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地域認同也不是充分條件，一家GP想深度、長期合作一個地方政府哪兒那麼容易？更何況在各個地市縣都能吃得開？

基石2012-2013年前後就來安徽了，當時蕪湖、合肥都有落地。我是想說，基石去安徽，是個獨立的過程，遠在資管新規之前，就在鋪地方政府合作這條路了，不好說張維一定多前瞻，但占了先機是一定的，不服不行。2017年基石投了勁旅環境，這是家標準的本地公司，企業前身是合肥勁旅環衛設備有限公司，其現任董事長於曉霞，以前則供職於合肥市通用鑄造廠。

勁旅環境IPO掛牌時，陪同掛牌的就有基石安徽總經理王勇。我前陣子去深圳基石拜訪過，但這位王先生我不認識，顯而易見，他在安徽很活躍，關於長豐縣，還能看到另一條信息，2020年9月中旬，陪藍色星際副總經理去吳山鎮考察的也是王勇，接待的是副鎮長。

藍色星際是什麼公司？總部北京，主營安防，三板掛牌，2017年，基石資本就和國泰君安創投聯合向這家公司增資1.17億元。

關於藍色星際有幾個看點：

一是基石資本早在三年前，就在安徽幫政府並且是縣級政府做招商執行了，你說和直到2023年為了募資才正式落場招商的GP來說，基石早走了不止一步棋；

第二是執行，招商多卷啊，一家縣級政府，如果現在去北上廣深這種城市招商，能有多少競爭力？操作鏈條又要有多長？但三年前，基石就能從portfolio里直接介紹企業過來，效果不說了，各位可以查，看藍色星際有沒有開安徽分公司。

總結一下，基石此次落地長豐縣，大面上我們有這幾個結論：第一是鄉里鄉親的信任；第二去得早；第三執行力強，做了實事兒。

具體再看，為啥基石此次落地的是混改基金？

從政府這邊看，長豐縣去年底就簽了20個項目落地的協議，總規模120億，這是瞄著「新能源汽車之都」的合肥通盤戰略去的。而在發布「百億母基金」以後，提出的聚焦領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集成電路、新能源、新材料；而階段呢？打的還是「通盤」的算盤，原話是這麼說的：

在設立「投早，投小，投科技」天使期、種子期子基金的同時，積極布局專注投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成長期基金，覆蓋企業從初創到成長的全生命周期階段，推動產業龍頭企業落戶長豐縣。

所以這就清楚了，對於AUM早就達到600多億的基石來說，跑去縣級政府那邊搞天使？不現實，而雙方需求正好對上的部分，恰恰是「混改」。

基石搞不搞得了混改？答案是肯定的，張維以前講過一個混改的故事：

早在2011年底，基石投資了一家化工國企，持有六分之一股份，通過改技術路線、改工藝，企業產量增長266倍，收入從0到9億，凈利盈利4億。按當時同類企業PE估值，能估到小200億；但此時地方政府突然提出將這家企業送給某知名新能源車企，目的當然是招商，這就給基石攪局了，最後政府禮沒送成，基石也沒搞成IPO，於是賣了老股，賺了點小錢（相對小）。

這故事證明了兩點：第一，基石搞得了混改，有成功案例；第二，混改搞好了，真的能掙錢，前提是跟政府利益目標一致；

基石搞混改案例很多，失敗也多，或者咱不提「失敗」，說「遺憾」很多。那如今要在長豐縣搞混改基金，當然應該選「遺憾經驗」豐富的基石。

能否實現利益目標協同？想必這次也從容得多。看看基石投資長鑫存儲的出手就知道了：12億——你什麼時候見過深圳人民幣機構的這種投法？張維也說，12億算是基石目前的能力邊界了。

所以，最大的押注，最有信心的大錢，正是放在長鑫存儲，這個合肥重大項目上。證明了基石和合肥的信任至深，互動之良好，而落在長豐縣的這筆募資，可不順理成章麼。

清華系黑馬，落子合肥

相較來看，另一家慕華科創顯得臉兒生，為啥雙方此時達成了合作？梳理一下信息，也能看到不少線索。

先看看慕華科創的宣傳文案：

清華大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的一級全資子公司慕華集團發起設立的創新科技投資平台；重點關注新能源車、半導體、人工智慧、企業SaaS服務、教育科技等行業；管理團隊來自清華大學和中金公司；注重投後服務，慕華科創與多地政府建立了良好合作關係。幫助被投企業在蘇州、南通、南京、合肥、廣州、成都、重慶、鄭州等地進行落地；定期舉辦內部交流會和專題培訓，促成被投企業間業務合作，主動挖掘被投企業與清華科技成果轉化企業的協同潛力，進行對接。

仔細理一理，畫像有了：

第一，清華旗下GP；

第二，以前投教育，如今搞科技；

第三，團隊金融和院校的根基都有；

第四，招商經驗豐富，還有清華科技成果轉化資源。

慕華還有個特點，團隊小。按照官網信息，連後台團隊，滿打滿算掛出來七份履歷，履歷中的關鍵詞包括清華、中金、中信、證監會等，換句話說，有清華資源，懂投資，還懂資本市場。可以說能力比較互補，但畢竟人少，能力邊界有限，這類小團隊的通常特點是：有服務意識，能當節點，善用資源，尋求槓桿。

此前慕華創始合伙人張妤在一次直播里談過這個問題，能給背書的核心資源有二：第一，智囊團，導師包括人工智慧界的泰斗張鈸院士。第二，科技成果轉化上，有專家及清華校友幫助。

要和地方政府合作，招商拼的是什麼？拼的是路徑。對比基石看，如果你沒有那麼高的基金規模，那麼多的portfolio企業，那麼就要有能觸達科技企業的最有效的抓手，而這裡的頂級專家，頂級院校科技轉化，就是最好的路徑。

再具體一點，慕華和合肥，和長豐縣的合作節點又是什麼？如果說基石的關鍵詞是混改，那麼慕華的關鍵詞就是車。

慕華早先可以說是一家教育投資機構，是清華控股當年布局在線教育的戰略舉措，翻翻過往投資案例，投過網易有道，也投過少年得到。但從2021年開始，這家機構的投向明確轉向科技，或者準確地說，轉向新能源車，最先出手投向的是小哈換電和哪吒汽車，還有做軟體的鎂佳科技，做晶片的地平線，做自動駕駛的DeepWay等。

慕華這支基金，除了簽了長豐縣，還拿了安徽省混改基金，蕪湖兩個平台、網易有道等幾家訴求不一而同的LP的錢，但這些訴求，都可以用「車」串起來。所以你能看得出，一家機構的業務轉向，有一條明確的、高權重的線索是如此之重要。也正是轉型時及時抓住了「車」這條當下最熱、最重要的條線，當你再遇到旨在打造「省域副中心」的蕪湖，以及遇到合肥在「創投城市計劃」繼續落子智能網聯汽車時，再次牢牢抓住機會。

合肥模式，創投圈流動的盛宴

聊了GP，重點再看LP。

長豐縣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在被外界熟知前，它用了10年時間（2001-2012）才摘掉了國家級貧困縣的帽子。之後，又用了4年時間（2012-2016）躋身全國百強縣。2022年，比亞迪合肥項目在長豐開工時，其GDP總量衝到了安徽所有區縣的第六位。今年前三個季度，長豐縣的經濟增長率18.5%，這個數據放在全國都屈指可數。

長豐崛起的故事，仿佛是合肥故事的翻版——合肥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與人才，長豐承接合肥的產業外溢；合肥招引上市公司擴產項目，長豐如法炮製來做大產值，聚集產業鏈。長豐的領導說要「與市俱進」，是市場的「市」，更是合肥市的「市」。做主城的配角經濟，長豐也站到了台前。

既然都站到了台前，那為何不再往舞台中央靠一靠？於是，長豐縣設立了百億產業引導母基金，這是安徽第一支縣級百億母基金。

這支母基金的發起單位是合肥北城資本。它成立於2017年，股權向上穿刺，由長豐縣財政局全資控股。目前北城資本參與發起設立的基金共28支，基金總規模超400億元，投資金額超100億元。除了做LP外也做直投，今年7月，阿里巴巴領投了AR眼鏡初創公司「致敬未知」天使輪融資，跟投方里就有北城資本的身影。

從過往的出資和投資歷史來看，北城資本不是為招引上市公司擴產項目或者重大產業項目而設立的，而是具有明顯的科創屬性。細節處可見一斑：今年3月舉行的長豐母基金髮布會，是由合肥市科技局、長豐縣人民政府、中科大國際金融研究院、中科學大科技商學院聯合主辦——「科創」與「院校」含量最多。

這一點也體現在當天簽約的子基金中，除了三支北城系的機構外，還出資了合肥國家科學中心種子基金，與投資慕華創投，連結院校資源的邏輯如出一轍。

百億母基金的設立，標誌著長豐縣從產業投資向科創投資延伸，也同樣意味著合肥模式進入2.0版本。

合肥將2.0版本稱為「創投城市計劃」，相關文件和報道很長，梳理下來有三點值得強調：

其一，母基金層級分明，體量龐大。「安徽省級母基金+合肥市級母基金+區縣級母基金」，層層分明，且形成了母基金群，規模龐大。

其二，形成全生命周期的基金矩陣。種子基金、天使基金、產業基金、創投引導基金、科創基金，覆蓋企業全生命周期。超越了過去重產投輕科創的局面。

其三，容錯機制更為合理。合肥天使基金、種子基金風險容忍度分別提升至40%、50%，成為全國天使基金、種子基金風險容忍度最高的城市之一。

以上三點，說明不論是投資體量、投資能力、還是手上的投資工具，合肥的國資機構都已經提升了一個檔次。它擁有更合理的機制，去做投資回報周期更長、風險更高的早期科創項目；也擁有足夠的「原始積累」去做許多看上去並不賺錢的「投後服務」。

這裡涉及到了一個關鍵問題——「邊界」。正如我們在上文所述基石資本也有投資邊界一樣，合肥模式從1.0到2.0，核心也是一個拓展能力邊界的問題。

只不過這裡的「邊界」顯得更為寬泛。它的界定，從根本上講取決於當地經濟發展狀況與財政狀況。這決定了國資機構可以「如何參與投資」，又可以「參與到何種程度」。

在合肥模式1.0的時代，我們就可以看到合肥國資能力邊界的拓展軌跡。

2008年投資京東方，合肥財政預算收入301億元，歸屬地方僅161億元。如何在此基礎上，投建一條投資175億元的6代線？在相關的敘事中，地方領導人的魄力和勇氣是重點描述的對象。風險、「賭城」和不得已而為之的「保大舍小」（捨棄地鐵建設計劃），都是見諸報端的故事。

而到2020年引進蔚來汽車時，情況就變了。當年合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762.9億元。投資蔚來就顯得從容多了。

在相關故事中，寫了合肥「兵分四路」研判項目：除了與企業進行詳細、周密的談判，並簽訂了帶有「對賭」性質的協議外，還積極對接專業投資機構，全方位研判蔚來技術、供應鏈和市場情況；高度關注國家政策對引進項目的支持情況；委託專業法務和財務機構等對企業進行全面的盡職調查。

從這些描述中就可以看出，合肥國資機構的投資能力被著重強調。以至於市委書記出來喊話：我們不是風投是產投，不是賭博是拼搏。

其實合肥還佐證了一點，地方政府招投的成長路徑，應該和市場化機構正相反：先求效率，在慢慢把效率降下來——沒錯，降效率，講投後，做服務，才有機會擴大盤子。

甚至可以從財務投資開始做，搭建鏈條，建立洞察，擴張邊界。如果說一開始通過定增投資京東方的動作還像個財務投資者，那麼到後來引進蔚來，就是在執行標準的產業投資策略。

如今合肥已經被視為「城市投行」了，從創投，做到產投，再做到投行，從投資的角度，效率在降低，但從產業招引的角度，這條路才是進境。

其實，究竟是風投、產投，還是賭博、拼搏，定義不重要，概念不重要，邊界最重要。投資行為的屬性是沿著合肥能力邊界的移動而定義的。

而到了當下，合肥的經濟發展狀況已經今非昔比。2022年GDP增長至1.2萬億。2022年，合肥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909.3億元，按自然口徑計算增長7.7%。

如果經濟數據顯得過於抽象，那麼反映在企業端就鮮活了：在合肥，平均每天誕生5家國家高新技術企業。截至2022年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數達到6412家，國家科技型中小企業8200餘家，國家專精特新小巨人139家。

擁有如何龐大的科創企業群體，且處於不同發展階段，他們的經營模式、團隊、技術、市場都不一樣，所面對的風險也迥異。怎麼可能再按照傳統產投的邏輯進行服務和投資呢？合肥模式必然面臨一次大的疊代。

所以，所謂合肥模式的2.0版本，其實是合肥國資機構能力邊界的持續擴展。它並非一個靜態的模板，而是「國有資本與社會資本」「政府能力與市場機制」兩組關係不斷調試的一個過程。從動態的角度觀察，合肥無疑是當下創投圈的一場「流動的盛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