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林語堂齊名，但國內卻少有人知

《蔣彝和他的文友》。

多才多藝的「啞行者」

作為一名中國文學研究者，英國人保羅·貝文感覺，自己與蔣彝有著特殊的緣分：他生長在英國倫敦的漢普斯特德區，蔣彝當年到英國留學的第一個長期居住地就在這裡。在20世紀30年代，漢普斯特德區是英國著名的藝術區，由蔣彝、熊式一等人組成的華人文學家、藝術家群體也在這裡，高漲的創作氛圍孵化出了不少文藝作品，其中就包括蔣彝以中國人之眼看世界城市的「畫記」系列，以及熊式一引發海外轟動的戲劇《王寶川》。如今，貝文依然會經常路過那些地方，他知道，儘管在「二戰」期間，蔣彝當年居住過的兩座房子都被炸毀，但有些建築依然保留著當年的風貌，這些老建築，能夠引領他回到那個文化藝術蓬勃發展的時代。蔣彝後來在牛津市居住的公寓被英國人保留了下來，並按照慣例掛上了代表名人故居的藍色標牌，以示紀念。在英國，目前獲此殊榮的華人僅有三位，除蔣彝外，另兩位分別是孫中山和老舍。

隨著貝文回到那個時代現場，人們或許能夠知道，為何蔣彝這樣一位本來名不見經傳的中國留學生，會突然在英國「走紅」，成為暢銷作家。在蔣彝去英國留學時是20世紀30年代，機緣巧合之下，英國公眾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尤其是藝術領域的「中國風」颳得更盛。當時，倫敦地區也經常舉辦中國主題的藝術展覽。在這一時期，中國劇作家熊式一、書畫家蔣彝、詩人王禮錫等人先後來到英國求學深造，他們都住在漢普斯特德區，並和後來到達的史學家崔驥、作家蕭乾、翻譯家楊憲益等人一起，逐漸組成了一個互相支持、幫助的華人知識分子群體。

1933年，時年30歲的蔣彝從江西九江來到英國留學，輾轉後來到漢普斯特德區，和江西老鄉熊式一住在一起。蔣彝生於舊式知識分子家庭，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數年前從東南大學畢業後，「學而優則仕」的蔣彝在蕪湖、九江等幾個地方擔任過縣長，本想為國家做點實事，卻發現官場的複雜和社會的黑暗超出他的想像，後來，他還在工作中觸動了當權者的利益，只得調離。為了學習海外先進的政治學知識，找條出路，他在家人的支持下來到英國留學。

20世紀30年代的蔣彝。圖/受訪者提供

環境塑造人，到了英國，蔣彝發現自己沒在政治學上有所建樹，反而對文學藝術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而這個興趣，最初也是來自好友熊式一的「刺激」。1934年7月，熊式一出版了以中國傳奇故事為基礎的劇本《王寶川》，很快排成戲劇，在歐美連演多場，大受歡迎。當時，蔣彝曾為《王寶川》這本書繪畫了十二幅線描插圖，劇本賣得好，他也與有榮焉。後來，熊式一提出，蔣彝可以專門給他的書畫插圖。但是這個要求讓蔣彝內心很不舒服，他從小就有書畫才能，在家鄉小有名氣，自然不願意為人作嫁衣。於是，原本英語功底極差的蔣彝開始主動與本地人溝通，練習英語表達，甚至去公園找人練習英語，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英語寫書。

機會女神常常青睞那些努力而有準備的人。蔣彝的繪畫才能很快被人發現。1934年，英國的一個環保協會「人樹總會」向藝術家徵集作品，蔣彝在中國大使館的推薦下畫了水墨畫，前去參賽，沒想到畫作被登在倫敦的報紙上，他開始以畫家的身份在英國小有名氣。到了1935年，蔣彝協助畫家劉海粟在倫敦辦展覽，他也創作了幾幅水墨畫給劉海粟，劉海粟將作品放在了展覽上，其中一幅畫很快被賣掉，這又讓從未靠作品謀生過的蔣彝生出了一些信心。很快，在熊式一的推薦下，出版商找到蔣彝，希望他以中國藝術家的身份撰寫一本普及中國藝術的書。

機會的來臨，讓蔣彝興奮又緊張，讓他緊張的是，當時的他英語寫作水平離出書還差得很遠，要用英語寫作的話，必須先寫成中文文章，再翻譯成英語，然後再找本地人幫他潤色，方能過關。就在那個階段，蔣彝恰好交往了兩位在日後長期幫助他的貴人，其中一位就是倫敦大學東亞學院的院長莊士敦。莊士敦欣賞蔣彝的中國文化功底，安排蔣彝在東亞學院教書，讓蔣彝就讀他的博士，並在學術路途上處處支持、保護他。此外，他東方學院的學生中有一位叫英妮絲·傑克遜的本地女孩，她才華橫溢，中英雙語的功底都很紮實，英妮絲願意幫助蔣彝潤色英文，她也也可藉機學習中國文化。兩人一拍即合，也開始了終身的友誼與合作。

很快，在莊士敦、英妮絲等人的幫助下，蔣彝的作品《中國畫》出版，受到好評此後，他又不斷以中國藝術家的身份參與講座和課程，發表文章，累積了名聲。1937年，蔣彝出版了成名作《啞行者：中國畫家在湖區》（又名《湖區畫記》），記述了他為了排遣學業和生活中的挫折，在英國湖區休假散心，與自然為伴時所寫下的散文和畫作，這本書亦文亦畫，饒有趣味，不但受到英國媒體的好評，而且在日後的日子裡重印了九次，長銷不衰。也正是在這本書中，蔣彝開始正式使用自己的筆名「啞行者」（Silent Traveller）。之所以叫「啞行者」，一方面是因為蔣彝字仲雅，「啞」與「雅」諧音，另一方面，「啞」字中的沉默之意，也暗示著他是一位母語並非英語的異鄉人。

左：蔣彝繪《舊金山畫記》插圖。圖/受訪者提供 右上：蔣彝繪《夏日薄霧中的城堡》1948。圖/英國VA博物館 右下：蔣彝繪《大本鐘下的雨傘》1938年。圖/英國VA博物館

通過《啞行者：中國畫家在湖區》，蔣彝「啞行者」的形象真正樹立了起來，並以不錯的銷量得到了英美出版商的認可。此後無論在世界各地，蔣彝都會用「畫記」形式，以一個異鄉人的眼光去關照異國社會的風土人情。每到一地，他精美又充滿想像力的繪畫，細膩而充滿質感的筆觸，如紀錄片一樣充滿鏡頭感的記述，都能引發讀者的驚嘆。他書寫過、繪畫過牛津鋪滿雪的大街，紐約金門大橋的橋塔，面對這些名勝，他在個人體驗中又能挖掘出豐富的文化內涵，讓讀者獲得一種新奇、通俗卻又富有深度的精神體驗。

左：《啞行者：中國畫家在湖區》 中：《啞行者倫敦畫記》 右： 《牛津畫記》

挫折求生的「熊貓人」

蔣彝的傳記作者，美國波士頓薩福克大學英語榮譽教授鄭達提到，蔣彝曾寫過一本名叫《中國書法》的作品，這本書1938年在英國出版，四年後的1942年聖誕節，這本書突然賣到了斷貨，原因是當時有很多美國士兵到英國參戰，到了節日，他們需要給家人買禮物，他們對這本圖文並茂的作品很感興趣，就紛紛買了書寄回美國。鄭達自己也遇到過這種情況，他第一次在國外讀到蔣彝的《波士頓畫記》，是在美國一個房東的家裡，那本書也是他的房東收到的聖誕禮物。

已故華人地理學家段義孚童年時生活在澳洲，他也有過跟蔣彝作品有關的回憶，他第一次讀到蔣彝的書是在童年的病床上。小時候，他在兒童醫院做完手術休息時，收到了兩本書作為禮物，一本是熊式一的《天橋》，另一本則是蔣彝的《啞行者倫敦畫記》。當時，年幼的他感覺《天橋》的故事有些複雜，但《啞行者倫敦畫記》裡面精妙的水彩畫卻給他留下了獨特的印象，讓他讀得津津有味。看起來，無論在世界的任何角落，無論讀者來自哪個國家，人們都能從蔣彝的作品中找到一種普世的慰藉與平靜。

在撫慰人心的畫風和文風之下，蔣彝的內心，其實也經歷過不為人知的挫折和動盪。生長於舊式文人家庭的他從小聰慧，學貫中西。少年時，他對政治和國事並不太關心，隨著社會環境不斷變遷，他感受到民族危機，也日益被愛國思想感召。為了實現科學救國的理想，他放棄了擅長的文學和書畫，選擇東南大學的化學專業。但畢業後，蔣彝的「求職」報國路充滿坎坷：做中學老師時，他礙於當地民風剽悍，資金短缺，工作很難開展；中間，他還一度替身為民國外交官員的舅父蔡公時做助理，但蔡公時突然在與日本人的衝突中被殺，讓他的職業前途再度被斬斷。後來，一身書生氣的他轉做縣長，最終也未能成功。

幸運的是，蔣彝的前半生有哥哥蔣笈為他托底。蔣笈早年參加國民革命，後來又在江西政府中任職，他同樣擅長書畫，和弟弟志同道合，思想比弟弟更加前衛。因為父母早逝，蔣笈就「長兄如父」般地承擔了對蔣彝的照顧。幾乎在人生的每一個關口。蔣笈都能為蔣彝進行指點和幫助。無論是讀大學還是出國讀碩士，都是蔣笈為他拿出學費。因此，1938年蔣笈在戰爭中突發心臟病去世時，身在海外的蔣彝傷心欲絕，思鄉之情更為強烈，但中國正被日軍侵略，他又不敢貿然回國。此時，全力支持他的導師莊士敦也已經去世，更讓蔣彝覺得孤立無援。

從保護傘消失的那一刻起，離家的鄉愁就化為了無法消滅的痛苦，他本來和兄長一起制訂了計劃，希望學習知識後再回國，但戰爭和親人、好友的去世打斷了一切。沒有了指路人，他想不到自己未來會是什麼樣子。最終，他用不間斷的工作沖淡了這種痛苦，將情感寄托在他所喜歡的小動物和自然美景上。正是在蔣彝人生遭遇重大挫折的1938年，來自中國的熊貓幼崽「明」成了倫敦動物園最受歡迎的明星，蔣彝是倫敦動物協會的會員，他也愛上了這黑白分明的、能夠治癒人可愛生物，他畫了一百多張熊貓速寫，後來又據此描繪了數百幅熊貓圖。後來，蔣彝寫出了第一部兒童文學作品《金寶與花熊》，主角之一也是一隻熊貓。

蔣彝在寓所畫熊貓。圖/受訪者提供

蔣彝曾說，工作可以讓他遠離大部分煩惱。「也許工作是我擁有幸福的唯一形式。」寫作就是他構建的、關於家鄉文化的精神家園。他在文字和圖畫中流露出的好奇、趣味和純真打動了更多的人。他畫的熊貓也受到海內外讀者的歡迎，也廣泛地在外國人中傳播了熊貓的形象，英國評論家還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熊貓人」。因為擅長畫動物，脾氣溫和，蔣彝也特別受華人圈子中孩子們的歡迎，他們都叫他「蔣叔叔」，喜歡跟他一起玩，看他畫的畫。依靠繪畫和文學，蔣彝從遠離親人的孤獨和痛苦中頑強地走了出來，將鄉愁寄託於筆端，將美好的一面帶給了更多的人。

漂泊一生的「愛國者」

1955年起，蔣彝從英國搬到了美國，受聘成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中文教授，此後他便長居在美國。在美國，他繼續著邊走邊寫的生活，陸續出版了《波士頓畫記》《日本畫記》等知名的作品，收穫了更多的讀者。然而風景和清談背後依然是濃烈的鄉愁。在1964年出版的《舊金山畫記》中，蔣彝大膽地繪製了一幅頗具現代意味的水墨作品：一隻熊貓在落滿和平鴿廣場地面上悠閒地散步，背景是城市高樓大廈和匆匆來往的人群。他給這幅畫起名為《聯合廣場的東方來客》，這似乎也在隱喻著自己的身份：無論身份地位如何變化，他依然是那個在異國他鄉觀察世情的「熊貓人」。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逐漸解凍，思念家鄉的蔣彝終於有機會踏足中國的土地。1975年4月，他在離開大陸四十多年後回鄉探親。家鄉和家人是蔣彝一直牽掛的事情，家庭關係中也隱藏著他複雜的情感。蔣彝和妻子曾芸是通過家人包辦結婚的，二人在文化水平上差距很大，但他們最終沒有選擇離婚。在追求事業發展和保全家庭方面，蔣彝沒辦法做到平衡，他對國內的家人也是心懷愧疚。出於海外生活的孤獨，他曾先後將他和曾芸的兩個兒子帶到海外，到他的身邊和他一起謀生，並幫助他們分別在英國和美國站穩腳跟。

他的一位好友曾回憶，蔣彝是一個比較有原則的人，在國外，他對一些女讀者的示好堅決拒絕，甚至躲避她們。他對多年摯友英妮絲產生過情感，卻只和對方保持著友誼。到了晚年，他才和一位華人科學家黃耀民相戀，但遭到女方家人反對，也沒能終成眷屬。說到底，蔣彝是一位典型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他習慣克制情感，保持理智，努力生活。他在給英妮絲的信中提到過，他沒有傾心表達過自己。說到底，他還是認為，克制是一種屬於東方文人的習慣，哪怕已經在西方生活多年，這種克制，依然刻在他的骨子裡，無法抹去。

回到家鄉的蔣彝變得感慨萬千，沉默多年的他似乎有了很大的變化，在自己的家鄉，他不自覺地變得活潑歡快起來。他來到北京和小女兒一家同住，不顧70多歲的高齡到處遊覽，抓緊時間體會在家鄉的一切，兩個月期間，他遊覽了中國的20多個城市。回到美國之後，他將中國之行用文字記述下來。此時人們發現，一貫娓娓道來，不疾不徐的蔣彝，文風突然發生了變化，變得更加感性、熱情。他大力讚揚在國內看到的一切，甚至包括醫療水平提高和社會氛圍的改善。在蔣彝心中，中國早已經不是他當年做縣長時那個讓他無法施展的「爛攤子」，當然值得大書特書。

蔣彝書法《別湖區》。圖/受訪者提供

這些文字雖然有些感性成分，卻不乏真誠。蔣彝過去的文字從來都是只談文化，不問政治，但他最初出國求學的初衷是學習政治學，還是有愛國情懷的影響。回國後看到中國社會有了變化，他自然無法壓抑自己的熱忱。蔣彝的傳記作者鄭達認為，蔣彝回國後寫下的這些話就是他的肺腑之言，因為他是將70年代的中國和腦海中30年代的中國做了對比，多年後歸國，想法自然會不同。

關於家鄉的一切像磁石般吸引著他，直至死亡來臨。1977年8月，蔣彝第二次訪問中國，繼續他未完的旅程，他考察古蹟，陪伴親友，觀看京劇，把自己的行程安排得滿滿當當。國慶節前後，他終於體力不支導致癌症復發，數日後在北京去世。這位在不同文化中自由穿梭的「啞行者」，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實現了落葉歸根。巧合的是，多年後，刺激他走上文學道路的同鄉、好友熊式一，也是在北京探親時突然去世，兩人的命運也如此神奇地交織在了一起。

後來，蔣彝的去世消息傳回美國，他所供職的哥倫比亞大學在悼詞中稱，蔣彝將中國文化帶到了紐約，帶到了哥大的日常生活中。這次，他不過只是出了遠門，「與啞行者經常出門遠行一樣」。

但蔣彝最終還是留在了中國，他被葬在江西廬山腳下，與哥哥蔣笈、妻子曾芸葬在一起。這位一直漂泊在外的異鄉人，也終於可以帶著他文化交融的夢想，在家鄉休息了。

參考資料：《西行畫記：蔣彝傳》，鄭達著，商務印書館

發於2023.12.4總第111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蔣彝：讓人們聽到「啞行者」的聲音

記者：仇廣宇

編輯：楊時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