東縣黨政領導的關心和支持，對於本研究的推進，給予了十分關鍵性的支持。一方面，在縣委楊宏星書記的關心下，縣政策研究室給予了課題和經費支持，使我能對肥東縣南部地區的聚落進行了更為普遍的調查，這些調查取得的大量資料，完全彌補了2010年的損失，甚至大大超過。另一方面，通過廣泛參與肥東縣政府在長臨河、包公鎮、石塘鎮等地的工程項目，深化了研究過程中理論和實踐的融合度，這些實踐對於本書最後一部分結論的得出至關重要。從這點意義來說，這本書的形成既得益於學校的支持，更得益於社會的協助。這是我必須永遠銘記在心的。
但是這本書，也存在著一些遺憾。這種遺憾有些是客觀原因，但有些還是主觀原因造成的。從主觀上說，從08年到12年這四年中，因為自己個人對科研的懈怠，也包括在家庭、婚姻中所耗費的一些時間，導致研究斷斷續續，而成果則推出很少。在這寶貴的幾年裡，當我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在簡單機械的教學工作中安然度日的時候，並不知道，很多寶貴的研究對象，已經悄然消逝。12年，我重新調研，去往鄉間，在長臨河地區，發現幾年前還生機勃勃的村莊，很多已經野草叢生了。我渴望搜集的那些涉及聚落髮展歷史的故事，已然毫無蹤跡，一些幾年前還在跟我聊天的老人，特別是在我最初進行聚落調研時，一直陪伴的長臨河鎮文化站站長徐尊文先生已然與世長辭。那時，我第一次感受到，聚落是有生命的，如同人有生命一樣。對於中國傳統村落的研究，宛如和時光賽跑，稍微懈怠，就物是人非。這種主客觀情況，使我完成了幾十個村莊的調查之後，我所期待的結論卻仍舊很難得出，這樣，就使得原有的研究計劃不得不進行調整。而調整的過程，則牽涉到論文論點、方向的改變，在此過程中，雖然所費精力大大超過以前所預計的，然而支撐某些觀點的證據仍顯單薄。這一點期待有機會繼續搜集完善，也希望各位讀者和師友不吝給以幫助。
不過，雖則如此，在本書完成的過程之中，我還是收穫很多。就江淮地區而言，許多建築現象背後的複雜原因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當我把研究視野拓展到更廣闊的地區之後，發現更多，更有趣的文化現象，也引發了更多我想探尋的問題。這些問題，對我來說，本身就是促進學習的動力，同時也推進了對問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和我不得不去面對至為親愛的朋友和同事的逝世相同，當不得不面對聚落之生和死的時候，也就不得不去面對文化遺產本身的一些終極問題。在人和建築空間之間的邏輯關係之中，人的變動如何影響到空間的變動，進而形成了某種更為密切的，更為直接的辯證關係。這似乎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才得以慢慢認識，並且推動著我不斷進行思考。
從這點來說，也可以說是有得有失。古人云，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萬事循環，盈虧有時，生命當常有樂觀精神，而研究者亦當以圓滿的態度和視角去看待聚落的生死，或許這樣，才能真切的理解鄉村振興這一時代命題之中，哪些才是我們應該抓住的直接的，本質的問題，哪些才是旁側，甚至非關鍵的因素。如果本書能就這一問題影響或者推進人們向前哪怕一厘米的思考深度，就已經實現了它應有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