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頭文化，得名於1959年在河南西部偃師二里頭發現的大型青銅時代遺址。二里頭遺址由徐旭生髮現，他當時希望發現歷史文獻中記載的位於伊洛河流域的夏的國都（徐旭生 1959）。到目前為止，在黃河中游地區已發現300多個遺址呈現出和二里頭文化相同的物質文化特徵。
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和文獻記載的夏朝（2070 BC～1600 BC）部分重疊（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 2000）。因為這個考古學文化在時間和空間上與古代文獻記載的夏朝晚期相符，因此大多數中國考古學家堅信二里頭文化和夏朝晚期存在直接聯繫（杜金鵬，許宏 2006），夏朝早期文化在先於二裡頭的文化中應當可以發現。這種觀點導致學術界對於介於龍山晚期和二里頭文化之間的一個階段——新砦期的研究。在尋找夏朝的考古學遺存中，新砦和二里頭成為關鍵的研究對象。
二里頭時期的考古學文化和自然資源（金屬和鹽）
文化：Ⅰ . 二里頭 Ⅱ . 鬥雞台 Ⅲ . 馬橋 Ⅳ . 點將台下層 Ⅴ . 三星堆 Ⅵ . 齊家 Ⅶ . 朱開溝 Ⅷ . 光社Ⅸ . 下七垣 Ⅹ . 大坨頭 Ⅺ . 夏家店下層 Ⅻ . 高台山 ⅩⅢ. 廟後山 ⅩⅣ. 岳石 遺址：1. 二里頭 2. 大師姑 3. 望京樓 4. 南窪 5. 南關 6. 東下馮 7. 東龍山 8. 孟莊 9. 城子崖 10. 史家 11. 尹家城 12. 盤龍城 13. 三星堆（文化分布區域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3）
新砦期最早命名於20世紀80年代，是河南西部一組特徵鮮明的、早於二里頭晚於龍山的陶器組合。到目前為止，新砦期陶器組合已經在超過15處遺址中發現，但這些遺址往往不只發現新砦陶器組合。可能還有更多的遺址含有新砦陶器組合，有待於將來被證實。已經發現的新砦遺址主要分布在嵩山周圍，這一地區有兩個中型的中心，即新密新砦（位於嵩山東部的沖積平原，雙洎河北岸 編者注）和鞏義花地嘴（位於伊洛河東部的黃土台地之上 編者注）（龐小霞，高江濤 2008）。
新砦遺址的驚人發現引發了新一輪認定城址歷史屬性的討論。新砦遺址被認為是夏代第二個王——夏啟的國都（許順湛 2004；趙春青 2004），或者是來自東方取代夏的后羿和寒浞的國都（顧問 2002）。這些說法均假設夏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王朝，曾經占有新砦文化分布的地區，並且新砦是夏初一系列王先後定都之地。
然而，我們對新砦期的區域聚落模式知之甚少，因為並沒有發現多少新砦期遺址，而且它們的面積也不清楚。新砦和花地嘴的關係也不清楚，這兩個遺址的直線距離只有大約50公里，但實際通行距離卻要遠得多，因為他們被嵩山分隔開來。考慮到這兩個遺址相距較遠，因此它們可能是相互競爭的兩個地區中心，每個中心各統治著嵩山一側的一些小型聚落。新砦所在地區龍山晚期的聚落系統以多中心為特徵，這些地區中心（王城崗、瓦店、古城寨和新砦）都有城牆或壕溝環繞。新砦時期新砦城址在規模和遺存情況上與其他龍山時期的城址相比沒有大的區別。這說明新砦期與本地區龍山時期的社會發展模式非常相似，以多個中型政治中心為特徵，這些中心之間為爭奪權力和統治地位而競爭。這種認識和傳統上認為的夏是一個統一的集權政體的觀點相左。
新砦期遺址
Ａ.新砦期主要遺址（據龐小霞，高江濤 2008：圖1修改） B. 新砦遺址布局（據趙春青 2009：圖1修改）
二里頭文化的分布範圍遠大於新砦。二里頭文化遺址大多集中在黃河中游地區，包括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南部。這些遺址可歸為兩類：河南二里頭類型和山西東下馮類型。具有二里頭文化因素的遺址分布向南可到長江中游，西南至丹江流域分布，這些都是二里頭文化向南擴張的證據。伊洛盆地和嵩山周圍的鄰近地區是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區域。在這裡，二里頭遺址（300萬平方米）是主要中心聚落，在它周圍的沖積平原和黃土台地上分布著200多個較小的聚落，二里頭與它們形成了一個具有三級政治結構的聚落系統。洛河在歷史上曾多次改道，二里頭現在位於洛河南岸，但在古代它卻位於洛河北岸的沖積平原上。二里頭所處的位置不僅擁有伊洛河水系提供的便利的交通系統，盆地周圍的山脈也成為天然的防禦屏障（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7: 665-775；Liu, L. et al. 2002-2004；Qiao, Y. 2007；許宏等 2005）。
伊洛地區二里頭文化遺址的分布，顯示二里頭和偃師商城的關係
伊洛盆地之外，二里頭文化的範圍之內，已發現兩個城址。一個是距二里頭東北約70公里的滎陽大師姑遺址（51萬平方米），該遺址出土的青銅工具和玉器（如琮）表明這裡曾有地位較高的居民。另外一個城址是位於二里頭東南約100公里的新鄭望京樓遺址。這兩個遺址都被認為或是軍事要塞用以防禦夏的敵人，或是夏的附屬國（張松林，吳倩 2010；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4）。無論何種解釋，在二里頭最高中心聚落並沒有發現防禦工事，而外圍的次級中心聚落卻有城牆環繞，這一事實揭示了一個不同於之前龍山時代的政治版圖。龍山以有多個相互競爭的政治實體為特徵，每個政治實體都占有一個相對小的領地。相比而言，二里頭則是一個大範圍內單一中心的政治系統。
二里頭城市中心
二里頭遺址年代最早的發現是三個小型的仰韶文化晚期（約3500 BC～ 3000BC）聚落，還有一個小型的龍山文化早期（約3000 BC～2600 BC）聚落。在龍山聚落廢棄和二里頭文化移民進入之間有個約五六百年的時間間隔。之後二里頭迅速發展成本地區最大的城市中心。考古發現顯示二里頭已經有了明顯的社會分化，一方面是一般的小型半地穴式房子和有少許隨葬品的墓葬，另一方面是權貴階層的大型夯土宮殿建築和隨葬豐富青銅器、玉器、綠松石、子安貝、象牙和白陶的墓葬，兩者形成了強烈對比。另外，二里頭的陶器上發現40多個符號，其中某些在形式上與後來的甲骨文相似。有些學者認為這些符號是傳說中夏的文字（曹定雲 2004），有些學者卻不認為他們能夠代表一個文字系統。
前二里頭時代的文字發現
對於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範圍，目前仍在討論。2000年以前檢測的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幾十個樣品的 14C數據顯示為公元前1900～前 1500 年，但最近從新砦和二里頭獲得的有機樣品的 14C加速器質譜測年數據卻顯示為公元前1750～前1530年（張雪蓮等 2007）。另外，從二里頭遺址南15公里的灰嘴遺址出土的炭化種子中獲取的一系列 14C加速器質譜測年數據支持前一個年代範圍（Lee et al. 2007）。因此從新砦和二里頭得出的加速器質譜的測年數據可能並沒有涵蓋整個二里頭文化的年代，需要對更多遺址出土的樣品進行測年。所以，本書仍使用公元前1900～前1500 年作為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範圍。
根據陶器類型學研究，二里頭文化可分為四個時期，但每個時期的確切年代很難確定，我們對於二里頭城市中心發展過程的理解是建立在40多年的田野發掘和研究基礎之上的（杜金鵬，許宏 2005, 200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9b, 2003b）。
二里頭一期︱此期遺址面積超過100萬平方米，已經成為伊洛地區最大的中心。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用周邊地區人口向二里頭遷移來解釋。這一時期出土了許多權貴階層使用的器物，例如白陶、象牙和綠松石器以及青銅工具；聚落布局並不清楚，因為這一時期的堆積被後來的堆積嚴重破壞了（Liu, L. and Xu 2007）。
幾種手工業產品在該遺址生產，如小型青銅器、陶器和骨器。從發現的爐渣可以看出青銅鑄造可能僅局限於小型器物，因為只發現了刀。工具包括各種不同的農業和漁獵工具（Liu, Li 2006）。二里頭首先作為一個具有許多手工業作坊的大型聚落髮展起來，這些手工業作坊既生產權貴用品也生產人們的日常用品，而二里頭的人口可能既從事手工業生產，也從事農業勞動。這一特點見於二里頭遺址存在的大部分時期。
二里頭二期︱此期是二里頭的鼎盛時期，初級城市中心已經形成。
遺址的面積在這一時期最大，達到 300萬平方米。在遺址的東南部發現一組夯土建築群，這個建築群被四條相互交叉的寬約20米的道路分隔開來。這些建築和後來商時期的宮殿相似，面積很大，布局複雜。在宮殿建築群外的東北和西南部發現了中型的夯土基址和墓葬。在這個建築群中，有兩個緊挨著的夯土基址、一個木結構的排水系統，宮殿南部還有一大片夯土。兩組有著豐富隨葬品的高等級墓葬在宮殿的院落髮現。一座（No. 3）出土一具 30～35歲成年男性的骨架，隨葬器物有青銅器、玉器、漆器、陶器和子安貝。一個由大約2000塊綠松石和玉料製成的龍形器置於骨架的上部，表明墓主人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Liu, Li 2006；Liu, L. and Xu 2007）。
墓葬出土的綠松石龍形器和銅鈴
陶器和骨器繼續在此生產。青銅器作坊位於遺址的東南部，宮殿群南邊道路以南約300米處，由夯土牆圈包圍。其他手工業作坊，如綠松石作坊，也位於夯土牆圈內。在靠近青銅器作坊的地方發現了房址，以及小孩和成人的墓葬，表明手工業者和他們的家屬集中居住在這個地區。手工業生產區，主要是高等級物品的生產區分布在宮殿區附近，因此這些生產活動很可能是由國家控制的附屬手工業者進行。凱西·科斯汀（Cathy L. Costin）把附屬手工業者定義為，從事高等級物品的生產，這些高等級物品主要供給其贊助者，尤其是國家這種複雜社會中的權貴或統治機構使用（Costin 2001）。這樣的話，附屬手工業可能在二里頭二期就已經出現了。這些手工業者主要從事青銅器和珍貴石製品的生產（Liu, Li 2006；Liu, L. and Xu 2007）。
在所有工具中，農具占了很大比例（42%）。這說明可能存在大量的農業活動，以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要（Liu, Li 2006）。
二里頭三期︱二里頭作為城市中心繼續發展，厚厚的文化堆積和劇增的灰坑、房址、墓葬和陶窯的數量表明，人口密度和手工業生產均迅猛發展（Liu, Li 2006）。
就城市中心而言，有幾項顯著的新進展。第一，宮殿群（10.8萬平方米）周圍建有大約厚 2米的夯土牆，形成宮城。第二，二期宮殿被廢棄，六個新建築被修建，建築模式更加規範化。第三，與增長的宮殿建築數量相比，宮城內的生活設施如水井和窖藏坑，數量銳減。這些變化說明宮殿區成為特殊區域，專供一小部分上層人物居住並從事某些特殊活動。第四，在圍牆環繞的手工業作坊區內，北部有一個面積約1000平方米的區域，散布著很多綠松石廢料，明顯是用來生產綠松石器的。這與該時期權貴階層墓葬中鑲嵌綠松石的若干青銅牌飾相呼應。另外，青銅器作坊開始生產禮儀用器，主要是作為酒器的爵和斝，這些青銅禮器主要發現於二里頭的貴族居住區和墓葬（Liu, L. and Xu 2007）。
青銅禮器 左起：斝、盉、爵、鼎
和前兩個時期的發現相比，本期農具的比例相對於手工業產品有所下降。這一變化表明，隨著手工業生產專業化的發展，二里頭人口的食物來源也越來越依賴於貢賦和交換。二里頭三期時，箭鏃的數量（377枚）也明顯增加，大約是二期（35枚）的10倍（Liu, Li 2006）。這可能是二里頭為獲取重要資源，尤其是金屬和鹽，在地域上不斷向外擴張時對武器需求增加的緣故（Liu, L. and Chen 2003: 57-84）。
城市中心宮殿區周圍青銅器作坊的集中分布，表明在生產高等級物品方面國家壟斷的增強。相比而言，骨器和陶器作坊在遺址的分布更加分散，表明獨立手工業也在同時發展（Liu, Li 2006）。
二里頭四期和二里崗下層︱這一時期的文化堆積不僅集中在中心區域，遺址外圍也有分布。聚落面積仍和前一時期相同（300萬平方米）。修建於二里頭三期的宮殿建築和四條相互交叉的道路仍在使用。另外，此期至少修建了三個新建築。所有的手工業作坊也在這一時期繼續使用。墓葬中出土的青銅容器和之前相比，數量增多，類型增加，質量提高（Liu, L. and Xu 2007）。除了那些用於家庭手工業生產的工具（如針和錐）外，工具的數量都在增加。箭鏃數量的增加尤其明顯，可能表明區域軍事衝突的發生（Liu, Li 2006）。顯然，二里頭依然保持了當時伊洛地區最大城市中心的地位。
在四期晚段，二里頭東北6公里的偃師出現了另一個大型聚落，考古學家們稱之為「偃師商城」。偃師商城開始只有一個小面積的宮殿建築群，之後才發展成一個大型有防禦工事的城（200萬平方米）。發現的遺物具有二里崗類型（早商）的特徵。偃師商城的興起和二里頭最後一個時期在年代上明顯有重疊，這個情況引發了學者們對這兩個遺址關係的激烈爭論。近年來學術界的觀點傾向於認為，偃師在二里頭文化腹心地區的出現反映了商征服夏的歷史（杜金鵬，王學榮 200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03b）。
二里頭多進院落宮室群
在二里頭，很少有二里崗下層早期遺存發現。因為二里頭四期（約1560 BC～1520 BC）和二里崗下層（約1600 BC～1415 BC）（張雪蓮等 2007）在年代上有部分重疊，二里頭居民可能繼續生產和使用二里頭四期類型的陶器，然而在附近的偃師商城卻生產二里崗類型的陶器。假如情況果真如此，陶器生產和社會政治組織之間就有很大關係。我們需要對陶器的來源做更多分析，才能理解這兩個遺址陶器的生產和分布。
二里崗上層︱高等級物品的生產，尤其是青銅器的生產，在二里頭四期之後完全停止。在二里頭遺址與二里崗上層（約1450 BC～1300 BC）有關的文化遺存有小型房址、灰坑和墓葬。它們集中分布在面積約 30萬平方米的宮城範圍內。此時，二里頭似乎已從城市中心變成了一個普通村落。
二里頭的衰落不僅和偃師商城的興起在時間上重合，而且也與在其東約 85公里的鄭州出現的另一個更大的城址相呼應。青銅工具、武器和禮儀用具的生產是鄭州商城的主要特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1）。鄭州商城的金屬製造技術和青銅器類型顯示出它和二里頭有著很強的連續性，反映出這兩個中心密切相關。考慮到包括手工業者在內的二里頭城市人口可能向鄭州商城遷移，因此二里頭的沒落也許是一個人口遷徙的戰略決策。
二里頭的城市規劃和人口
二里頭在城市規劃方面表現出某些規律性模式，清晰地反映出等級結構的存在。宮殿群基本位於遺址中心，下層貴族的居址和墓葬集中在靠近宮殿區的東部和東南部。這個由不同等級貴族居住的區域範圍最大，延續的時間最長，也是城市擴張的核心地區。位於宮殿群北部的祭祀區，分布著形式特殊的建築及其附屬墓葬。封閉式的青銅器和綠松石作坊緊挨著宮殿區的南部，說明貴族對這些高等級用品生產的嚴格控制。一般平民的居住區和墓葬位於遺址西部和北部的邊緣地帶。
二里頭遺址平面圖及二里頭三期遺蹟的位置
二里頭的人口數量很難判斷。有一項研究估計二里頭高峰時期（三期）的最大人口數量是18000～30000人，平均數約 24000人。二里頭的人口不僅包括貴族和手工業者，也包括農民，這一點可以從發現的大量農具體現出來（Liu,Li 2006）。但是遺址上墓葬和房址經常相互疊壓，沒有專門的墓葬區。如果規劃有序、邊界清楚的墓葬區域反映了一個有血緣關係的社會群體結構的存在（Goldstein 1981: 61），那麼二里頭基本上沒有發現這樣的證據。這與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Liu, L. 1996a, 2000a）以及安陽晚商殷墟遺址（Tang, J. 2004）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些遺址均揭示出構成聚落重要組成部分的排列有序的親族墓地。
二里頭遺址的同一區域交替作為居住地和墓地也可能暗示著人口的頻繁移動。這一人口遷徙的現象在整個二里頭文化範圍內都可以觀察到。二里頭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在地域上快速擴張並伴隨著人口的移動，將二里頭的物質文化傳播到周圍地區，尤其是資源豐富的地區（Liu, L. and Chen 2003: 69-84）。
如果二里頭最早可能是因為周邊人口遷入而形成的話，這些早期遷入者應來自不同的小型血緣群體，而不是來自一個具有血緣紐帶聯繫的共同體。這樣解釋二里頭人口的最初形成過程比較合適，即二里頭城市中心的最初形成是不同群體的人們被一個共同的城市規劃所制約而形成人口集團，而這些人並不是來自早已存在的單一族群，如夏或商。顯然，今後有關二里頭國家的出現和城市化的研究有待於和傳統概念上的早期王朝區別開來，因為傳統概念上的早期王朝經常暗示著一個有單一血緣關係的族群。
二里頭的青銅冶煉和禮儀
二里頭遺址已經發現 100多件金屬器物，質地有紅銅、鉛和錫銅合金、鉛銅合金、錫鉛銅合金和砷銅合金。儘管青銅器並沒有顯示出標準化的合金比例（金正耀 2000；梁宏剛，孫淑雲 2006），但鉛和錫是被有意加在一起製成合金的。砷青銅很少（只有一件），但是它顯示出二里頭和西北地區某些偏遠文化間的聯繫，例如甘肅四壩文化（梅建軍 2006）。儘管合金的構成缺乏標準的配比，而且器物形制都很簡單，但是二里頭的青銅冶煉技術明顯已經超出原始階段，二里頭已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青銅器生產地。
二里頭青銅冶煉的主要革新成就是使用塊范法製作作為貴族用品的禮器。酒器和炊器最早在二里頭三期出現，是祖先祭祀儀式中最重要的媒介，用以增強統治階層的合法性。中國整個青銅時代的統治者都保留著這個傳統（Chang 1983）。
青銅器作坊中發現了用來鑄造禮器、武器和小型木作工具的陶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9b），但是沒有發現用來製作農具的范。金屬產品和國家政治緊密相關，「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非農業。
帶有動物紋樣的鑄銅陶范
在同時代的遺址中，二里頭是唯一發現用塊范法生產青銅禮器證據的遺址。因此，這個技術可能已經被一個特殊的依附於二里頭高層統治者的手工業團體所壟斷。雖然在二里頭周圍的幾個遺址，如銅礦資源豐富的中條山附近的東下馮和南關遺址也發現了青銅器的生產，但是這些遺址僅生產工具和武器，而且使用的是沒有塊范法複雜的雙面石范法（Liu, L. and Chen 2003: 69-73）。
塊范技術應是在專門鑄造青銅禮器的過程中被發明或得到顯著提高的，青銅禮器是中國青銅時代最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經濟力量的象徵（Chang 1983）。塊范技術也使二里頭與同時期周圍地區甚至世界其他地區的冶金技術區別開來，後者的青銅製品常常是非禮器的裝飾品或日用品。
二里頭文化的青銅禮器主要出自二里頭遺址，說明二里頭的統治者不僅壟斷了青銅禮器的生產，也壟斷了青銅禮器的分配。這些禮器是最珍貴的器物，被社會地位最高的統治階層所占有。
最早的青銅容器如爵、斝、盉是酒器，它們與青銅器出現之前貴族墓葬中發現的同類白陶器形相仿。這些酒器的類型承襲自與禮儀宴飲相關的陶器傳統，宴飲作為祖先崇拜儀式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Fung 2000；Keightley 1985）。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作為禮器的此類器物風格一致，暗示儀式長期延續。一種新的物質材料能夠得到統治階層的重用，是因為其產品在傳統儀式中有意義並且能夠發揮作用。新的金屬材料正因為具有這樣的潛力，才得以運用到業已存在的貴族用品系統當中。這一轉變發生在二里頭時期，此時手工業者模仿傳統陶禮器器形首次使用新的冶金技術，從此開始生產複雜而昂貴的青銅禮器（Liu, L. 2003）。
高嶺土製成的白陶爵、鬹
塊范法青銅器生產使用多個陶制內范和外范，這需要明確細緻的勞動分工、對原料的有效控制和高度複雜的技術和管理水平（Bagley 1987；Barnard 1961, 1993；Chase 1983）。只有高度分層的社會組織才能夠滿足它們，它們反過來也會進一步促進社會的複雜化進程（Franklin 1983, 1992）。
二里頭中心和周邊地區
二里頭周圍是洛陽盆地肥沃的沖積平原，是農業發展的理想之地。然而，這個沖積平原卻沒有多少城市化發展所需的非農業自然資源，比如建造宮殿的木材，製作石器的石料，製作白陶的特殊陶土，製作貴族用品的綠松石，製作青銅器的銅、錫、鉛，冶煉青銅合金和燒造陶器的燃料，以及本地區日常生活所需的鹽。二里頭發現的許多名貴器物，如原始瓷器和玉器，顯然來自其他地方。不過上述物品大多可以從距二里頭20～200公里的範圍內得到，但也有一些來自二里頭東南 500多公里外的長江中游地區。二里頭中心和周邊地區的關係，說明在一個複雜的政治經濟系統中，最高中心行使支配權，而地方中心的低級貴族則通過爭取權力和社會地位構築他們的社會關係網絡。
二里頭的爵與鉞：金玉共振
二里頭中心地區︱最近在二里頭核心地區進行的區域系統調查和發掘發現了一些次級地區中心，其中有些是因為生產某種特殊的禮儀或日常產品發展起來的。例如，偃師灰嘴就是一個石器生產中心，主要生產用於外運的石鏟（陳星燦等 2010a, b；Owen2007；Webb et al. 2007），登封的南窪則是製作白陶的地點之一（韓國河等 2006, 2007；Li, B. et al. 2008）。石鏟主要發現在伊洛地區，而白陶則在更大的範圍內發現。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二里頭接受來自這些生產地點的產品，但這些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好像並沒有被二里頭所控制。相反，地區中心之間可能會直接交換產品，比如白陶和石器（Liu, L. et al. 2007a）。
這些情況表明，儘管二里頭是本地區最大的政治中心，但是依然存在分層的權力系統。中心地區的獨立手工業者製作權貴和非權貴使用的產品，在供給城市權貴物質需求的過程中並不僅僅扮演次要角色，他們通過自己的手工業技能積極地獲取社會地位和財富。在二里頭核心地區國家的形成過程中，有許多來自社會不同層面的相互競爭的利益團體，非官署手工業者似乎在這個權力結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Liu, L. et al. 2007a）。
二里頭周邊地區︱二里頭政權依靠在其周邊地區設立軍事據點，迅速向西北、西部和南部擴張。這些軍事據點包括中條山的東下馮、南關和秦嶺山區的東龍山。二里頭文化的器物在長江中游的盤龍城也有發現，顯示出其開拓更遙遠地區的野心。這些遺址都靠近重要的自然資源。
鹽可以從中條山的河東鹽池獲得，這是二里頭文化範圍內唯一的主要產鹽區。湖北西北部的鄖縣有著豐富的綠松石資源，但是二里頭綠松石器的來源還不確定。銅礦在中條山、秦嶺和長江中游地區儲藏豐富。對中條山銅礦的開採在二里頭時期已經開始 （李建西, 2011）。考古證據還表明冶銅業出現在南關、東下馮和東龍山這些地區中心，由此顯示了二里頭文化擴張的動力（Liu, L. and X. Chen 2001b, 2003）。然而，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成分和鉛同位素分析顯示，二里頭二期和三期的合金屬於一個來源，但目前難以確定源自何處。三期和四期之間，合金成分發生了變化，二里頭四期的大部分青銅器可能使用來自東部山東地區的合金（金正耀 2000）。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
總之，二里頭已經是一個高度分層的社會，也是一個在地區政治、宗教和經濟方面起重要作用的城市。人口稠密，階層分化，其居民從事農業和各種手工業，生產權貴用品和日常用品。二里頭國家可以理解為一個地域國家（Liu, L. and Chen 2003: 79-84），是由一個集權的統治集團通過不同層級的地方行政官員和行政中心控制大面積地域的政治實體（Trigger 2003: 92-94）。
文章節選自《中國考古學》（劉莉 陳星燦 著 三聯書店20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