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在物質文明極端低下的歷史時期，人類社會也從不缺少藝術。一如講故事和歌唱，描繪、裝飾也是人之天性，就像鳥兒築巢般自然。只不過在不同的時代與地域，在不同的社會和文化情境影響下，藝術的表現形式大相逕庭。
國家政權社會形成之前的藝術，比如洞穴岩畫，其創作意圖通常被設想為源於神魔觀念。這種猜測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但人們通常認為這些史前藝術表現了先民的部族信念，並在部族生活儀式中發揮了作用。體現明顯權勢等級劃分的政權社會出現後——比如早期的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文明——藝術就轉而為權貴服務，為豪華宮殿錦上添花，為征服者歌功頌德、豎碑立像。藝術也為制度化的宗教服務，裝飾神廟，描繪神靈，以畫面呈現宗教傳說。此時的宗教與世俗權力已經難以區分。這個時期的藝術以集體創作為特徵，個人風格或創新缺位；或者說因為年代久遠，我們對作者根本無從知曉。不過，這個時期的創作同時又技巧精湛、微妙。從當時亞述人戰爭題材的作品或者埃及人對鳥類和獸類的描繪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創作技法近乎完美。
《藝術通史》
有一種常見的說法也許是對的，即現代個人主義發端於地中海區域經商和農耕的人群中，比如希臘人、腓尼基人、伊特魯里亞人和羅馬人。當時的藝術家，例如約公元前4世紀中葉的希臘雕刻家普拉克西特列斯，就因為其藝術成就而聞名。市政和宗教用途的公共建築當然少不了藝術來裝飾，統治者的豐功偉業也需要藝術去頌揚。當時還出現了一個範圍更廣的藝術消費階層，龐貝和赫庫蘭尼姆古城的富裕市民即為一例。各種類型的藝術創作，比如風景、肖像、靜物、動物和神話題材作品，都逐漸出現，裝點著這個階層的住宅，描繪著這個階層的面貌。我們對這一時期作品的感受可能是不夠全面的，因為作品存世有偶然性：馬賽克鑲嵌畫與壁畫倖存下來，但木板上繪製的畫作大都未能存世。
馬賽克鑲嵌畫
自4世紀起，羅馬藝術受基督教影響，演化為拜占庭藝術，從而成為教會與權勢階層的個體宗教信念的服務工具。這時的作品，人物形象大都採用宗教聖像的形式，著力表達一種內在的精神價值，用可見的東西來表現抽象理念。不過，聖像畫派的反對者也提出強烈質疑，認為可見的人物聖像排擠和取代了不可見的精神內涵。伊斯蘭教同樣誕生於地中海東部區域，對聖像畫派也持有類似的反對意見，但同時推崇一種幾何圖案和東方書畫風格的藝術。這種伊斯蘭藝術後來也衍生出一種優雅風格的現實主義傳統。伊斯蘭藝術脫胎於羅馬和拜占庭風格，也充分得益於前伊斯蘭時期波斯古國薩珊王朝的藝術。薩珊王朝體現了波斯文明的一些最高成就，其藝術形式與理念向東傳播至印度、土耳其斯坦和中國。
公元前1世紀，在古印度的犍陀羅（位於今巴基斯坦西北部及阿富汗東部一帶），第一座石刻佛像完成，並成為後來佛教藝術的範本。隨著佛教從印度次大陸傳布至全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佛教藝術對中國、日本和朝鮮的新生藝術也產生了獨特的影響。佛教在各個國家不斷演化，同時也帶來了新的藝術形式，比如雕像和廟堂雕塑。日本最早的藝術與佛教緊密相關，但從公元9世紀起，日本逐漸脫離中國文化的影響，俗世藝術日漸壯大，繪畫最終成為日本最重要的傳統藝術。在這些用毛筆而不是尖頭筆書寫的國家，人們對繪畫之美天生就有一種直覺感受。
12至13世紀，西歐的變革非常緩慢，並且斷斷續續，猶如一潭死水。貿易和農業發展創造出的新財富，部分被用於宗教建築。這些建築大都有繪畫和雕塑的繁複裝點。可以看出此時的藝術開始注重三維透視法，並向現實主義演進，但這一時期喬托（約1270—1337年）或者西莫內·馬丁尼（約1285—1344年）的藝術風格與拜占庭藝術風格差異性不大。教會之外，那些金融與貿易發達的城市，比如佛羅倫斯、布魯日和威尼斯，成為藝術生產中心。應該是受到當時光線透視理論的影響，藝術贊助人開始重視藝術創作中對於細節的精準描繪。古典神話傳說題材部分地取代了宗教題材，藝術作品開始更多地描繪精美衣飾、家居用品和各類奢華物品。畫作本身，由於變更為油畫作品而越來越便於攜帶，此時也成為奢侈品，但與掛毯之類的相比，還是被認為價值略遜。
15至16世紀，多種多樣的繪畫手法在世界各地得到實踐。這一時期的西方藝術後來被稱為「文藝復興」。就藝術手法的高超與複雜程度而言，這個階段的波斯細密畫和中國山水畫無與倫比。其時，中國南部生機盎然的通俗市井文化還促成了印刷術的發展，因而能機械複製各式繪畫。當時德國南部的情形，以及後來日本江戶時代的浮世繪也是如此。不過，西方藝術傳統還是有明顯不同。不僅藝術家們探索創新了創作技法，比如線條透視畫法，藝術贊助人也開始期待能夠呈現出新的技藝與風格的藝術。同時，藝術家們長期半手工匠人的生活狀態與作坊式的創作方式也催生了關於藝術家創造性天才的理論。有些藝術家獲得了巨星般的聲望和地位，藝術贊助人也爭搶著與著名藝術家簽約。
明 北京八景圖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時期，各具特色的藝術風格的繁榮反映了歐洲文化與社會的多樣性。威尼斯與東方的貿易促成了一些傑出繪畫，因為畫作中使用的顏料是隨同其他貨物一起進口的。巴洛克藝術誇張的戲劇風格是天主教反宗教改革運動的表達。荷蘭的新教徒則需要一種迥異的藝術來裝點他們穩重嚴謹的資產階級之家，展現他們頗有尊嚴的市民生活。室內裝飾畫、風景和人物肖像都指向這個階層的內心生活和外在的正氣面貌。國王、王子和貴族們依舊付出重酬，讓藝術來描繪他們的榮威與財富。
波提切利 《春》
18和19世紀的歐洲，對自己的藝術歷史有了清晰的認識，並將一系列大師的傑作尊為文化瑰寶，陳列在美術館中，用以薰陶大眾的精神與道德。對往日大師的推崇，刺激了當代畫家去模仿先輩。傳統的藝術贊助人或保護人以及宮廷畫家正在消失，只是過程緩慢，比如拿破崙就依舊雇用畫家來頌讚他的帝國榮耀。但藝術家們無疑越來越傾向於為自己的理想而創作。隨著歐洲社會沿著大規模生產、機械化、功利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方向發展，歐洲藝術進入了浪漫主義時期。這種內涵豐富的文化運動崇尚自然，鮮明地反對機械化和社會化，推崇真性情，反對純粹理性，並激勵藝術家對抗資產階級社會的庸俗勢利。
這個時期的藝術家自覺地站在物質主義現代世界的對立面。有些畫家迴避現代事物，在中世紀或原始題材中尋找寄託；另一些畫家雖選擇現代城市生活素材，但只是將其作為諷喻的對象。藝術家們創作的作品可以在市場上自由交易，因此他們在經濟上獲得了獨立。要識別藝術天才，並在藝術家和藝術鑑賞收藏家之間實現對接，畫商和藝術評論家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種奇怪的現象由此產生：人們期望藝術家忠實和專注於自我天賦的表達，但又要求公然蔑視市場的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恰因為這種蔑視而被市場接受。先鋒派的概念隨後出現，這個流派體現了一種審美的激進主義，但也依舊暗示了對以往傳統的承認。在舊傳統的襯托下，才更顯新潮流的激進和其對既有大眾審美情趣的不屑一顧。先鋒派很快為大眾接受，這個流派的審美價值也得到了普遍的認同。
社會和科技的急速變化以多種方式對藝術家產生了影響。批量製作的管裝顏料讓藝術家擺脫了工作室的束縛，來到戶外作畫。資本主義帝國的崛起和國際交流掀起了第一次全球化浪潮，也帶來了異域風情的藝術元素，比如日本浮世繪和非洲的面具。藝術家們也開始嘗試遠遊。歐仁·弗羅芒坦（1820—1876年）和威廉·霍爾曼·亨特（1827—1910年）是兩位東方畫派畫家，他們遊歷至北非和中東，把對當地自然風情和文化的直接觀察記錄在真實的繪畫細節中。同時代的保羅·高更（1848—1903年）則痴迷於太平洋島國的異域風情，並在那裡完成了他最出色的作品。攝影術的出現引發了有關藝術再現功能的爭論，但也為畫家們提供了新的創作資源。馬塞爾·杜尚（1887—1968年）於1912年創作的《下樓梯的裸女：第二號》就明顯體現出定格拍攝的動態效果。光學的科研成果促成了藝術家對繪畫用色的新嘗試，克勞德·莫奈（1840—1926年）和喬治·修拉（1859—1891年）所採用的繪畫技巧就是例證。
20世紀來臨，西方藝術進入一個實驗時代，意圖突破之前已有的藝術形式的界限。立體派與抽象派藝術的追求既非裝飾亦非再現，而是探尋觀看世界的新方式。科技不斷進步，電影、汽車、電燈和飛機的出現也使得藝術發生了變化，未來派便是一例。先鋒派藝術家紛紛發表宣言，鼓吹和推動形形色色的藝術運動。這些都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一戰」中還偶然產生了被當政者庇護豢養的「戰爭藝術家」，這就像是古老的藝術贊助人或保護人制度的復活。戰後，一種文化危機感到處蔓延，但後果卻是多樣的。有些藝術家努力尋找新的藝術準則或者回歸古典主義，有的則完全顛覆經典，崇尚非理性並打破禁忌。個人風格和各種相互牴觸的流派蜂擁而起，歐洲的獨裁主義也風起雲湧，納粹和法西斯都徹底摒棄了沒落的資產階級藝術，極力推崇一種英雄主義的具象藝術，以歌頌其獨裁政權。這一切亂象造就了一個奇妙的現象：現代藝術莫名地變成了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象徵，「二戰」之後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成為美國抽象派藝術家的一個贊助來源。美國經濟的強大必然導致其藝術的興盛：美國成為藝術生產的中心，紐約取代巴黎成為世界藝術之都。
1945年之後，有些藝術家繼續其英雄主義或浪漫主義創作範式，他們以大型的、「行動繪畫」抽象作品來表達自我，或者在一些表現主義特徵明顯的作品中呈現出受難殉道的意象，比如弗朗西斯·培根（1909—1992年）的作品。藝術家對商業化社會的不滿導致其更激進地與傳統決裂。行為藝術家以及後來的觀念藝術家的創作突破了作品通常是「物體」的傳統。安迪·沃霍爾（1928—1987年）呈上機械複製的成品圖像並稱之為「藝術」，打破了藝術家必須創作的「神話」。波普藝術家則拒斥高尚藝術只屬於精英階層的成見。大眾傳媒時代來臨，視覺影像的泛濫導致了藝術觀賞方式的調整——藝術現在只是眾多影像中的一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藝術品的價格卻未受到反商業主義思潮的衝擊，而是攀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成為人們避稅與投機性投資的工具。無論是陳列古代作品還是展示現代創作的藝術博物館和美術館，都在日益興旺的休閒與旅遊產業中占據了顯要地位。激進的藝術品類，比如「裝置藝術」，成了圍觀熱點，有些藝術家輕易就適應了傳媒文化，躋身於文化名流之列。
儘管藝術所處的客觀環境看起來並非一片坦途，但正如19世紀英國藝術評論家約翰·羅斯金所言：「只要是藝術所應得的，人類社會便不吝給予。」
文章節選自《藝術通史》北京聯合出版社 201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