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儒道釋的生態·養生·防疫觀

主講人簡介：

沈文凡，著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學者，吉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文系主任，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學術帶頭人。擔任國際考古暨歷史語言學會副會長，中國孟浩然學會副會長等。出版《唐詩接受史論稿》《唐代韻文研究》《杜甫韻文韓國漢詩接受文獻緝考》《唐宋文學綜論》《排律文獻學研究》（明代篇）等20餘部學術著作；發表學術論文《唐詩名篇名句日本江戶以來漢詩受容文獻緝考》等百餘篇。主要從事「唐宋文學」「東亞古典漢詩」「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編者的話：

自古以來，養生之道為百姓所重視。中華民族的養生思想源遠流長，在古代諸多論著中都涉及到了養生問題，特別是儒釋道三家學說中更是有系統的論述。養生與生態、防疫息息相關，反映了中國人的生命觀、世界觀和人生觀。在當前全民合力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過程中，應關注養生、關注防疫、善待自然，為防控疫情作出自己的貢獻，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創造條件。本期講壇邀請沈文凡教授從儒釋道三家學說和著述切入，講述古代先哲、醫者的養生觀、防疫觀和生態觀。

中國古代哲人充滿東方睿智，用心感知自然，化育生命，領會宇宙天地間的精髓妙義。為了達到與自然契合交流，他們超越世俗物慾及理性思維之局限，用充溢著與自然相和諧的生態良知、審美心胸看待世界、適應世界，天人合一，和諧共存，對認識人類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有重要的意義。中國古代養生觀念源遠流長，自古人們便重視養生保健，心性調理。而傳統養生學承載了時代使命，並發揮了積極的功能作用。我國古代眾多中醫古籍文獻甚至民間詩詞、小說中均能看到上至帝王下至平民百姓求長生的相關記載。古人的養生術、防疫觀在「儒」「釋」「道」思想中均有體現，它傳達出古人深刻的生命智慧，是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為當下的人們提供了諸多啟示。

儒家：樂山樂水、中庸和諧、修身養性

儒家的養生觀念主要體現在其對人與自然關係的認識上。儒家學說的創始者孔子倡導仁義、忠恕，他在《論語》中曾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意思是說：天並不說話,可是萬物依舊按照一定的規律發展。孔子認為賢明的人不應該違背時令，不必多言，要順應天地萬物的發展變化規律，健康平衡地發展，才能更好地樹立君子的品格。

儒家思想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也強調人們要能夠在遵守天道的前提下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避免浪費，避免竭澤而漁：「聖王之制，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荀子》）這「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是呼籲人們尊重自然，不可無度索取，在人與自然生生不息的調和發展中實現「聖王之制」。

《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章句》）亦是強調天地萬物的和諧發展。儒家認為，人與萬物都存在於整個自然天地之中。董仲舒「何為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春秋繁露·立元神》）指出萬物是相互聯繫的整體，並各有其獨特的規律，應遵循固有規律辦事。天地間一切生命都是相互作用，共同構成宇宙大系統的。儒家的生態倫理觀將人類的命運與對待自然的態度聯繫起來，號召人們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同時應加以合理利用，使自然萬物和人類得到均衡發展。

在中國古代儒家的養生智慧中，除了「知天命」的自然觀，還要有「民胞物與」的生態情懷。孔子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認為對萬物充滿仁愛的人，也能自覺愛護山水。與此相似的，還有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肯定自然的獨立價值,認為自然萬物理應受到尊重與關愛，並追求萬物一體的生態情趣和生態責任意識。孟子所謂「人性本善」，是說人對一切生命要有愛護、尊重和同情的意識，他提倡「使民養生喪死無憾」，意為不能使慾望無限膨脹，要按照自然規律取用資源，才能獲得可持續發展。

而對自然的生態保護，則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前提。孔子曾提出過「戈不射宿」的資源節約觀：「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論語·述而》)。意思是抓魚的時候要用魚竿而不要用網，防止誤補未長成熟的魚子；捕鳥的時候不捕殺還在巢里的幼鳥，防止破壞其生命的循環，這是對生態平衡的理性態度。這種生態思想的核心並非是對慾望的「禁止」，而是「節制」。孔子的「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學而》），也正體現了儒家主張節制慾望、修身養性的生命哲學。對此，荀子則提出「聖人之制」的觀點。他強調要按自然規律行事，反對竭盡資源。

孔子到孟子、荀子、董仲舒等儒家代表人物的著言立說清晰地展現了儒家學派的生態觀念，在尊重自然、與萬物共生共處的前提下，知天命，懷仁愛之心，節制行事，修身養性，並在此之中體現人的獨特性，承擔起「上參天地,下長萬物」的生態責任。

道家：致虛守靜、知止知足、形保德全

道家思想以「道」為核心，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生成的本源，亦是其運作所依循的法則。在道家提倡的「順物自然」「虛靜無為」「天人合一」等觀念中，蘊含著自然哲學的生態思維，傳達出道家的養生思想。

首先，在形神問題上，同儒家相似，道家亦主張形神兼養。老子「載營魄抱一」明確提出了形神能結合為一；莊子「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認為神隨著形體的變化而變化，神全形具正是說明神與形兼養可以使人萬事順遂，無需受環境之累。形神兼養，提倡既要保養身體、又要保養精神，人的生命活動只有在身心的調節下，才能發揮功能，身體和精神相互結合而不可分離，息息相關。

老子強調人愛養萬物的終極目的並非是要成為主宰，而是使萬物生生不息，這是一種生態觀。從養生學的觀點來看，《老子》提出「虛其心」以養神，強調「強其骨」以養形的原則，就是要透過內在的反性自得、平和調適，以達到應物不失的境界。故此「神」即此「道」，為萬物賦生的根源，變化的依據。道家論虛欲去智以留「神」之道，特別注重內在的修養功夫。

二是倡導「節制」養生。老子提倡清靜無為，寡慾虛靜。莊子認為養生是軀體的養護，更是心靈的修養。老子強調「抱元守一」,莊子強調「我守其一，以處其和」「唯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後世一切以意守為主的理念應當都包含了「守一」的基本內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老子所謂「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之」（《老子》十二章），「見素抱樸，少私寡慾」（《老子》十九章）等，都是提倡要保持自然純樸的狀態，減少私慾。養生的重點在於滋養身體，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平和滿足。

「心齋」和「坐忘」是莊子提倡的修養工夫，莊子所謂「逍遙」的境界就是順應萬物之本性。「心齋」是內心的齋戒，達到內心澄清靜空。「心齋」和老子的「致虛守靜」類似，老子「無欲」的狀態就是「致虛守靜」。

二者相比較，老子尋求的是天下的和諧，老子從「無欲」入手，以其為本心，進入到「有欲」的世俗世界而無成心，隨後又以「無欲」化解「有欲」帶來的執著和牽累，完成生命從無到有，有再歸無的循環。莊子尋求的是生命上的超脫，因此他不談或是很少涉及入世、濟世的問題，而是注重在生命的不累於世，所以他發展的是「無欲」的工夫，專注於內心境界上的提升，最後能夠逍遙於世。

三是以德養生。這就上升到了人格的層次了。老子說：「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崇尚道德是萬物的天性，若違反道德，生命將有意外的憂患。莊子也明確提出了「德全者形全」「德全而神不虧」通過德性修養可以達到清靜存神以保形體康健，認為道德高尚有利於保全形體與精神，當然有利於養生，莊子認為：「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者弗能害，禽獸弗能賊」可見高度道德修養在護生上具有重要的作用。這裡所說的「德」與儒家孔子以「仁」修身亦有一定的相通性。

四為以氣養生，道家養生講究「心術」，提倡「老則長慮」。老子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以專氣的方式使身體柔軟，身體柔軟則是具有生命力的象徵；莊子說「吹呴呼吸，吐故納新」，可見行氣有養生的作用。《管子》則把養氣與「守一」結合在一起：「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棄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能夠「守一」則能「形安」，見到利益而不受誘惑，見到危害而不懼怕，意氣充盈於身。而情緒中的喜怒哀樂，則都與身體健康息息相關：「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人因情緒的波動而動氣，最終使「道」無處安放，使身體受到損害。而止損的方式則是平心靜氣，不慍不怒，平正守靜。

道家的生態觀與養生術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與古代醫學產生了更緊密的結合，養生文化沿著秦漢魏晉以來形成的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方向發展，人才輩出、典籍宏盛，產生了孫思邈和司馬承禎等重要的養生學家，他們的思想與著述對當今醫學、文化都有廣泛影響。

釋家：修心轉念、四大相和、去執即生

佛教傳入中國，在諸多方面促進了中國文化的發展。古印度釋家的情志修行、飲食調節、運動健體與中國古代醫學理論實踐融合，促進了中國古代養生、防疫文化的發展。

印度佛教認為「四大」和合形成世間法，所謂「四大」分別包括了地大、水大、火大、風大。《圓覺經》中提到「身相屬四大」，也就是說人的身體是由「四大」構成。「四大」和合則可使人體各項功能正常運轉，「四大」中的任何「一大」出現異常便會直接導致「四大」失調而產生疾病。「四大」之說與中國古代的「五行」學說相似，均用幾種自然界中常見的物質作為構成事物的基本元素，類比人的身體，探究人體五臟的變化規律。

如何能使「四大」相生，五行調和，則需要人通過修心修行、飲食運動等不斷調節，樹立養生觀，有效對疾病加以防治。佛教認為健康的身體是修行的基礎。

情志方面，佛教講「修心」「修行」，在修煉中可防治情志疾病。佛教修行存在於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修就是修正、修持，「修行」則是對日常所做的錯誤行為進行修正、反省。「心如工畫師，能畫諸世間，五蘊悉從生，無法而不造……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華嚴經》），可知人對世界的種種態度與認知皆由「心」而起，因此「修心」便是「修行」的核心。人的五志、五神則分別對應五臟，中醫可通過調節相應臟腑來治療相關的情志疾病，因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問·靈蘭秘典論篇》）心統攝五臟，所以調心神便調節情志的核心方法。正所謂「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調整心神從而使得其餘臟腑的生理功能亦能恢復正常，對除心以外其餘臟腑所致的情志疾病也有一定的治療作用。

情志不遂的事情時有發生，佛教教導信眾修心以破除對事物、慾望甚至對怨恨的執著，減少對外界的欲求而使心神安寧。這與《素問·上古天真論篇》所講的「志閒而少欲」及「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的思想一致。

明代汪綺石《理虛元鑒》講：「五志七情之病，非藥石所能療，亦非眷屬所可解，必病者生死切心，自訟自克，自悟自解，然後醫者得以盡其長，眷屬得以盡其力也」，他已經認識到情志疾病必須依靠患者自身調節方可痊癒，只有自身從根本上戒除一切不良因素的干擾方可使內在安定，進而生「慧」。

飲食方面，佛教飲食主要強調依四季節序選擇飲食，實際亦是尊重自然規律的生態觀念。《佛說佛醫經》中講了有關於四季養生的方法：「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麥、豆；宜食粳米、醍醐諸熱物。夏三月有風，不得食芋、豆、麥；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熱，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細米、糗、蜜、稻、黍。冬三月有風寒，陽與陰合，宜食粳米、胡豆、羹、醍醐」。主要強調了時令節氣與飲食之間的關係，根據春夏秋冬不同季節的氣候特點，以及農作物的收穫季節，選擇不同的食物。

對於僧人而言，佛教飲食最初所說的「五戒」中有「不殺生、不飲酒」，而現在的中國佛教要求的「五戒」將第五條改為「不飲酒食肉」。

現代漢傳佛教的飲食觀念是以清淡、簡單並可解決饑飽為標準，且酒肉五辛均不可食用，並且有「過午不食」的要求。飲食簡單、量少亦同樣是中醫養生的標準。中醫養生人士，向來不注重飲食的繁多及肥美。正如《寓意草》說：「少食為養脾之妙法」認為若想得長生，則要少量飲食。《經驗良方全集》說：「飲食系養生之物，亦系傷生之物。少食則養生，太過則傷生。」可見，若欲保養生命，飲食需適度。中醫認為，脾主運化，若飲食過度則極容易傷及脾，使得運化失司，產生各種疾患。因此，飲食清淡、量少是養生的關鍵所在。

中醫認為肉食大多屬於「肥甘厚味」，而「肥甘厚味」攝入過多會對人體造成損害。所謂「膏梁之變，足生大丁」（《素問·生氣通天論篇》），過食肥甘厚味會導致嚴重的皮膚病。《千金要方》中言：「每食不用重肉，喜生百病」。「肥甘厚味」不易消化，進食過多會損傷脾胃，脾胃運化功能出現異常則會產生各種疾患。佛教中對「不食肉」的倡導，在一定程度上可預防很多代謝類疾病的發生風險。

「酒」在中醫養生角度是極具雙面性的。《類經》云：「由壯盛之時，不自保養，快情恣欲，飲酒無度……遂使腎水枯竭，心火燔盛，三焦猛烈，五臟渴燥，由是渴利生焉」，恣欲無度、過分飲酒、飲食不節是損害生命的罪魁禍首。《金匱要略》中有「酒疸」之病，則是因飲酒過度而起。

釋家養生在運動方面，則提倡武術、氣功、行走、跑步等多種形式。《醫便·飲食論》有云：「是以食訖，常行步躊躇，有作修為乃佳。語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以其動也。」《古今醫統大全》中記載華佗的言論亦云：「人身常搖動，則谷氣消，血脈流通，病不生。」《類編朱氏集驗醫方》說：「善養性者，先飢乃食，先渴乃飲，食後當行，畢，摩腹數百遍」，主動步行配合「摩腹」這種間接活動，使五臟六腑、四肢百骸氣血得以流通更暢，可見運動的重要性。

相傳菩提達摩曾於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後寫下了《宋少保易筋經》，包含了《易筋經》及《洗髓經》。少林寺僧眾在修煉過程中體會到應將禪、武、醫相互結合，相輔相成，方能達到上層境界。《易筋經》所主張的，就是通過「易筋」和「洗髓」而達到「清虛」及「脫換」的境地。「易筋」的方法則是通過練武來使「筋舒」「筋壯」「筋勁」「筋和」，通過調「筋」以強壯身體。佛教的武術是外在強身健體的方式，通過武術使人體免受外邪侵襲。

考察中醫古籍文獻可發現佛教運動保健形式並不甚繁瑣，運動最主要的目的是為了保障氣機調暢、維持四肢肌肉的活動能力，利關節、強筋骨，從而達到去病延年的目的。

佛教傳入我國之時，欲求長生之術的風氣正在國內盛行，伴隨佛教而來的古印度養生之術及佛教調攝之法正符合當權者的心意。因此，隨著佛教的盛行，佛教及古印度養生法傳入我國，被醫家所學習並與中醫學理論融合，豐富了中醫學的養生觀念及防疫之法。

來源：人民政協報